嗒、嗒、嗒、嗒……高跟鞋的响声在幽长的弄堂徘徊。步子有些迟疑，鞋跟磕绊在滑溜溜的青石板上。是醉了吗？她想。倒真不如醉了。
母亲用最后一点钱买了一张前往香港的船票，颤抖着塞进她的手里：“囡囡，今后只能靠你自己了。”又从胸口掏出一只荷包，硬生生塞进她的手里。她摸得到，里面是一只金镯。港口人群熙熙攘攘，周遭人声鼎沸。她没开口，望着面前这个皱纹丛生的迟暮美人，她只能默然。
下船，她便当了那只手镯。做了一身苏州提花绸旗袍，素色锦缎，雕琢羞赧的娇桃，小小的坎肩与立领，“笼烟眉”、“含情目”，衬得她年方二九的凝脂脸庞多了些妖娆。
她挺起胸，扬了扬小巧的下巴，就这样在香港城游荡。何时没有了钱，何时就食下街边的甲子桃，也算体面。出生在苏杭小城，父亲只是小小饮水之官，却娶回了秦淮河边的花魁。母亲经营着一家酒坊，酒客繁多，自早至晚人流如潮，她自知自家制酒用料粗糙，定不是什么桂酒椒浆，酒客只是为了一睹“当垆”美人而已。她继承了母亲“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编贝”的美，自小在酒坊帮忙，见惯了母亲与酒客肆意地嬉笑怒骂。曾有乡绅的少爷常在买酒时对她轻佻几句，说将她娶回家，她便扔下酒瓢，拂袖离去，留下一阵香风。酒客都说：“囡囡不似她阿妈啊！羞涩的呢！”怯懦的父亲终于在她十六岁时患上肺痨，不久便死了。母亲与父亲虽不是琴瑟和鸣，但念在夫妻情分，到底消沉了些时日。酒坊重新开业，战争却开始了。没有人再来买酒，人流滚滚奔向城门。母亲卖了所有东西，准备带着她投奔上海的叔叔。谁知到了上海，才发现日本人早已将炸弹扔到了南京路，叔叔没有找到，她们却已几日未食一餐。穷困流离，她从未体尝人间心酸，逃难的路上却统统尝了个遍。
想到这些，她眼中不由得结上一层水雾。想起上海那些凄苦的日子，母亲瞧见在沪的洋人晒出洋装，便毛遂自荐去做洗衣婆。上海冬日的酸冷渗入骨髓，冰冷的水花蚕食着母亲的美貌与命数。而她在阴湿的石库门里做些手工活，黯淡的日光与微小的针眼，她愈发看不清这世界了。窗外的警报声时时响起，十里洋场的歌舞厅却夜夜笙歌。有青红帮的马仔尾随她回家，强迫母亲送她去歌厅做“流莺”。打发走马仔，母亲看一眼她只说：“侬莫走阿妈的老路。”翌日，便买了船票。她不知送走了她的母亲是否还能过活，女子在世不都似雨中芭蕉，疾风骤雨便要了她们的命。
她摸摸荷包最后那一张薄纸钞，走进一家西餐厅，点一杯最便宜的黑咖啡。她盯着窗外在风中微微颤抖的甲子桃，青葱般的手也开始颤了起来。铁勺触碰咖啡杯底的声音，令她不寒而栗。“这是此生最后一杯咖啡了”，她想。喝完，她站起身，抚平旗袍的皱褶，款款走向那棵甲子桃树。
手刚刚碰到花瓣，却感觉被人一拍肩，“小姐，我家少爷想请您去府上喝杯咖啡，不知能否赏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