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有棵歪脖子酸枣树，下面坐着同样歪着脖子的阿贵。风吹树动，斑驳的树影笼在他脸上，皲裂的皮肤似树干般粗糙。他听着熟透了的酸枣咕噜咕噜滚了一地，又斜眼看着几只雀儿停在果子上，想着这群小家伙吃饱了踱步的样子倒像极了村里的老家伙。
阿贵年轻的时候也是风云人物，几年前中了风才成了歪脖子阿贵。挺拔的腰板像是折断了似的直往下坠，迈起步子来又轻又慢，把往日的威风都踩散了。又因为口水常常不听话地顺着嘴角落到衣襟上，原本就沉默的他更不喜说话了。唯一的盼头，就是坐在村口的酸枣树下等二女儿。
他和老伴养了三个孩子，不想老了落得这般田地。
大儿子有出息，在城里娶妻生子，人人都说是他拣了高枝儿。儿媳家境富裕，亲家又在事业上仔细帮扶着儿子，阿贵自惭形秽。然而过年别家儿孙满堂的时候，他和老伴却只能守着窗户看烟花，相对无言。有一年中秋两人好不容易带着孙子回来了，儿媳待到傍晚时就嚷嚷着要回家，说在茅厕里拉不出屎来。儿子起初不理，儿媳的脸耷拉到了锁骨，孙子也哭起来，闹哄哄地不成样子，最后还是在太阳落山前离了家。阿贵记得，那个中秋，月亮的清辉好像落成了刀子在割他的心。
宠着长大的小女儿，命运却最坎坷。先是执意辍学，任他怎么劝也不听。后又早早地结了婚，女婿是个意气用事、没半点墨水的草包，捅了镇上的混混一刀就带着女儿逃到深圳去了。一声告别也没有，三个月以后才托邻村打工的阿妹给他报了个平安。后来安顿下来，女婿开始去码头上做苦力，女儿摆摊卖些小玩意儿。为了不被城管逮着，她常常换着地方摆夜摊。每当地里起了露水，阿贵的眼睛就泛起白雾，想着小女儿如同秋天的野草一样在摊边摇摆。
二女儿小时候木讷，不像大儿子会说漂亮话，也不像小女儿调皮娇气。村里人以前都笑她，像只路边踢了两脚也不叫唤的狗。读书时也中规中矩，后来学了门理发的手艺，嫁了镇上一户人家。每月十五，她会赶两个村的集帮人剃头，动作干净利落。再从集上买些猪肉和凉菜，叫一辆摩的，一路尘土飞扬，直到看见歪脖子枣树，就到家了。吃过中饭，她还帮着两个老人洗洗晒晒，然后搬着竹椅坐在树下陪两个老人唠嗑。
虽然孤独，阿贵和老伴还是会想着法子让自己高兴，村口的酸枣树就是他们最大的慰藉。夏天每到了黄昏，两人就早早地洗漱干净，换上素色衫子到树底下乘凉。老伴儿拿着蒲扇，轻轻地晃，偶尔起身去拍他身上的蚊子。萤火虫不知是哪一年就消失殆尽了，雀儿却因为满山的荒树多起来了。到了酸枣成熟的季节，他用竹筐拣了回去认真洗净蒸熟，老伴儿摘些紫苏叶，取了辣椒面和白糖把酸枣肉捏成小团。风干几日，别有风味。
四月，一场大风吹断了枣树的一枝。纸糊的窗户湿透了，阿贵看着老伴痛得蜷缩成一团，像个刚生下来的小孩子。屋外是风声雨声，屋里是她的哀嚎声。“叫孩子们回来给我送终吧”，老伴儿几乎是喊出来的。阿贵哭了，掏出手机挨个通知了三个儿女。他把她抱在怀里，这个为他生儿育女的妻子一辈子都把心悬着，为了这个家扛下了太多。她叫他不要哭，一个人也要好好活着，叫他靠自己。
雨停了，老伴儿身上的余温散去。他把门板拆下来，把她抱了上去。二女儿最先到家，几乎哭倒在地。儿子儿媳一大家子也来了，他们的亲家像是乡村游一般地兴致勃勃，大手一挥叫儿子把葬礼办得风光些。小女儿，老伴去世前声声叫唤的小女儿第三日才到家，终究没能见到入棺前的最后一面。
吵闹的葬礼上，喇叭吹得阿贵震耳欲聋，心里和大鼓一样七上八下。鞭炮放了又放，空气里满是喧嚣的气味。阿贵戴着白托头，斜靠在歪脖子酸枣树旁，从无声啜泣到大声哭起来。大家都在宴席上大吃大喝，吹牛聊天。
没有人关心阿贵，就像没有人关心这棵歪脖子酸枣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