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张裕钊

张范津

对于张裕钊的了解我是从南宫县学碑开始的，碑文中“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的宏论，所设计的以“明体达用之学”通达“风会之变，人才之奋”的路径，切中肯綮，令人顿生高山仰止之感。之后再看他那张现在见到最多亦或唯一一张“标准照”，头戴清季特色官帽，二目炯炯，胡须卷曲浓密，随觉威严、冷峻之气扑面。加之出于对张裕钊这位一代硕儒，清末著名教育家、书法家、古文家的敬仰，因此，一提张裕钊，大脑里马上就会出现一个古板倔强、方正质朴、耿介严肃的老者形象，以至有意无意的模糊了本真的张裕钊，拉开了与这位硕儒名家本来就实不能至的距离，把他俨然变成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

随着对张裕钊作品阅读量的增加，特别是读了他与挚友吴汝纶的通信，在这个私密的空间中才发现他们朋友间原来也有嬉笑、打闹、捉弄、互嘲，他们优雅的调侃、机智的“狡辩”、“公正”的“逼贷”、潇洒的自夸、豪爽的承诺，或让人捧腹，或让人淡笑，或让人错愕，由此对他的认识发生了一个质的改变，脱掉圣人光环的张裕钊，其实也是一位血肉丰满、幽默风趣、充满七情六欲的凡人。

一

范当世（1854-1904），字肯堂，江苏南通人，乃当代著名书画家范曾的曾祖，有《范伯子诗集》传世，《清史稿》和《续碑传集》均有传。范先后师从张裕钊、吴汝纶，与张、吴既有师生之谊，又是至交密友。范肯堂才华盖世，但生活艰辛，命运坎坷。9次应试，均未得第。他的原配夫人吴氏不幸病逝后，范怀念至深，誓不更娶。对于范肯堂的续弦，其父及家人屡次催促，张裕钊、吴汝纶亦百般相劝，但均被范以种种借口拒绝。功夫不负有心人，吴汝纶经多方问询比较，觉好友姚慕庭之才女姚倚云与范班配，向其介绍后，坚持六年不娶的范肯堂终于被说动。对于这一成果，吴既觉欣慰无比，更感功莫大焉，于是写信向同样关心此事的张裕钊“邀功”。“范肯堂已为媒说姚慕庭之女，范府已允诺矣，执事能不佩服我乎！”（《吴汝纶全集》黄山书社2002年9月版第3册第46页）岂料洞明其实的张裕钊却故作绷嘴之姿，不但不买其账，反而“诋毁”其功，“肯堂婿于姚慕庭，甚善，闻之喜慰无已，此自有潜移密运于其际者，而阁下自以为功，甚矣，我公只好誇也！”（《〈论学手札〉助读》湖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张裕钊无非是告诉吴汝纶，范、姚之配本是良缘由夙缔,佳偶自天成，即非如此，也“自有潜移密运于其际者”，与你有何相干？然而，事实总归是事实，忿恚吴心之后，又复信好言慰之“肯堂议婚姚氏，已定约，闻之至为喜慰，公可谓有功于肯堂矣”。（同上，第194页）其调侃之优雅，令人赞叹。

二

提携学生既是为师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师者的美德。对此张裕钊一直笃行不悖，当从吴汝纶处得知永年县有一空缺时，他立即向吴推荐自己的学生纪海帆替补。经吴运作答应后，纪海帆却以“其家距永年且七百里，家有老亲，未敢远离”（《〈论学手札〉助读》第5页）为由予以婉拒。其后枣强县会考，欲觅协助判阅文卷之职的襄校，张裕钊又向吴汝纶力推其学生沧州人张化臣，并极言张化臣堪当其任的优势，“化臣特耿介，不能俯仰随人，处教读（牍）书启之类，恐难协俗。然能辨文字佳恶，尤严于义利之际，襄校一席乃正相宜耳。”（同上，第11页）得到吴汝纶认可后，岂料又发生变故。原因是“张化臣须月杪（音秒，月底）乃至，而枣强当于廿七日开考，势不能待”,只好另“荐书院中白生名钟元者往矣。”并言“此生文义颇优，人亦甚历练，或当不辱尊命耶！”（同上，第15页）巧说不如会听，况吴汝纶何许人也？岂会受其“蒙骗”？他当即复书予以“戳穿”。“昨接复书，知化臣现未在省，改荐白君，以应枣强之聘。今新河拟定五月初十日开考，仍令奉迎化臣，不知近日化臣已至否！凡尊处属荐之人，往往不能赴约，即此足见山长之威令也。”（《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46页）事有凑巧，张化臣如约而至，张裕钊顿时底气充盈，得理不让，随即进行了反击，“张化臣已于前月廿七日来此。新河襄校可无负约之责矣。永年之役，海帆以亲老不往。枣强之役，化臣以归省未至。能使门人不以利遗其亲，适足见山长教泽之美，来书讥我威令不行，夫山长其尚威令者哉？”（《〈论学手札〉助读》第19页）以非为是，真可谓极尽狡辩之能事了。

三

黎庶昌(1837-1898)字莼斋，贵州遵义人。近代散文家、外交家，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弟子”。而与张裕钊还有姻亲之谊，张裕钊之长子後沆之妻即黎庶昌的长女。黎庶昌赴日公干，无奈囊中羞涩，欲向亲朋借款。不知是张、黎合谋做局，还是出自黎庶昌本意，借款目标直指吴汝纶，更奇怪的是黎庶昌未亲自出马，而是由张裕钊“代劳”。

光绪十三年七月廿五日张裕钊寄书吴汝纶称“昨得黎莼斋书，日前已抵都中（京城）。而长安居大不易，欲恳阁下以二百金相假，嘱弟为转达，谨以奉告，伏俟尊裁。”（《〈论学手札〉助读》第23页）这里“转达”和“谨以奉告”六字，意在强调其“公正”和不持立场的态度，我只是代为“转达”，而之后我便“伏俟尊裁”了——事不大，你看着办。其实张裕钊那肯“俟”其“裁”定呢？至八月初一日他在与吴的通信中再提此事，“廿五一函，则黎莼斋欲与阁下通挪二百金，嘱为转达者也。”（同上，第28页）尽管仍是“嘱为转达”，仍是与我无关的口吻，但字里行间所转达的信息，实与“代裁”无异了。在张裕钊的撺掇下，吴汝纶若再不“出血”岂不有悖兄弟情谊？经张裕钊几次“转达”，吴汝纶才将款项汇出。二百金收到后，八月十六日张裕钊回信称“所寄莼斋二百金已收到，当即为转致。”为不使吴心疼，张顾左右而言他，并特提其弟之“好事”，“令弟即日履新，闻此喜慰无已，此天所以相足下，将纵其心之所欲至而益昌之也。”遇到如此好事，理当高兴。转而再提借款之事，“莼斋仍出使日本，足为吾党喜幸”，（同上，第33页）一提“令弟”，二提“吾党”，都是“我们”的喜事，于此之际，你高官厚禄的吴老弟出“二百金”岂不正当其时？不料张裕钊费心筹借的款项没有派上用场。八月十九日张裕钊致吴信称“顷莼斋有一函嘱转寄，发而视之，则谓渠（代词，他）已陡然富贵，嘱筹之款请作罢论，而此项已于前日汇去矣，敬以奉告。莼斋函并附呈，希察入。”（同上，第35页）特别令人生疑的是，为何此信“附呈”黎莼斋函，而前两次催款不“附呈”呢？岂不此地无银？至此已捧腹矣。

四

在《尚书·禹贡》中有:“淮、海惟扬州。彭蠡（鄱阳湖）既豬(猪)，阳鸟（鸿雁之类的候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太湖）厎（音底，水去后其地已致平复）定。”（淮河与黄海之间是扬州。彭蠡泽已经汇集了深水，南方各岛可以安居。三条江水已经流入大海，震泽也获得了安定。）的记载。而《周礼·职方氏》也说:“ 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后《汉书·地理志》亦云“淮、海惟扬州。彭蠢既豬,阳鸟逌（音优，悠闲自得）居。三江既入,震泽厎定”。“两经一史”都是权威著作,都记“三江”,而人们却找不到“三江”的位置,致使“三江”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一大公案，招致大量破解立说者。为此张裕钊也试图做出自己的解释，然而他的解释却并未得到挚友吴汝纶的认可，为此两人展开了一场率直、坦诚的“论战”。

对于这场文争，张裕钊是抱定了“必不为强敌屈也”（《〈论学手札〉助读》第11页）心态的，为了赢得这场论争，他并且还运用了一些小伎俩，突出表现就是欲扬先抑、“色荏内厉”。他一边磨刀霍霍，发动学生查找资料，在莲池书院“以禹贡三江课诸生（以禹贡三江为题让诸生写一篇文章），”尽管“颇乏称意者。”但毕竟仁者见仁，在此基础上“乃遂自作一篇”（同上，第155页），寄呈吴汝纶，此文该为张裕钊论三江的滥觞之作，很有新意。但吴却称该文未“主班志”（未以班固的《汉书》为依据），有悖经典。对此张裕钊虽“未敢苟同”，然而表面上仍谦称“裕钊之考证经说，不过偶遇一孔之见。强作解事，生平实未尝抟心揖志于此。前以拙稿呈教，特欲问其文之可存以否，而所论之是非，盖犹其次焉者。”（同上，第11页）极言自己所持观点不但是“一孔之见”，而且还是“偶遇”，即俗语之“瞎碰”。因此只有讨教之意，没有争辩之想，一副软弱之态。此后因教务繁忙，且又以“此等与经义不慎关得失”为由，未去触及此题，只投其石，却未得其路。而吴汝纶却误以为张裕钊之三江论战虎头蛇尾，没有了后劲，并谑称其文所述“外托高言，中实怯懦”（同上，第15页）。吴的揶揄，使寂寞中的张裕钊为之一振，或曰正中下怀。他立即回敬说“何乃轻敌若是？少暇，必当建大将之鼓旗。回车角逐，即看斫树收穷庞也。阁下乃谓齐城遂已下，公然坐大乎？”（同上，第15页）这里张裕钊一改以前“软弱”之气，尽展自夸之态，我旌旗所指不但象孙膑那样智取庞涓，而且还能效田单以莒、即墨两城展开绝地反击，夺回全部齐城。吴汝纶也不示弱，当即质问“三江之事，不知穷庞何在，似以交绥（谓敌对双方军队刚接触即各自撤退）为善”（《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46页）至此，张裕钊已经意识到已到使出杀手锏的时候了，因此回信称“三江之事且听下文分解，今阁下乃偷欲休（偷安而不欲发兵）耶？”（《〈论学手札〉助读》第19页）此处张偷换概念，将吴对他“似以交绥为善”的挪揄，“反诬”吴身曰“今阁下乃偷欲休耶？”而如何“分解”？张则给出了意想不到的答案，到那时你我“尊酒细论。我两人或当有涣然怡然之一日也。”（同上，第21页）九天之后又将《禹贡三江考》的煌煌长文寄至吴汝纶案头，以切实的行动展示了自己既“嘴硬”更“文硬”的实力。

五

张裕钊书文皆佳，更以书法名世。他“集碑学之成”别立一家门户，是清末碑派书法的代表人物。其运笔，横竖点画挺拔，转折处外方内圆，长方结体，墨迹饱浓，内敛精气，外显墨彩。对于张裕钊的书法，清末著名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思想家、教育家康有为评赞说：“其书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甑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广艺舟双楫》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页）。

对于其书张裕钊亦不自谦，尝自谓“ 古文吾亦犹人，书法当独有千古。”（《 清国史·张裕钊传》中华书局1993年6月版，第12册741页）他在给吴汝纶的信中说“惟拙书乃颇益长进，独以此沾沾自喜且自笑。”（《〈论学手札〉助读》第108页）因书名甚盛，因此求书者众，致使应酬不暇。如为了让张裕钊给“李氏”书写寿屏，吴汝纶甚至巧做肉麻之奉承。“鄙意以为寿屏之作，不重文而重字。贺客遇屏读其全文者甚少，但见字佳则以为善。不独今之寿文然也，凡前代碑记志铭遗留今日者，亦皆字工而文劣。欲求执事降屈椽笔，为我书此寿文，则文劣正自无妨，不忧李氏子孙不奉为传家至宝也。此事在弟如晋文之召大王，在执事，则如夷王之迎觐者。”（《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40页）当然对于吴汝纶的求书，甚至代人请托，张裕钊一向是有求必应的，“有恳代求拙书者，可嘱其先备佳纸，俟至尊署，当为快书以塞众望。其纸必玉版宣。杂色纸惟冷金笺、雨雪宣、大红蜡笺三者差可（他色者不能写），其余诸纸，必不敢书也。幸豫告之。”（《〈论学手札〉助读》第160页）真可谓豪爽之至。因此，当得知张裕钊欲作冀州之行时，吴汝纶立即写信“承示，明岁新正辱临敝邑，不惟某私慰饥渴，将使一州人士获瞻当代师表，其为荣幸，岂可言状耶！求书者众，均已各购名纸以待侍史矣。”（《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52—553页）此时的张裕钊该是何等受用？

                            2014年4月13日

                            2014年5月23日

                            2014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