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会问,你结婚了吗?
很少有人问,结婚后你幸福吗?
子女结婚,更是父母了却的一桩心事。从此以后绝口不提,谁会关心地问,你过得幸福吗?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结婚了。都幸福的生活着。只有一少部分人,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清楚不可以依赖任何人,单身的日子可以过的有声有色,谁还会着急着结婚呢。
所以,许多优秀的女孩越来越不想结婚。
那天看一本书《一生半累--陆小曼》,本是想看看徐志摩的家书。没想到这本书中,触目惊心感动落泪的却是,因为描写张幼仪的一篇文字:
这年秋天,一直有着众多佣人伺候着的张家小姐、徐家少奶奶张幼仪,只身带着行李,来到了除丈夫外举目无亲的英国。
迎接她的,却是徐志摩的厌烦和冷漠。这兜头兜脸的一瓢冷水,让她从头凉到脚。晚年的她回忆起当时这个场面,还忍不住唏嘘:
“他斜倚着尾甲板,不耐烦地等着上岸,然后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就在这时候,我的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丝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装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也辨得出是他,因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表情的人。”
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个冷漠蔑视的眼神让这个坚强的女人唏嘘一生。也正是那一种莫大的冷漠与蔑视给了她勇气。
最初徐志摩在看到她第一眼就说:“乡下土包子。”她出身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仁厚善良得到了公婆的认可,却被自己的丈夫嫌弃到从不正眼瞧她。
婚后四年,他们相处的时间加在一起大概只有四个月,无论她说什么,他总对她说“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为了追求林徽因,他冷酷地对张幼仪提出离婚,完全不顾她已经怀孕。 她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 他答:“还有人因为火车肇事死掉,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她在德国生下二儿子彼得,身边没有一个人照顾,他却追到柏林要求离婚,还写下了那句著名的“无爱之婚姻忍无可忍,自由之偿还自由”。
当她提出想征得父母意见之后再离婚时,他急了。 他一迭声地说:“不行,不行,你晓得,我没时间等了,你一定要现在签字,林徽因要回国了,我非现在离婚不可!”直到那一刻,她才知道自己丈夫真正爱的人是谁。
最终,她成全了他。
她在离婚协议上迅速地签好字,眼神坦荡地递还他说:“你去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太太吧!”
她其实可以不签字的,或者也可以在签字后,在徐志摩父母的撑腰下反悔。但是她不愿意做那把秋天的扇子,不再有任何的用处。
在那样一个年代,顶着离婚被众人非议的压力,她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在异国生活。
而离婚后的她简直像一部逆袭大剧。张幼仪带着一颗破碎的心辗转德国。边工作边学习,学得一口流利的德语,她严肃的人生理念契合德国严谨的工作作风,找到了自信,找到了人生支撑点。张幼仪将自己的一生分为“去德国前”和“去德国后”——去德国以前,凡事都怕;到德国后,变得一无所惧。
去德国前,她大概是什么都怕,怕离婚,怕做错事,怕得不到丈夫的爱,委曲求全,可每每都受到伤害;去德国后,她遭遇了人生的最沉重的怆痛,与丈夫离婚,心爱的儿子死在他乡,人生最晦暗时光,如一张大网,铺天盖地笼罩着她,一切都跌至谷底。
伤痛让人清醒,就在这时候,她忽然明白,人生任何事情,原来都要依靠自己。别人的怜悯,搏不来美好的未来。离婚丧子之痛,让张幼仪一夜长大,羞怯传统的家庭妇女,一瞬间转身成为铿锵玫瑰,就算风雨狂暴,她无所畏惧,很快开创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精彩。
她继续读书,完善自己,在1926年返国后,去东吴大学教德文,后来又转战商界,成为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云裳服装公司总经理。同时张幼仪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在54岁时,再嫁给一个姓苏的医生,苏医生对她很好,两人共同度过了20年温暖的日子。
晚年张幼仪,对爱的定义,堪称经典。有人问她爱不爱徐志摩,她答道:“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的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这样的回答,厚积薄发,就像一个依靠勤奋取得好成绩的学生,远兜远转,嘴上谦逊着,可内心磅礴的自信,无意中,还是渗透出一种剽悍。
也许是爱,也许不是。最重要的是,人生的那段经历使她成为了更好的自己。如果不是曾经跌入谷底怎么可能有绝地重生的蜕变。
张幼仪在后来,坦诚地说:“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
糟糕的婚姻不可怕,它就像一所学校,你在其中经历了最钻心的疼痛、最委屈的磨炼、最坚韧的忍耐、最蚀骨的寂寞、最无望的等待,然后用饱经考验的心面对未来。还有过不去的坎吗?
最怕永远面对的是过去。背朝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