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也是一个人梦想启航的地方。习近平总书记曾告诫我们：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画荻教子讲的就是家风的故事。这些年，作为一个学做父亲的我，深谙家庭、家教、家风重要，组织家庭成员认真研读《颜氏家训》《曾国藩家书》等书籍，学习交流感悟和启发，从核心价值的层面定家规、背家训、正家风，很多同事、朋友夸我家风好。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说到家，在我童年记忆中细思极恐。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而我小时，父母并不懂帮我们系扣子，我家甚至连扣子都没有。所以一路走来，深感家教缺失之害，家风不正之痛，所以，当我长大成人，重构家庭、重塑家风是一场救赎，是一场“抢救”。
我的家乡是一个山洞村庄，清朝末年，由于战乱，祖辈跋山涉水避难于此，这里独特的地域风貌和风土人情曾被载入上海世界吉尼斯记录，被外界美其名曰为“天下第一奇村”，上初中时我曾在作文中用“高山不见一土，平地不见半亩田”描述过这里。在这个崇山峻岭、信息闭塞的大山间繁衍生息，在生存的阵痛中负重前行。苍山无言，这里每一片屋檐都有故事，每一片瓦砾都是一种诉说。
我的母亲生于1949年，本来新中国的成立是一场喜庆的伴随。而母亲并不知道是这些，她不会憧憬，也没人祝福。由于清匪反霸外公在我母亲出生那年被执行枪决。我的爷爷死得更早，我只是听说在父亲很小的时候。 由于家庭变故，母亲曾是两次弃婴：一次被挂在山中的树上，因为二姨心疼，背着家人救了她；一次又被送给当地的苗家，母亲歇斯底里的哭喊让二姨又一次把她背回家。后来，她和比她大几岁的姐姐相依为命艰难地长大，至今问起她们只是摇头，不愿重提。
我的父亲是一个老高小生。由于爷奶死得早，从小随三伯生活。以三伯为代表的峰岩洞人非常重视教育，虽然光景并不好，还是节衣缩食供父亲上学。父亲从小读书用心，紧缺的教育资源限制了很多人的想象，那时很多人能上几天的学已不容易，但三伯还是一直让父亲把书读到尽头。
小学毕业，广南八宝的高小决定在南屏、黑支果两个乡镇选一个第一名去读书，结果选上了我的父亲。父亲带着三伯给的盘缠，还有他的梦想，到了高小的学校，由于交通不便，他要走一天的山路。来来回回，走走停停，父亲希望能从那路永远走出大山，一直走到山的那一边。
然而，拼搏并不意味着成全。三年的高小父亲虽是班长，各科成绩遥遥领先，把一首毛笔字写得行云流水，但老师还是告诉他，由于家里成分是地主阶级，父亲升学无望，要他立志奔赴农业。在八宝高小的最后一期黑板报上，父亲完成了读书生涯最后一次书写，在《红岩》读后感中他写道：《红岩》读完，百感交集。现有一切皆为如江姐这样的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如今山河一统，然我辈读书无望，只能按毛主席指示到农村去。我寄希望于将来的孩儿接过我手中的工具，去开拓辽远广阔的天地，使他变成富饶美丽的米粮川。
往昔之所以美好，是因为有了现实的参照。父亲辍学回家，在理想和现实的“牢笼”无法自拔，因怒生病。性格变得固执、偏激、易怒，彻头彻尾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
母亲14岁就嫁给父亲。先后有了大姐、哥哥一共六姊妹。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一家都是在父亲的打骂中长大的，几个姐因受不了他的脾气基本没上过学，老早就原则远嫁，哥哥也没念几年书就辍学打工。至此，姐姐嫁给了生活，哥哥选择了逃离。父母给了他们生命，也给了我。他们可以走，我却还很小。
六岁时，由于没人照料，父亲找了几本旧书把我送进山洞的一师一校陪练，我的小学就这样出人意料的开始，由于成绩不错被老师收成正式生，毫无意料的被老师“转正”。读完一年级，要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到更远的学校读书，我也不知道摔倒了多少次，但始终很早就起床以同伴同行上学，那时我最纠结并不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最害怕的同学们异样的目光，他们的目光里，有对我和我家轻蔑，他们认为我们家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家，父亲的高频率的打骂声不仅是我家的噩梦，也是一个村的噩梦。 那时的我，最害怕的是就是回家。因为父亲总有无数的理由喋喋不休，随时暴跳如雷。在他的字典里，似乎没有别人，只有他的世界。
山林不向四季起誓，荣枯随缘。我的哥姐由于家的缘故，不知未来地作践未来，大姐嫁给一个酒疯子，至今仍陷入深深的不幸。三姐嫁到一个拐卖出名的村子，潜移默化违法犯罪被判了13年的有期徒刑。四姐嫁给一个赌鬼懒汉近年离婚。二姐由于从未上学愚昧无知，生病不知求医问药，而是信神信鬼在我工作那年与我阴阳两隔。这一切，一直在我心中隐隐作痛。我，是这个家唯一的梦想。
从小，并没有人告诉我什么叫梦想。只是有一种力量一直在支撑着我，我得努力从那条父亲走过的路走出山外，那个家里装不下哥哥姐姐的梦，我也不会例外，只是我们选择的方式不一定都是流浪。
小学毕业，我顺利考上了初中，那时一个小学能考上的初中的人也屈指可数，在上初中红榜下，我对着自己的名字看了很久，我的梦想像红榜背后的厚厚的墙。
在那个九月，山里的日出从早到晚，蝉鸣像在呜咽着一节秋来。一口锅、一个我，一个木箱成了我第一次出山上学的图景。我并不知道初中在哪里，我读完小学都没上过街，并不知道山外是什么。走了四个多小时的山路，一身泥泞找到学校，然而吃什么、用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在我身上这样的稻草不仅仅一根。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的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初中的第一课在凌晨的广播里开始，从旋律中，我似乎看到了我走在宽阔的马路上，父母在对着我微笑，哥哥姐姐也在看着我笑，看着我走过那个离乡的山梁，他们一直在向我挥手，在大声的祝福我，明天会更好！
可我还是一个初一的学生，我的梦想从这一天必须以崭新的状态再起步，对我来说每一天都是出发。我每一天都都会情不自禁的问自己，是不是已经足够努力。可是，做梦的人也需要吃饭，那时我最大的困扰就是下课了去哪里吃饭！
三年的初中，我看到同学们的父母总在校园里络绎，校园的一角，总看得见别人的家长对自己孩子千叮万嘱、嘘寒问暖，而我，总在书桌上隔窗望外。我仿佛看到我的父亲带着含笑的温存向我走来，哪怕来看我一眼也好。只是对我来说，这一切不过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冰雪里划亮的火柴，自我温暖、自我苏醒，然后自我照亮，其他的都是一场梦幻。
我的初中时闹着饥荒过来的，我并不会攀比，一个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学生又怎么敢攀比呢？那时，同学们一个星期家里都给三十块不等，而我基本上两个星期父亲给五块钱、十块的样子，有时父亲直接“老将不会面”。一次，在一个集日我找到父亲，从街头跟他到街尾、从街尾又跟到街头，上课预备铃响了，我说：父亲，我要上课了。父亲说上课就去嘛，我又没拦着你。就这样，我没要到一分钱就又赶到学校上课，因为迟到还老师甩给两巴掌。
世界很平凡，我像极了《平凡的世界》孙少平，食堂那个要黑面膜的人就是我。但是，我必须在辗转中蹉跎，不经风雨一定不是我。在学校里，我是起得最早的，睡得最晚的，老师说，成绩好的同学可以直接搬到教室里住，我是其中一个。在教室的最后方，一块塑料布半隔着我们的床就成了我初中的宿舍。在这个宿舍里，我们不用凿壁借光，教室里免费的白炽灯会照亮我们的梦想。
那时我怨过父亲，但并不是很理解父亲。在老家山洞里，他是勤劳的，他勤劳朴实，一个人离开大伯重新建房造屋。他精于算计，一个跋山涉水做小本生意。他吝啬抠门，每分钱都视为生命。他穷得干净，从来不鸡鸣狗盗。他对生活近乎拼命，他对儿女接近苛刻，但他总是告诉我们人要穷得干净，我们的求学日子还是比他当年要好很多。
“多少的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童年。一天有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初中毕业了，我们在“童年”的歌里各奔西东。我如愿考上了文山师范，看着那些和我一样金榜题名的同学和家长，我真的希望，我身边也有一个亲人拍着我的肩膀，夸我是个争气的孩子，带我去学校旁边那个早点店痛痛快快的奖励我一次。可是，我的世界习惯了孤独，成功属于我的造化，失败也是！父母已经给我了生命，我已经学会一个人去慢慢适应和消化这一切，成功、失败、快乐和孤独。
我要离开初中了，这个初中在我生命中充填了太多。这三年里，我理直气壮的在食堂了赊账200多块。毕业时老板就差打我一顿了，但是我告诉老板，我早晚会还他的。
又到一年上学季，全国拉网式的搞扶贫搬迁，我们老家举洞搬迁，每户补偿两万。加上我又要读到城里读书，这个火口上，父亲闹得很凶，喋喋不休没日没夜，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钱这么敏感，也许是生活无形的压力压得他好累。那刻，我想疯，我想放纵，我更想放弃。我问自己，这样无休止的追逐，是不是太自私。可是如果半途而废，我就成了这个家另外一种负担了吗？不行，即使身无分文我也得想办法把这个书读下去，我并没有选择！
中师的第一年，学费2000元，父亲给我1800块上路。我的第一个学期就开始了历史欠账。来文山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所发生的的一切现在已慢慢尘封，这三年，我学会了勤工俭学。有时身心俱疲的趴在学生宿舍五楼的窗台，浩渺的星空中，一轮明月弯弯，我又对着家的方向回望，一路走来留下那些深深浅浅的脚印，已在记忆中成为永不磨灭的印痕。
由于从小见识短浅，家教缺失，除了学到父亲身上穷得干净的风骨，我很不会和同学相处，时不时会做一些荒诞滑稽的事，有时也会无所顾忌、放浪形骸，更多的是把自己裹在自己世界，不招摇、不沉沦、不说话。
这三年，我还了初中食堂的200多块，要毕业的时候，我又差了中专第二食堂的1000多。三年的师范要毕业了，也是到跟老板“秋后算账”的时候了，那天食堂老板“老瘦”找到我，问题当然是还账，说如果不结清欠款，就要告学校扣留我的毕业证。我用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老瘦”来了一场辩证唯物主义的讨价还价，我叫“老瘦”放我一马，以后我会加倍还。老瘦的同意，为我的三年师范生活画下来句号。这三年，我自学拿到了大学文凭，还了初中食堂的历史欠账，我很庆幸，在无比艰难的岁月，我兑现初中时对食堂老板的承诺，并且以赊账的方式结束了校园生活的青春18。
我的人生就像一场赶考。在社会不断发展转型中，我们一次次经历着阵痛，那时文山的很多代中专生，在社会人才紧缺的时代背景里，青春永献壮乡苗岭。 我毕业那年，毕业分配的政策正式结束，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正式实行凡进必考，我以面试第一名的成绩走上了工作岗位。也就是即将可以靠自己养活自己的时刻，二姐因为受不了癌症的折磨选择了自杀，在我追求梦想的路上，她一直是我有力的后方和依靠。曾经的家庭已然无法改变，我即将可以通过我的方式去自己成长，并且改变我那个摇摇欲坠的家，对我来说，这是我人生最高光的时刻，我必须去找我的姐姐们庆祝——我设计了很多和她见面的场景，没想到当我再次见她的时候隔着的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姐姐的坟头哭得歇斯底里。老家亏钱姐姐的东西太多，我欠姐姐的还有一个未来。我带着姐姐的女儿到单位报到，路上我在护田绕绿的河水将侄女花花的脸擦拭干净，用五个指头梳理她全是打结的头发，我告诉侄女，从此舅舅就是她的父母，我负责陪她一起长大，就这样，侄女从我第一天工作就和我在一起，一直到初中毕业。
我工作两年后，我到文山还了“老瘦”的食堂欠账，在他的食堂，他请我喝了一台酒，他总是笑着往我碗里夹菜，然后频频举杯，说他没看错我。
后来，我浑浑噩噩结束了单身生活，和一个看上我的人来了一场闪婚，我来不及去判断什么叫爱情，因为我身上还有还有太多东西比爱情更重要。
我的婚礼出奇的简单，老岳母说给我买点家具，媳妇说我们结婚的地方只能安一张床，害老岳母骂了她几天几夜，批评我除了长得帅，一无所有。媳妇好像下足了赌注，说跟我在一起会有未来。我不知道我媳妇是为什么那么确定，但想起那场婚礼，酸酸甜甜就是我。
很多东西都需要一个人去经历，去犯错，去承担，去领悟，去改变，18岁工作至今，我当过老师、做过警察，从县乡到州府，换了很多岗位，扛住了很多诱惑。一路走来，父亲会时不时的夸夸我，也夸他自己，他说老家虽然很多人看不起他，但是硬气的一点，就是没偷过别人的东西。他叫我一定要学习这一点。 当灰烬查封了凝霜的屋檐，当车菊草化作深秋的露水，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从容面对荆棘。我很庆幸，在我的努力下，一切都在改变。
我一直没有忘记，我为什么要努力，为什么要出发。我得通过一切方式，去重塑我这个家，让父母也看看外面的世界，去经营一个家的温暖，这是一个儿子基本的责任，也是一个男人最大的梦想。
后来我们有了孩子，我借口把母亲接出来，可是没几天又被父亲追到家里把母亲骂了回去。他说我们根基不稳，来了会增加我们的负担。再后来，由于母亲生病，我回去叫父亲一起出来和我们生活，他很不高兴的样子，他说要接接你妈就好了，我死也要死在老家。
父亲的善变我一直不是很懂，我开始和父亲讲很多道理，可是父亲就是父亲，他说他会过好他的日子，他不会增加我们的负担，也希望我们尊重他的选择。
母亲和我们生活了几年，父亲还是老样子，不过问、不出来，虽然脾气还是很大，只是话越来越少，脸上皱纹越陷越深，爬满两腮的胡子、头上依稀的白发仿佛在告诉我，你讲你的道理，不影响我慢慢变老。
2019年，母亲因为脑瘤手术在重症监护室度过了30多天，在医生下病危通知的那刻，我问父亲，要不要来看看妈妈，我开车来接您。那晚在农村老屋，我和父亲说了很多，我说父亲，曾经我写信骂你，说你有苦劳没功劳，现在这句话要换过来说了，还是出去跟我们一起居住吧，顺便看看妈妈，贫贱夫妻百事哀，可是一日夫妻百日恩。
父亲还是抽着他的烟袋，一会儿起身去看看牛马，一会儿有上楼看看刚收回来的玉米，嘴里嘀嘀咕咕……这次回家，我看见板墙上他用粉笔添深了几个电话号码，那是我和哥哥、姐姐的电话。我初中时填在墙上的奖状被他擦得清清爽爽。我在老家的堂屋走走停停，和父亲相顾无言，我看见神龛的角落，各种感冒、胃病、风湿的药品琳琅满目。
山里的夜空，又是一片虫鸣蛙声，父亲提着旱烟袋，手执一缕、绵绵不绝，他用香杆频繁点亮的烟丝像夜空的流萤，钻进我的心扉。
这次，父亲还是没来，他说家里丢不开，他告诉我，尽力就好，你妈挺得过来，是你们为儿孙积的福德，救不回来，也是她的命。我看着父亲，沉默不语，转身带着女儿离开。在离家的山口，我停车驻足，和女儿回望老家的洞口，依稀灯火望秋深，染尽小楼几层。我问女儿，你说爷爷怎么总是不跟我们出山生活呢？女儿看看天空告诉我，天上的月亮和星星依偎在一起，也许就像爷爷和农村再也不想分开……
母亲救活了，只是再也不会说话。为了把父亲接出来，我想了很多办法，回去做了很多工作。
他答应了，又反悔了，反反复复，缠缠绵绵。
后面的几次，我不再和他讲道理，一直聆听他的诉说，他想做什么，我都答应并一定满足。后来，父亲同意了，他说党的政策好，这辈子没把你们几姊妹照顾好，可是力所能及的只有这么多，我看了，党的政策好，我就同意和你们一起出去，享几年的福吧，老家什么都不要丢，这是我们的根据地，如果待不得我，我就落叶归根。
最后他处置了农村的家产，我回去跟他办了一天的家务。细小处置稳妥，就剩楼顶的还未风干的玉米，他说要等那楼玉米卖了再出来，我告诉他，我已经为他找到买家了，您要四千块，有人说你钟的玉米是老品种，人家给你五千，明天就来收拾。他说，好，好，好。
我把五千块给了朋友，找了几辆车和几个农民工轰轰烈烈回老家把一楼玉米装车拉走，还有父亲一起。他叫我一定要带着香炉，从老家要一直要把香点到文山，说这样才不会断了香火。
我把父亲扶上车，给他系了安全带，然后把点着一枝香的香炉放在女儿的手里，打开天窗，在乡邻的目送中上路。父亲同行，想到《故乡》里鲁迅带着宏儿离家的情景，我仿佛听到车轮划过的不再是冰凉的石板，而是船底潺潺的水声。看着女人敬不释手的香炉，我也想到了希望，这希望也似父亲手制的偶像，也像我的偶像，茫远而又切近。
和我在一起的日子，父亲逐渐变得温柔起来。开始对我的表情变得敏感，开始顾忌儿子的感受，开始学会做饭，每天牵着母亲的手，走在这个城市陌生的巷弄里……
是啊，这才是一个家该有的样子!未来的未来，也许征程的迷惘会扯碎我的手臂，可我相信未来，还会给我这个家一双梦想的翅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