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法国革命论》
作者：柏克
成书时间：1790年
出版信息：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版
1789年的革命，震惊了全世界。当几乎整个法兰西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他那些昔日睦邻，他所在的欧洲大陆，正逐渐被一种深深的忧虑所笼罩。
此时的英国，很多人都在密切关注着数十公里以外的海峡对岸所发生的一切，有叫好的，但大部分人是警觉。（书中，作者对这两类人的形象比喻：“半打蚱蜢”和“几千头大牲畜”P114。）的确，对于新兴事物，相较于激情的法兰西，这一态度似乎也符合英国人相对保守、深沉的民族性格。
“冷眼”人中，有一位，此时正埋头写信，他在给身处法国的朋友，解释他自己对于这场政治事件的全部感受。
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年），“是18世纪下半叶英国最享盛名的政治理论家…”（译者序言P1）。有中译本（《埃德蒙·柏克：现代保守政治教父》北京大学出版社），称他为“现代保守政治教父”，可见这位政治理论家的“保守”是出了名的。（柏克的保守，体现在多方面，本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是他对于“传统”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的坚持；另一个，是对于等级制度的推崇。）
本书，完成于大革命岁次（1790年），是向世人全面展示法国大革命——这一人类现代进程中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的最早的几部著作之一。因其显著的保守倾向，译者称柏克——“西方思想界反对法国革命的保守派首席代表人物”（译者序言P3），也正因此，作者与他的这本书，在我国的影响力不大。
相较于正文的拗口与晦涩，本书的“译者序言”精彩。除了介绍作者并总结全书的基本思想以外，对于政治哲学领域，两种不同的基础理论——“天赋人权”与“人赋人权”——译者做了清晰的解释跟比较。关于“权力”的这两种理论，其代表人物，一位是卢梭——家喻户晓，另一位便是柏克——知者寥寥，两位的思想放在一起对照、品味，是不错的体验。
正如译者在序言中所说，卢梭、柏克，都强调自己的理论源于“自然”（译者序言P7），不同之处在于，卢梭着眼于“人”那先天的属性，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天然权利”，而柏克所崇尚的“自然”，更多是一种“约定俗成”，一种对于长久历史演变之下形成的各种“传统”的尊重和敬畏之情，在他看来，依靠传统的那种“自然”的方法和原则来行事，是明智之选、当然之选。
服膺于传统，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于人类的那些所谓“创新”精神、“理性”能力的怀疑和警惕，“创新的精神一般都是一种自私的气质和局限的眼光的结果。”P44 “由于召唤了自然之永不错误的和强大有力的本能的帮助来加强我们理性之易于失误而又软弱的策划，于是……”P45当然，作者绝非完全排斥“改革”，只是认为改革必须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之下进行，“改变”必须慎之又慎。
本书以书信的形式，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将作者的想法一一道出。全书，未做任何章节的划分，阅读体验不好，且文字拗口，大大影响对内容的理解。除此之外，对于本人所认同的那些理念，比如关于传统的正确与重要、宗教的意义、贵族的优秀、等级制的合理，作者的文字略显“情绪化”，希望不会影响到对作者思想的理解。
下面，对书中内容做一介绍。
“布道者”的危害，以及对于“三项权利”的驳斥
法兰西，作为欧洲近代文明的摇篮之一，在其国土上发生的这场颠覆传统的革命，引发了全欧洲的恐慌，书信虽是写给法国友人，但作者坦言，“我主要是担心我自己的国家的和平”P12。这种担心直接的来源，是作者注意到的当时英国国内开始出现的某些团体的言论，这些言论中主要涉及到的，便是一位普赖斯博士（Richard Price）的讲道。
在作者看来，这些“布道者”们既无知又险恶，他们将英国革命（光荣革命）的精神曲解后，“假货”被输送到法国，在巴黎进行再加工之后，又被投毒到英国。这些思想——在法国已被奉为圭臬——在作者却被视为“瘟疫”P119，那已经威胁到英国的治国理念和政治稳定。
在批驳这些关于涉及到自由、民主等观念的“假货”时，作者首先列举的是“布道者”们关于英国革命中，涉及到统治者的三项理论，即他们声称的英国人民已然获得的基本权利——“1、‘选择我们自己的统治者’；2、‘因其行为不端而废黜他们’；3、‘为我们自己建立一个政府’”P21，作者对此一一驳斥。
首先，英国的统治者（“光荣革命”以来的历代国王），绝非是被自由选举出来的，而是遵循了世袭制的原则——这是作者要竭力说明的，这种原则（传统）在光荣革命后，还被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了下来。王位继承的“确定性”，极其重要，作者珍视这一传统为英国的立国之本。他借法案条文一再强调“‘这个国家的统一、和平和安宁，在上帝之下，完全有赖于’保存‘其王位继承的确定性’。”P25
在对后两项所谓权利的驳斥中，我们可以更多地体会到作者的“理性”与“谨慎”。那些权利，听上去美好，但无法实现，因为根本就不具有可操作性。“废黜、推翻、重建”等等这些高光词汇，在作者看来，那本身就是危险的，而反观在《权利宣言》中，英国人的做事方法却是“不断的检察……弹劾……”P37，这种相对谨慎、渐变的态度和做法，显然是要靠谱得多。
（在对法国革命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作者多用英国的态度和方法做比较，这不仅方便了作者说理，也有利于读者的理解，但也略显了作者说理的片面。）
“偏见”的重要性
书中提到关于所谓“偏见”的理论，读来新颖，此处单独列出。
这里的“偏见”，其实就指包裹或区分于理性的那些礼仪、规矩、传统、形式等等被某些“启蒙者”诬为糟粕的东西。在作者看来，这些历史长河中的积淀，都是值得珍视的。
“理性”（特指书中所谓的“赤裸裸的理性”P117——也可理解为“纯粹的理性”），往往是分散的、矛盾的、坚硬的，它们需要那些柔软的“偏见”来沟通、联络、调和，然后才能使得整个“系统”良好运转起来。当然，作者绝无否定理性之意，只是肯定了“偏见”的作用：“偏见及其理性有一种使那种理性运行起来的动力和使之持续下去的热情。”P117
旧法国的王室、贵族、教士
本书P168~173，作者从人口、金融、工商业、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度等方面进行分析，来说明那个旧时的法国政府，之前的当权者们，干得还是不错的。在革命前的数年，法国已经在推行改革，一切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藉此，作者意在反驳革命者们在他们的攻击对象上，那一切夸大和恶意的“诽谤”。
当时的国王，在相关的著作中，都有对他比较一致的描述，对于这位路易，用的最多的词汇是“懦弱、犹豫、仁慈”，在柏克的眼中，那也是一位温仁的君主。通过书中的“译注”，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1789年6月他曾对卢森堡大公说：‘我决定牺牲一切，我不愿看到哪怕有一个人为了有关我的争辩而丧生。’”P179
关于王后——那位引来革命怒火的“万恶的妖女”，作者在她还是太子妃的时候，曾在法国见过她，一面之缘，便让这位英国人也加入到了这位法兰西女王的众多仰慕者的行列。“她闪耀得像是启明星”，“我以为哪怕是一个对她带有侮辱性的眼光，都必定会有一万支宝剑拔出鞘来复仇的。”P101——能感受到这是来自于柏克内心的真实表述。
对于贵族制度，以及对于法国革命前的贵族的评价，可参见P179~182。当时的法国贵族，其总体上是有教养的，是“温良和善”P180的，较之于普通人，贵族（阶级）有着更多的荣誉、勇气、忠诚、德行和爱国心。“人们用于给社会舆论建立一个团体，是短暂的尊敬得以化为永恒的那些制度。”——这在作者看来，是贵族制度的根本意义之一。他甚至鄙夷地说过：“我把这一切反对贵族的狂喊乱叫认为都只是一种做作。”P182
其实，通过“太阳王”开始的改革，法国的贵族已经从原先各地方的当权者，逐渐变成了养尊处优的宫廷附庸，当时那些国家管理上的失误，并不能归咎于这个群体。
对于宗教和教士阶层，书中也有类似的评价。在作者看来，“绅士（贵族）的精神”和“宗教的精神”的结合，正是欧洲近代文明的基石。（P105）革命对于旧体制的破坏，主要就集中在对于贵族与教士阶层的破坏上。
以上这些“革命对象”，在作者看来，他们大多是赞成改革，拥护宪法，同意部分放弃特权，如作者所言，当时的法国“绝对君主制已经结束了。”P177——一种形式上的“君主立宪”在法国已经比较顺利地实现了。
（对于国王、王后的描述，可参见P101、P112、P178；对于贵族阶层的描述，可参见P179~182；对于宗教的感情，可参见P121；在教会相关话题上，讨论英法两国的做法和处境，可参见P123~163；对于教士阶层的描述，可参见P183~192。）
法国革命，错在哪里
作为本书的内容主体，下面介绍作者对于法国革命，那些详细而具体的“批评”。
开始的一部分（相关内容见P47~P53），作者的遣词造句难免让人觉得有些“感情用事”。先看这一连串的对于革命的评价用词：“惊异、荒谬、荒唐、可鄙、轻率、残暴、愚蠢、邪恶”P13，继而有如下的评价：“由于追随这些虚伪的光明，法兰西竟以比任何民族所曾购买过的最确凿无疑的赐福都更为高昂的代价，买下来的不折不扣的灾难！法兰西用罪行买来了贫困！法兰西并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德行，而是她放弃了自己的利益以便她可以出卖自己的德行。”P49
发泄完，作者开始细数革命的各种“错”。
参政者的选择和那些幕后推手的问题
首先，重开的三级会议，那些参政议政者的选择上，就存在问题。关于这一点，作者表达了很多，究其核心——普通人（书中特别提到的是那些在议会中代表了第三等级的律师、医生、金融从业者）因其有限的认知、不高的德行，根本无法胜任他们的职务。这些人如果不幸成为了国家的主政者，用作者的话来说，那不啻于“向自然开战”P65。当然，我们不必怀疑作者只是片面的看重血统、名分，而不论其它，他也明白地表示，在从政者的条件选择方面，“德行和智慧”是唯一的标准（见P66）。
其次，法国的一小撮“心怀不满的有身份的人”P61（作者应该是指的诸如奥尔良公爵、普罗旺斯伯爵之类的重量级人物），他们是篡位和混乱的幕后推手。尤其让作者痛心疾首的，这些人的卑劣，损害了法国“国家的心灵”——柏克一贯珍视的那样的“一种自觉的尊严、一种高贵的骄傲、一种强烈的荣誉和竞争意识”P64。此处，作者还列举了另外一些同样有身份的人物（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吉斯、孔代、黎塞留诸人），拿他们的精神和行为来作比较，为的是说明法国这次革命的特殊性和危险性。
“简单、完美、纯天然”，这些都不应该是公民社会制度设计的特征
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人们为了获得约定之下的正义和自由，必须放弃一部分的“天然权利”。这类权利具有一种诱人却有害的“抽象完美性”P78，对之不加限制，将有碍于公民社会的健康。作者看到的，在法国革命中，那些理论家们正是通过对于追求所谓个人的“天然权利”的鼓动，从而掀起了错误的革命。
作者坦言，“事实上，每一种方式都要比更复杂的那些方式之能够达到它们复杂的目标，更加完美得多地适应它那单纯的目的。”但对于整体而言，对于复杂的事务而言，不完美和不规则，才是真实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建立和运作，是极其复杂而精微的事业，那尽是一些“善之间的平衡和恶之间的妥协”，对其进行任何的改变，都需要“无限的审慎”P80，任何对于所谓“新制度具有简捷性”的炫耀，都是可疑的。
权力机构缺乏独立和自主性
权力机构——国民议会，其中大部分人，都因着一种被胁迫的状态，而不得不把如此重要的职责和工作，变成了似乎是一幕一幕的演出——议会变成了剧场。
舞台上是“一出深思熟虑的滑稽剧”——“他们（议员们）表演得就像是市场上一群骚乱的观众面前的喜剧演员；他们在一群不顾羞耻的穷凶极恶的男人们和女人们的混乱喊叫声中进行表演，而这些人则按照他们目空一切的幻想，指挥、控制他们……”P91
摧毁了“骑士精神”——那整个近代欧洲得以优越于其他文明的精神根基
骑士精神——包含了“慷慨的效忠、骄傲的驯服、庄严地服从、衷心的部曲关系”，在作者看来是近代欧洲文明的重要基石之一。这种作者称之为“见解与情操二者的混合体系”，既保证了效忠，又有效克制并驯服了掌权者们的欲望和野心，从而维系着国家，甚至是整个欧洲，肌体中的那种所谓“高贵的平等”。柏克盛赞，骑士的效忠精神，“它使国王摆脱了恐惧从而使国王和臣民都摆脱了对暴君制的警惕”P104。
革命中，那些视自己为“光明与理性的新的征服者”P102，自信万分正确地将传统中“所有美妙的帷幔”（那在他们眼中都是些过了时的款式）——那帷幔“遮蔽我们赤裸裸的、颤抖着的天性的种种缺陷”P102——统统扯下，于是，人性种种缺陷生出之恶，失去束缚，而被释放了出来。
机械主义哲学（或机械主义理性）毁掉了人心之纽带，使国家成为一盘散沙
在谈到人民对于国家的感情时，作者认为正在法国盛行的那样一种所谓的“机械主义哲学”，毁掉了在他看来非常重要的一些东西。正是那些“爱、敬、仰慕或执着”P103——作者将其定义为所谓一国的“风尚”P104——而让一个国家变得“可爱”。（“要使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就应该是可爱的。”P104）理性与情感，必须互为补充，从而使得“教养良好的心灵愿意去享受它”P104。
关于这种“机械主义”在法国的大行其道，我们从P223~241，作者对于新的法国在“立法”方面的详细叙述，能够清楚地看到它是如何工作的。
在“人人平等”的原则之下，地区被几何学化，人群被算数学化，承袭而来的各种风尚、感情、文化、习惯等等，都被一概地抹掉，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那些传统而来的“纽带”被斩断，国家成为“一盘散沙”。
此处，作者再次强调，由于出身、教育、职业、时期、地区等等诸多因素的不同，阶级的划分不仅有利于政治的完善，并且似乎是“良政”的不二之选。他借用孟德斯鸠的话：“古代伟大的立法者是在他们对公民的分类中最大限度地显示出他们的力量……”P239人群的不同分类，并且“恰当地加以排列”，“是使一个共和国有效而持久的必要手段”P241，并将构成对于“专制暴行”的强大阻力。此处的论断，也被普遍认为是成功地预言了法国后来出现的拿破仑专制。
完
20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