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果著《翻译研究》读后
“东是东，西是西，东西永古不相期！”诗人吉普林早就说过。很少人相信他这句话，至少做翻译工作的人，不相信东方和西方不能在翻译里相遇。调侃翻译的妙语很多。有人说，“翻译即叛逆”。有人说，“翻译是出卖原诗”。有人说，“翻译如女人，忠者不美，美者不忠”。我则认为，翻译如婚姻，是一种两相妥协的艺术。譬如英文译成中文，既不许西风压倒东风，变成洋腔洋调的中文，也不许东风压倒西风，变成油腔滑调的中文，则东西之间势必相互妥协，以求“两全之计”。至于妥协到什么程度，以及哪一方应该多让一步，神而明之，变通之道，就要看每一位译者自己的修养了。
翻译既然是移花接木，代人作嫁的事情，翻译家在读者的心中的地位，自然难与作家相提并论。早在十七世纪，大诗人朱艾顿就曾指出，对翻译这么一大门学问，世人的赞美和鼓励实在太少了。主要的原因，是译者笼罩在原作者的阴影之中，译好了，光荣归于原作，译坏了呢，罪在译者。至于译者如何惨淡经营，如何克服困难，如何化险为夷，绝处逢生，其中的种种苦心与功力，除了有能力也有时间去参照原文逐一研读的少数专家之外，一般读者是无由欣赏的。如果说，原作者是神灵，则译者就是巫师，任务是把神的话传给人。翻译的妙旨，就在这里：那句话虽然是神谕，要传给凡人时，多多少少，毕竟还要用人的方式委婉点出，否则那神谕仍留在云里雾里，高不可攀。译者介于神人之间，既要通天意，又得说人话，真是“左右为巫难”。读者只能面对译者，透过译者的口吻，去想象原作者的意境。翻译，实在是一种信不信由你的“一面之词”。
有趣的是，这“一面之词”在读者和译者看来，却不尽相同。读者眼中的“一面之词”的确只有一面，只有中文的一面。译者眼中的“一面之词”却有两面：正面中文，反面是外文。如果正面如此如此不妥，那是因为反面如彼如彼的关系。一般译者不会发现自己的“一面之词”有什么难解、累赘、甚或不通的地方，就因为他们“知己知彼”（？），中文的罪过自有外文来为它解嘲。苦就苦在广大的读者只能“知己”，不能“知彼”；译者对“神话”领略了对少，他们无从判断，他们能做的事，只在辨别者讲的话像不像“人话”。
这就牵涉到翻译上持久不下的一个争端了。一派译者认为译文好像创作一样自然，另一派译者则相反，认为既然是翻译，就该像翻译。第二派译者认为，既然是外国的作品，就应该有点外国风味，而且所谓翻译，不但要保存原作的思想，也应该保存原作的形式，何况在精炼如诗的作品之中，思想根本不能遗形式而独立。如果朱丽叶谈吐想林黛玉，何不干脆去读《红楼梦》?有人把米尔顿的诗译成小调，也有人把萨克雷的小说译成京片子。这种译文读起来固然“流畅”，可是原味尽失，“雅”而不信，等于未译。
第一派译者则认为，“精确”固然是翻译的一大美德，但是竟要牺牲“通顺”去追求，代价太大了。列如下面这句英文：Don't cough more than you can help.要保持“精确”，就得译成“不要比你能忍的咳得更多”，甚至“不要咳得多于你能不咳的”。可是这样的话像话吗？其实呢，这句英文只是说，“能不咳，就不咳”。在坚守“精确”的原则下，译者应该常常自问：“中国人会这样说吗？”如果中国人不这样说，译者译者至少应该追问自己：“我这样说，一般中国人，一般不懂外文的中国人，能不能了解？”如果两个答案都是否定的，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