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BN: 9787521735611
。。内容简介。。
近年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世界越发动荡,区域冲突加剧,经济萎靡不振,迷茫与失序感充斥于公众情绪中。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急需寻找出口,以致许多人似乎忘记了战争的教训,心态倒退回19世纪,变为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的拥趸。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也许我们应该意识到,现实层面的危机与思想层面的困顿是一对孪生兄弟,其背后是现代社会价值基础的混乱和人文精神的衰落。
何为人文精神的衰落?繁荣的物质文明,前所未有的科学革命使大量的知识、数据、信息涌动于普通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我们沉醉于虚拟体验,寄希望于科技发展带来秩序的革新和社会的持续繁荣,却无法规避后真相时代的人心浮躁、意义丧失、真假不分。我们缺乏对现代科学的宏观理解,虚浮于技术带来的狂欢,放弃了思考,因此陷入无可避免的现代性危机。
为了回应这一问题,本书提出了“真实性哲学”的概念,详细剖解了20世纪的三场革命——全球化的兴起、科学革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尝试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技术发达的现代社会如何陷入了今天的困境,探索现代社会中科学和人文分离的本质。我们需要唤醒哲学思考,通过明确什么是科学,确立科学的边界,关照作为现代人真实的价值和意义,重塑 “真实心灵”,在此基础上,明晰对理想现代社会的追求。
。。作者简介。。
金观涛,生于1947年,现任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名誉研究员。
主要著作有《系统的哲学》《历史的巨镜》《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与刘青峰长期合作研究,合著代表作有《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
。。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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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一辈学者中,金观涛先生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和探索,每年推出新书都让小辈赞叹老先生依旧笔耕不辍,实在难得。因为本书和中国思想史十讲一样,讲义和著作融为一炉,在可读性上来说值得称赞。但全书的问题意识依然没有摆脱八十年代的氛围,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思考,也可以说没有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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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物质世界超前追求的欲望远远甩开了对人文精神的探索关怀。硬件水平的高度发达与软件内涵的徘徊孱弱形成了极大反差,结果要么回到原始状态从头再来,要么没有机会直接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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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哲学研究必须敢于正视历史回溯带来的思想困境”,它源于人文价值真实性的消解,以及科学被异化为科学乌托邦。用“拱桥”作为意向来理解经验世界和符号世界的关系,从而构建真实性哲学来为困境找出路,是作者贡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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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先生的新作《消失的真实》,提出了耳目一新的“真实性哲学”。开卷数日,给我的初步启发之一,就是泛“科学主义”的危害性远比自己曾经知觉的普遍和严重。我们这个时代,人文精神的堕落,恐怕是不争的事实 (这里我想起一个几十年前的感叹,就是诗的式微,可做一个例证)。金先生深掘其根源,在于真实心灵 (即全面而整体的真实性判断力——经验的、价值的、终极关怀/生命价值的三种真实性) 的解体。对于造成这种解体的根本原因,则追溯到了“科学乌托邦”的兴起,乃至主导了近代文明的西方哲学传统!最可贵的是,这不是突兀或直觉的断言;金先生对此做出了严密的分析和论证。虽然阅读还不深,但结合自己以往的思考和观察,觉得这个大结论至少对我,是初步信服的,也是震撼的。
所谓“科学乌托邦”是指“对科学技术的盲目迷信”,就是那种科学至上,将科学奉为一种“高等”价值观,甚至推到类似宗教位置的思潮,也就是“科学主义”(为避免可能的特殊定义的陷阱,我常在前面再加上一个“泛”字)。泛科学主义的危害性,也是我近年意识到的一件事。前一阵有感而写《理解科学》一文时,就隐含着针对性。
读到《真实》中对于科学的界定,感觉整体上与自己已经建立的认识相当一致的;金观涛先生的界定明确,深刻,有建设性,有清晰的逻辑。金先生指出科学的核心,或者说科学真实性的实质,是为“受控实验普遍可重复为真”。我第一眼看到时,并未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读了他 1989 论文《奇异悖论——证伪主义可以被证伪吗》,其中对证伪主义的批判犀利而透彻,直击要害,令我折服。遵循他的阐述,从单称陈述成立背后隐藏的条件,即普遍可观察性的揭示,到“递归确证”概念的提出,眼前一亮!从递归确证到“受控实验普遍可重复为真”,到自然数乃至数学的重新界定,以及数学真实性与科学/经验真实性关系的揭示,崭新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水到渠成地呈现……整个论证,环环相扣,逻辑清晰,有强烈的说服力。而在此基础上推演出的进一步的东西,如现代性的产生、科学乌托邦与当代哲学革命背后的干系和危害,它们如何能危害人文社会,造成历史大倒退的思想困境等等,则不仅新颖,甚至震撼。
当然,这只是说我自己的初步感受。对如上面提到的一些重大判断,毫无疑问,需要更多的诘问、考验。自己更需要反复的学习、思考。但我愿意迅速地采纳一些东西,一方面当然在于它们符合自己所相信和长期坚持的一些东西,另一方面,以科学观而言,如金先生指出:“事实上,自现代科学诞生以来,上述原则就是科学界的金科玉律,只是没有被意识到罢了。”例如,《理解科学》里写道“科学不是绝对的,科学论断都有范围或条件、假设。”《“科学一定正确吗?”》以如何对待“灵魂不灭”或“人可以轮回往生”为例说明,科学的中肯态度应当是说“我们找不到适当的、可重复的方法去证实它曾经发生或不能发生 (或者说,无法以科学的方式有效地考查其正确性),因此不属于科学的范畴。”等等。这些叙述,是我自己形成的对科学的基本认识,从逻辑上看,几乎直接可以看作对金先生上述界定的一些解释或展开。正如金先生言,这些原则,一直在指导着科学家,表现在他们的思想和实践中,只是其哲学意义从没有被当代哲学 (主流) 所发现或者重视。
有了这些认识,作为行动派,在技术上就应该更加小心地使用“科学”一词,尽量使用明确、狭义的表述,例如“自然科学”、“经验科学”,尽量不使用泛化的科学概念,例如,不应将所有确证的知识看作科学知识,包括我在理解科学一文谈到的,不要将科学作为价值观,不要用“科学的”代替“正确的”、“合理的”等等。这不仅仅是文字上的讲究,而是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背景,即《真实》所着重阐述的,当今世界“真实心灵的解体”的根源问题:科学乌托邦的泛滥。
回看一下之前的自己的几篇文字,虽然意识中有对有对科学主义的明确拒斥,但没有意识到如金先生所揭示那种层面的危害。比如《理解科学》一文,针对泛科学主义的态度和对科学社会中立性的强调都很清晰,在读了《真实》后回头检视这篇文章,并没有发现必须修改的地方,其中的立意和基本观点与金先生的《真实》里的思想相当一致,这让我甚至有一点点自豪。但《“科学、哲学、神学的本质是什么?”》一文在概念使用上,说到可以将“科学知识”理解为“所有得到确证的知识的综合”,或“将科学理解为获得正确知识的术及其过程与结果”,这种说法或被理解为一种全称陈述,按这个思路,在其之下进一步划分,例如自然科学的、逻辑的、数学的、历史的,甚至文化的、风俗的等等,也可以构成一个综合方案。读了《真实》就会意识到,在现实社会问题的大背景下,这种综合方案是有害的,涉及的不仅仅是知识分类或语意方案的权衡。应当推广更狭义也更明确、边界更加清晰的“科学”概念运用,减少“科学”、“科学的”等词语的引申用法或滥用,帮助减少泛科学主义的危害。在《“科学一定正确吗?”》中提到,“可以说,科学本身就是搞清楚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的方法、过程和结果。”与上面类似,对此有必要加一个注释,说明“正确”及其判定方法并非只在科学一途——这样,不论对以广义还是狭义理解科学的读者,都构成一个必要的提示,对于潜在泛科学主义的防范或提醒。
(认识到就行动。现在要马上修改一下之前发出那几篇关于科学的小“科普”,虽然没几个人看到,毕竟是公开的——勿以善小而不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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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明白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进入思想史的难点,那就是对客观性和价值中立的默认。它往往使得研究者无法将自己视为社会行动者,在心中重演自己所研究的社会行动,其后果是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在思想之外谈思想,实际上是不自觉地用“研究者的思想”代替“行动者的思想”,这一切导致了假理解。人文和历史研究当然也要求客观性和价值中立,但这是用另一种方法来实现的,具体可分为两步:第一步,研究者进入某一种价值体系对其进行理解;第二步,研究者从这种价值体系中退出来,成为它的批判者和反思者。这种“进入”和“退出”必须在研究过程中反复进行。没有“进入”,研究者就无法理解过去人的心灵,以及观念展开和变化的内在逻辑;没有“退出”,研究者就不会有客观的反思,甚至看不到作为整体的观念系统,也就不能将自己“进入”后的体验表达为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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