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抗战岁月,中国的大地上,由东向西,真是一场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大迁徙,这其中有无数读书人高昂着头颅、挺直着腰板在行走。
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过如此大规模的文化大转移?
世界上有哪个民族遭受过这等苦难?世界上又哪有过这么一群读书人,把大学当作捍卫国家荣誉与民族精神的第二战场?
电影《无问西东》讲述了4代中国读书人的故事,感人至深,尤其是西南联大一段,尽显国家民族危难时刻,中国读书人的血性与风骨。
1938年4月,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这是一所只存在了8年多时间的大学,却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80年过去了,提起 西南联大 ,国人依然百感交集,热泪盈眶。
（一）
看《无问西东》,第一次感觉心脏受到撞击,是“静坐听雨”一段:
昆明的骤雨打在教室的铁皮屋顶上,声若雷鸣,教授一次次提高音量,学生们仍然听不见。教授索性在黑板写上4字“静坐听雨”,然后坐下,肩头已被渗透下来的雨水打湿,他就那么坐着,眼神恬淡从容,看着满屋青年学生。
这是抗战年代中国读书人的真实写照:无畏日寇猖狂,不惧环境恶劣,以浩然正气,护中国文脉。
电影中写下“静坐听雨”的教授,原型是西南联大经济系教授陈岱孙,他素以上课“准时”著称,往往是讲完最后一句话,下课铃声响了。
有一次他还没讲完,下课铃声就响了,后来发现:是校工敲错了。但是在西南联大,环境简陋,一旦下雨,他讲课的节奏就会被打乱。
简陋还有另外一个“副产品”,任继愈在《我钦敬的陈岱孙先生》一文中回忆道:“陈先生讲课认真,以身作则,给同学作出榜样,同学们听课从未敢迟到。个别同学去迟了,不好意思进教室门,就站在教室窗外听讲。好在西南联大的新建校舍有门窗而无玻璃……站在靠近讲台的一端听讲,比坐在后排还听得清楚,只是没有扶手椅,记笔记不方便。”
铁皮屋顶后来也没了:经济越来越困难,西南联大只得把以前的铁皮房顶卖掉来维持运转,全部改造成了稻草屋顶。一下雨,教室漏得厉害,学生们只好打着伞上课。
但能打着伞上课也还算不错了,日寇飞机频频前来轰炸,师生们只能躲到乡间,这是何等之悲愤:虽然偏处西南一隅,仍然避不过侵略者的炮火。但敌人再猖狂,又能怎样?即使在躲突袭的间隙,师生们仍在上课。
《无问西东》中有这样的镜头:在昆明乡间的山沟里,浑身泥泞的师生,仍然能够从容地上课,地质学、哲学、文学……当敌机轰鸣而过时,陈楚生饰演的吴岭澜,在大声为学生朗诵泰戈尔的诗歌。
但凡知道一点中国历史的,看到这个镜头,怎不难抑热泪?这样的中国人,岂是能够被打倒的!
今天回想起来,当年云集在昆明的那一代读书人,确实践行了先贤孟子所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原本是大城市名牌大学的著名教授,生活优渥,身份尊贵,住华屋,有听差,来到昆明,居然会遇到“饥饿”这个难题。
当年,在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里,朱自清饿得无法入睡,一人孤独坐着。他的日记中,常有“胃病发作”“胃痛,抽搐”“每日呕水”等文字。1941年3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来诸事顺遂的,然而因为饥饿影响了效率。过去从来没有感到饿过,并常夸耀不知饥饿为何物。但是现在一到十二点腿也软了,手也颤了,眼睛发花,吃一点东西就行。这恐怕是吃两顿饭的原因。也是过多地使用储存的精力的缘故。”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的家,遭到日机轰炸,最让他心疼的是缸里的面粉掺进了很多碎玻璃和泥沙,只能用水冲洗,做成面筋。为了给妻子补充营养,他常常去菜市场捡些牛骨头,回家熬汤。在最窘困的时候,他甚至养了两头小猪,计划到年底卖掉换些钱……
教授夫人们也早就告别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为补贴家用绞尽脑汁,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做糕点——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取名“定胜糕”,做好后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寄卖,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
著名作家宗璞是哲学家冯友兰的女儿,抗战时期随父亲赴昆明,就读西南联大附属中学。她写的《野葫芦引》的多卷长篇系列,细腻描述了当年西南联大的生活。第二部《东藏记》,取名“东躲西藏”之意,还原了当年在空袭之下西南联大师生清苦而又丰富的生活。
比如在一次空袭中,物理学教授庄卣辰被炸弹掀起的泥土埋住了,还始终紧紧抱着实验仪器。书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几个从北平随父母来昆明的少年,得到了一次吃西餐的机会,孟嵋(原型其实是宗璞本人)“把面包切成小块,仔细抹上黄油,一小口一小口吃”,请客的仉欣雷说:“照说,人都受环境影响,可你们无论环境怎样坏,总有一种清气,或说有一种清贵之气,很奇怪。”玮玮(澹台玮)沉思地说:“虽然吃的是‘八宝饭’,我们却处在一个拥有丰富精神世界的集体中,那力量是很大的。”
这个“丰富精神世界”,是西南联大独有的气质。纵然国破家亡,但始终有一群人,在守护着中国的文脉,这支文脉不断,中国就不会亡。
（二）
他们不得不离开北平。
有一位教授,名满天下,“七七事变”后,他的父亲绝食而亡,“他觉得自己老了,不能去保卫祖国,国家沦陷,他不能承受如此耻辱”。他给父亲办丧事的时候,日本宪兵队找上门来,请他去做客。日本人正在找名人来为华北伪政府撑门面,比如周作人。但他不是周作人,他没等父亲出殡,就悄然离开北平,往西南而去。这个教授叫陈寅恪,国学大师。
有一个少年,看到日军在北平沦陷后举行“庆功会”,怒不可遏,当众把一面日本膏药旗撕得粉碎,并扔在地上踩了几脚。他的父亲是清华大学美学教授,知道儿子此举必将引来日军报复,不得不把他送出城,南下昆明,临行前,他告诉儿子:“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学文,科学对国家有用。”这个少年叫邓稼先,若干年后的“两弹元勋”。
那些想尽一切办法离开北平的人,不甘心在日军铁蹄下生活,更不甘心成为日军毁灭中国文化的帮凶。日本侵略者的目的是妄图摧毁中国之文脉,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日军每攻占一个城市,均有计划摧毁和破坏中国文化:焚毁出版机构、破坏大学、占领学术机构、劫掠图书文物、残害知识分子……
北平当时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沦陷后,日寇对北平的文化机构尤其是大学进行了疯狂破坏,《北京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书显示:北平沦陷期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均遭洗劫。
清华大学成为日军的兵营和伤兵医院,学校设施、仪器设备、图书均遭受洗劫,体育馆被用作马厩和食物储藏室,木地板全被拆毁,更有甚者,新南院竟成了随军妓馆；北大沙滩红楼沦为日军宪兵司令部,多位留守教职工遭受严重身心折磨,最为恶劣的是,日军劫掠北大图书馆馆藏珍品《俄蒙界线图》,这一孤本文献,迄今下落不明……
日军在侵占的城市,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宗璞《野葫芦引》系列小说第一部《南渡记》,就写了“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在北平各中小学强行推行日语教育的情景:
“这时教室门开了,校长、教务主任陪着一个穿浅色西装的男子走进来。
“这人显然是日本人了。是侵占了北平的日本人,是逼走了我们父兄的日本人,是来进行奴化教育的日本人。玮玮看着这人相当文雅的脸,觉得血直向头上涌。校长一进门,就站在方老师身边遮住她,很快讲起话来。
“‘同学们,这位三浦健郎先生是来教你们日语课的,他也要和你们做朋友。’校长咳了一声,‘现在北平的日语教师还不多,我们是第一批开日语课的学校。三浦先生提议早点来认识你们。’他再想不出话讲,便伸手请日本人讲话。日本人高兴地向前走了一步,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了一番,大意是:日本是个很小的国家,可是力量很大,和中国亲善的愿望很坚决,我知道,这是全北平的最好学校,学生都是聪明少年。诸位年轻朋友一定要学好日语,好一同合作。他并不趾高气扬,可是他深信自己国家的力量。骄傲的眼光直看着同学们,大有主人翁态度。
“教室里死一般安静。同学都低着头。他看了一会,转身出了教室,校长等人也跟着出去。同学好半天还因为羞耻不愿抬头。”
《野葫芦引》主人公之一的澹台玮,一个英俊少年,离开北平,就是因为难以忍受上学途中,要经过一个日军哨岗,哨岗上贴着的一圈告示,斗大的字,写的是:“每天清晨中小学生过此岗必需向皇军一鞠躬。”书上写道:“玮玮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不惜一切代价逃脱这种耻辱。”
到昆明去!到昆明去!
（三）
到昆明去,道阻且长。
小说《南渡记》中的路线是:从天津乘船,途经上海、香港和越南的海防、老街,到达昆明。这也是邓稼先当年的路线。但与西南联大联系在一起的,是著名的“文人长征”。
1937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学,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校庆日。战火迅速蔓延,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分3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长沙到昆明,当时有3条路线: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车入滇；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转乘火车入滇——这一路人数最多；而最艰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旅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配有4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他们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3600里,历时68天。
文人长征,旷古未有。
虽名“旅行团”,但绝无旅行之悠闲。史载,“湘黔滇旅行团”出发之前,每人发给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8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需的生活用品。这批读书人脚踏草鞋,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头几天还有人打伞,可细雨似乎永无停止地下着,为了行走方便,大家将油布伞往背后一搁,不撑了。棉衣湿透了,到宿营地拢一堆火烘干,第二天再穿。
参加过这次“旅行”的人回忆说:在路上时间长了之后,队伍越拉越长,首尾相距竟有十多公里。为了照顾那些掉了队的人,负责后勤的人一般每天下午5点以后就开始找地方宿营,饭做好后,把所有的碗集中起来,以每人盛一碗为限,先到者先吃。晚上9点以后,各队队长清点饭碗,只要碗都空了,就说明人员全部齐了。
时年40岁的闻一多当时是带队教师,一路历尽艰辛,但他仍然意气风发,沿途画了50多幅写生画。他还蓄须明志,表示不驱逐倭寇决不剃去胡须。杨震声教授听说闻一多要参加步行,曾打趣说:“闻一多要参加旅行团,须带一副棺材同行。”闻一多到昆明后,见到杨震声,也风趣地说:“如果我带着棺材走的话,现在可以送给你了。”
西迁的,远不仅仅是西南联大。据统计,抗战期间,中国106所高校进行了300余次搬迁,迁校3次以上的有19所,8所高校迁校达4次。浙江大学从1937年到1940年前后内迁4次,历程2600余公里,先从杭州迁至浙江建德,后迁到江西吉安与泰和,再迁广西宜山,终迁贵州遵义、永兴。迁校同时,浙大还协助浙江图书馆运输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到贵州,保存了这一文化宝藏。浙大四迁,师生饱经磨炼,爬煤车、挤木船,饥寒交迫,然而坚韧不拔。船行不畅,男生就跳下来拉纤；安步当车,师生们趁机开展社会调查……
除了昆明,当时中国高校的西迁目的地还有重庆、西安、成都和川南的宜宾李庄(梁思成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中国建筑史》),还有湘中南的安化蓝田,钱钟书先生的名著《围城》中,赵辛楣方鸿渐孙柔嘉一行人从上海出发,千辛万苦到达的湖南三闾大学,即位于蓝田镇。
今天回首抗战岁月,中国的大地上,由东向西,真是一场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大迁徙,从海边走向大山,从华北、江南,奔赴偏远的西南,这其中有无数读书人高昂着头颅、挺直着腰板在行走。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过如此大规模的文化大转移?世界上有哪个民族遭受过这等苦难?世界上又哪有过这么一群读书人,把大学当作捍卫国家荣誉与民族精神的第二战场?
当年,有一个16岁的瘦弱少年,逃出上海,一路向西,浙江、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他途中得了疟疾,又患了痢疾,身上长满疥疮,活像一个流浪的乞丐。无药可服,差点丧命。这是一条饥寒交迫的长路,翻不尽的高山大川,攀不完的悬崖峭壁。他一直咬牙在朝西走。在路上,他曾给茶馆做过清扫工,敌机轰炸时,老板都逃到防空洞去了,他却在机枪扫射下坚持收拾,因为老板答应他可以吃别人剩下的东西。一路上,他把衣服丢得精光,但书却一本未丢,反而一次比一次多。
他的名字,叫李政道。
这就是苦难的磨砺。
（四）
《无问西东》中令人热泪长流的一幕是:王力宏饰演的富家子弟沈光耀,驾机撞向日舰。
今日南京中山陵还有一座“航空烈士公墓”,其中有多名西南联大的学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回忆》一书中列举了多名烈士的英名:“戴荣钜,1943级地质系,1944年6月在长沙与敌机作战时殉国；王文,1944级机械系,1944年8月在保卫衡阳战役中与敌机作战时殉国；吴坚,1944级航空系,1945年初在陕西与日寇飞机作战时殉国；崔明川,1944级机械系,1943年在美国受飞行训练时,失事撞山殉国；李嘉禾,1940年转入物理系二年级,1944年在美国受飞行训练时,不幸失事殉国……”
史载,在西南联大历史上,曾出现过3次学生从军抗日的热潮:第一次是在长沙临时大学期间,众多学生作为技术人员加入机械化装甲兵团,其余学生去了战地服务团,一批学生还去了延安抗大学习,他们在八路军大显身手,制造地雷炸药,甚至还造出了土火箭,可飞150米；第二次是随着来华美军增多,西南联大学子纷纷报名担任翻译人员,其中包括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第三次是中国远征军组建期间,联大学子被送到印度蓝姆加当汽车兵,驾车活跃在史迪威公路上。
除了3次大规模的从军活动外,也有部分联大学生零星自发参军的。1946年5月,西南联大回迁前,在联大新校舍即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东北角竖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纪念碑背面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总计834人,后人亦称之为西南联大“八百壮士”。碑文上写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战时任务完成学校结束之日,勒其从军学生之姓名于贞石,庶垂令闻,及于久远。其有遗阙,补于校志。”
《野葫芦引》系列第三部《西征记》,写的就是联大学生从军与残酷的滇西之战。第一部中的英俊少年澹台玮,在这一部已经是英武青年,他参军成了一名翻译,为了架设通讯线路,攀上电线杆,被敌人射中,最后在缺医少药的野战医院中溘然长逝。
澹台玮之死,最令人伤感,很多读者读到他牺牲一幕,都掩卷长叹:“我们的玮玮死了……”他是宗璞笔下最优秀的男子,中西合璧式教育下培养出的优秀青年,家境优越,为人善良谦逊,在生物学领域很受教授器重,前程大好,类似《无问西东》中的沈光耀。沈光耀是愤怒于日机的暴虐而毅然违背对母亲的承诺,加入空军；澹台玮参军,是梦想着能够打回北平老家,把那些逼着中国孩子鞠躬的“皇军”从家乡赶走,但是,他永远回不去了。
“没有足够的食粮/且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这是联大经济系学生缪弘的诗作《血的灌溉》,他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用自己的鲜血灌溉了祖国的大地。1945年7月底,他作为伞兵部队的一员,参与了收复广西平南县境内丹竹机场的战役,8月2日伞兵部队占领军事要点,全面打败守敌,收复丹竹机场。但在8月4日的一次战斗中,缪弘手持卡宾枪冲锋时,被敌人狙击手击中,不幸牺牲,年仅19岁。11天后,日军投降。
缪弘与哥哥缪中均是联大学生,同时从军抗日,被传为佳话。令人感慨的是,他们的父亲缪斌,却是著名的汉奸,抗战胜利后被枪决。兄弟二人当初报考西南联大时,在报名表上改掉了父亲的名字,才得以顺利录取。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西南联大的那一代中国读书人,赶上了一个最糟糕的年代,但正因为有些无法选择,在民族大义之前,更能做勇敢的选择。无问西东,只循内心。如同缪弘《血的灌溉》之结尾:
“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
向那一代中国读书人致敬,如此真实,如此血性,如此元气淋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