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晚期，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阿瑟•亨德森•史密斯）来中国传教。他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一边传教，一边为上海一家英文报纸写文章，旨在向外国人介绍他眼中的中国。1890年，他把这些文章结集，以《中国人的气质》的书名出版。以一个西方传教士的视角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品头论足，这在当时就曾引起在华外国人和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巨大关注。
算来，此事距今已110多年了。
今天重读《中国人的气质》，发现明恩溥试图以一个旁观者的立场，对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进行全面的“画相”。书中，他对中国人勤劳、节俭、智慧、乐观和坚韧的品格有较为充分的描写，同时，他又用更多的笔墨揭示中国人好面子、漠视时间、漠视精准、神经麻木等痼疾。他在书中反复指出的则是中国人最缺乏“良知和品格”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人最喜欢相互猜疑、缺乏最起码的“诚信”。这可以看作是全书最重要的主题。
《中国人的气质》中充斥着大量的有关中国人丑陋性格的描述，初读时，确实令人不快。其中许多地方，也的确反映了一个西方知识分子的傲慢与偏见。比如，在他看来，中国人的热情好客就是虚伪，中国人的美食也成了最难吃的饭菜，甚至认为汉语是一种发育不全的语言。但是，避开这些，我们冷静下来，还是可以看到，明恩溥所发现的中国人不讲诚信的顽疾，至今仍然是困绕我们的最大的问题。我把它称为“明恩溥难题”。 如果说当今中国“假”字当道，也许有点过激。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假烟假酒假牛奶假鸡蛋假蜂蜜……哪样东西没有假货；假文凭假论文假离婚……哪个人又敢说自己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更有甚者，近年来兴起的电信作假诈骗，更是害得许多人家破人亡。今天，这种充斥社会各个角落的“假”文化，已经成为拖累我们民族继续前进的最大包袱。而这一点，明恩溥当年就观察到了，并作了精确地预言。他说：“中国几乎完全没有我们西方国家十分常见的各种投资方式，这并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资源没有得到开发，而是这个民族相互之间普遍地缺乏信任。民无信不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许多事情会长时间地难言其‘立’，这会给这个民族的利益带来巨大的损害。”他甚至在那时就悲观地预言“假秤、假尺、假钱、假货——这些现象在中国很难绝迹”！他认为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人缺失诚信的文化。他说，汉字人言为“信”。就是要说话算话。可是中国儒家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五常，“信”被放在在最末一位，显示其可有可无的地位。
当然，明恩溥的观点并不一定都正确。他开出的药方：只有在中国引进基督教文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更是显得浅薄了。但是，忠言逆耳，我觉得，他提出的问题却是真问题。当今中国人的诚信缺失，如果不是比一百前更甚的话，至少也是没有多少改观的。
实际上，西方学者关于中国人缺乏诚信的问题，并不是明恩溥首先发现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早就讲过一个故事，说每个中国上街去做买卖，都会背着三杆秤，一杆用来卖出时称大，一杆则用来买进时称小，一杆才是准确的。他虽然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人缺乏诚信，是古已声名在外的。
今天，我们重温这些西方先贤的逆耳忠言，就是决心以最大的勇气来面对“中国人气质”中阴暗与偏狭的部分，以知耻而后勇的精神来改掉这些“恶习”。柏杨先生当年写《丑陋的中国人》，受到了不少人的谩骂，但是，今天回头来看，他痛陈的那些“陋习”有许多不是慢慢改掉了吗？我相信，只要大家都下决心从我做起不说或少说假话，不搞假动作，至少不搞害人骗人的假动作，所谓“明恩溥难题”就总会有彻底解决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