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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死别。

二十八岁的一天，我随父母回村参加人生中的第三场葬礼。这次死的是和我爸爸有同一个爷爷的堂伯父，六十岁不到，我一向称为金伯。

因为常年酗酒，他的大脑高速萎缩，近十几年里日益痴呆，到两三个月前，吃喝拉撒都难以独立支撑。

六天以前，父母回村参加了另一位堂伯父的葬礼。一切办理妥当后，大家各回各家。就是这时候，独自留守家中的金伯，一见妻子回来就嚷嚷着要回家，根本不听劝。

那一辈农村出生长大的人好像大都这样，心中的“家”总是村里那个，“落叶归根”的“根”只有那一个，哪怕成年后长期居住异地，哪怕村里的房子破烂得根本住不了人。

老人家常说，当身体虚弱的人一直哭喊着要回家，那就是时候带他回去了。

金伯当晚就回家了，从此食欲急速下降，很快就什么都吃不下了，紧随其后，行动能力逐渐消失，很快就只能躺着了。六天以后，傍晚，他僵硬了。

接到报丧的电话时，爸爸怔住了。谁都没想到金伯会走得如此仓促，明明半个月前，他还能自己慢走，还能说说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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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葬礼还在尽可能地遵循传统，但其实也已简化了许多。

从前，光是守灵就要三天，下葬之后还有时间跨度达四十九天的行七。而现在，所有流程都浓缩在两三天内。

如果你在下午两点之前去世，那家属大概率能立刻请到通宵做喃斋的喃摩佬，这样第二天一早你就能被送去火化，然后下葬，行七，接着大家一起吃午饭，吃完就分道扬镳。

金伯死在傍晚，附近唯一的喃摩佬已经被请走了。因此，第一晚停灵守灵，第二天做喃斋，第三天出殡。

男丁开始忙碌起来了。

在这个村里出生长大的人、嫁到这里来的人，几乎每个都习惯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庭分工：男人是一家之主，除了挣钱，就是被服侍。

于是，我总看到女人们十分勤劳能干，家务全部揽下，农活也做很多，闲时围坐在房子之间的过道上，一边聊家常，一边做筲箕。而男人们，除了打工，就是喝茶、聊天和打牌。

很多时候我都将这个村里的男人跟“好吃懒做”四个字画上等号，除了烧香祭祖的时候。

在当地的文化里，不论什么节日，烧香祭祖这等大事，必须是男丁冲在前头，只能是男丁冲在前头。妻子们只能打下手，年幼的女儿爱来不来，外嫁的女儿最好别来。

妈妈是省城人，初时完全不懂这规矩。婚后的第一个清明，她跟爸爸一起上山扫墓了，结果被女人们背地里指责犯了忌讳。原来，平常的清明妻子都在家里上香，只有在丧夫后的第一个清明才会上山。爸爸和奶奶对此都稀里糊涂，听说之后，妈妈就再也没去了。

五六年前，我的伯父火化后，只有一部分人将骨灰送进山里下葬。究竟哪些人能去哪些人不能去，有人说：“男的去，女的不去。”又有人说：“儿媳妇要去。”有人问：“姐姐妹妹也不能去吗？”最后，姑妈顺从又无奈地跟她儿子说：“你去吧，我不去了。”

两三年前，我的奶奶火化后，她的儿媳妇、孙媳妇、孙女都去送她下葬了。而姑妈还是顺从又无奈地跟她儿子说：“你去吧，免得你外婆嫌我这外嫁女儿上山。”

在性别和婚嫁面前，血缘的亲疏似乎也无足轻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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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丁忙碌着。有人去镇上采购物资，有人烹煮饮食，有人搬抬东西，有人烧香烧纸钱……

灵堂就设在金伯家的大厅。

棺木、冥纸、香烛、纸扎的房车和用人等，已经放置在角落里。一面大大的红白蓝塑料布铺展在地面。从金伯床上拆下来的一块木板端正地置于塑料布之上，由四块方砖垫高。

金伯冷冰冰、硬邦邦地躺在那块床板上，穿好了寿衣寿鞋，脸上覆着一张土黄色的纸，十指紧扣在腹前，双脚被一根绳子绑着以活人不该有的笔直竖立。

到底冷了吗？到底硬了吗？

跟曾经这样盯着安安静静躺平的奶奶看时一样，我的脑海里冒出了这两个问题。

我想，手应该是冷了的。因为在奶奶等死的半个月里，我很早就摸到了她双手的冰冷，冷得就像从冰箱里取出来似的。

至于全身僵硬，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否则就不需要那根固定用的绳子了。

金伯的脚边放了一张小桌子，桌面放着牌位、香炉和手电筒，桌前放着火盆。每个进来的人都会领三支细长的香，点燃，对金伯拜三拜，然后将香插入香炉，再领一些纸钱放进火盆，点燃。香炉里的香烛、火盆里的火、手电筒的光，在金伯的灵魂离开之前绝对不能熄灭。

我一直没见到伯娘，直到葬礼结束。她一直待在房间里，几乎没有出来过，这是习俗。外人不知道她在里面究竟做了什么，想了什么。

哥哥和嫂子守在小桌子旁，迎接每一个来上香的人。嫂子挎着一个装满红包的红色塑料袋，里头有数不清的小额利是。每来一个上香的人，哥哥就要掏一个利是发给他。

姑姑、姐姐坐在红白蓝塑料布上，看起来就跟哥哥、嫂子一样平静。平静是可以预料的，大多数人都会对亲人的逝世后知后觉，要等一切尘埃落定才丢失平静。

不过，他们多了一点意料之外的坦然。跟来来往往的人寒暄时，他们的眼中似乎没有太多的朦胧，似乎还闪着清透的光。如果不是姑姑和姐姐蓬乱的头发、红肿的眼睛，我会以为自己参加的是另一位堂伯父的葬礼。

姑妈曾经也是这样坐在伯父身边，坐在奶奶身边，哭个不停。有人提醒她：“不要太靠近了，眼泪落到他身上的话，对后代不好。”然后她就小心翼翼地哭个不停，同时唱个不停，很快嗓子就沙哑了。

唱，是哭丧。

初时我听不出究竟唱的什么内容什么曲子。乡音比平时说话要重得多，年轻一代基本上唱不了了。仔细听，我才发现根本没有固定的内容和曲子，全是即兴。唱一唱从前，唱一唱现在；唱一唱不舍，唱一唱难过；最后，唱一声走好，唱一声保佑。

姑妈还总是伸手去揭奶奶脸上那张土黄色的纸。

起初我以为她是要确认奶奶的眼皮到底合上了没有。奶奶走的时候没有合上双眼，但我看那失了焦距、蒙了白色的眼珠子，感觉她并非有什么不满足，而是没了闭眼的力气。

但姑妈没有为奶奶合上双眼，这跟她的大弟弟离开时不同。那时，她一揭开土黄色的纸，一看到大弟弟无力的眼皮，就果断地伸手为他合上了眼。

我静静地看着她一次次揭开奶奶脸上那张土黄色的纸，慢慢意识到，她只是想再看一看，再看一看来日再也看不到的面容。

金伯到底有没有合上双眼我并不知道。就连姑妈也没有当着我的面揭开那张土黄色的纸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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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和嫂子是最忙碌的，每个环节都需要他们决策和执行。

但对其他人来说，就算是必须冲在前头的男丁，也并非每时每刻都有要紧事可做。除了金伯的至亲血肉一直守在灵堂，其他人大多时候是三五成群地坐在村道里嗑瓜子，剥花生，喝茶，闲聊。

晚上十点，灵堂寂静无声，村道却有细细碎碎的说话声。

我、妈妈、姑妈和五十二岁的大堂哥坐一桌，嚼着花生，喝着茶，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

曾经我以为，喜事才能招引亲朋，哪怕是血缘关系已经很疏远的。但现实教会我，真正能让远近亲戚聚于一堂掏心掏肺的，是丧事。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位五十二岁的大堂哥。他的太爷爷和我的太爷爷是兄弟。

健谈的他从不懂得如何让场面冷却。当上一段话音落下不到一分钟，你以为即将迎来沉默时，他总能打开一个新话题。

他突然看着我问：“你多大了？”

我答：“二十八了。”这是一个敏感的年纪，总是跟催婚形影不离。

但是，你有试过在葬礼上被催婚吗？这是我没想到的。

果不其然又出乎意料，大堂哥紧接着就问：“结婚了吗？”

我有些错愕，但很快恢复过来，摇了摇头：“没有。”

他追问：“有男朋友了吗？”

我摇了摇头：“没合眼缘的。”

他又追问：“是不是你要求太高了？”

我无奈地笑了笑：“不是要求高，是只对特定类型感兴趣。”

随即，健谈的大堂哥发表了他对结婚的看法：“结婚是很重要的，这是我的切身感受。你想啊，等你年纪大了，父母不在了，儿女也有自己的生活，你能依靠的就只有另一半了。有什么事进了医院，做手术什么的，还得另一半签字……”他陈述了结婚的种种好处。

这还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么耐心催婚的人。或许知足又健谈的人就是这样的吧。

他说了大约五分钟，还有些意犹未尽的样子。幸好他还是懂得适可而止的，及时放出结语：“结婚是人生的必经之路，你得朝着它努力，千万不要抗拒。”

我说：“你说的基本都对，但人生不止一条路，不结婚也不是不行。”

我并非不婚派，我只是觉得不必刻意追求结婚。但很多五十岁以上的人一听到这样的回答，就会将你审判为不想结婚的异教徒，然后露出苦恼的、反对的表情。

大堂哥坚定地驳道：“不结婚当然不好。”

他的坚定，让我放弃了辩驳。不是被说服，也不是妥协，只是不想争论。

很多五十岁以上的人在谈论结婚这个话题时，都会表现出这样的局限性：结婚的好处、单身的坏处说得头头是道；结婚的坏处只字不提；至于单身的好处，他们想象不到。这跟他们从小被灌注的和经历的有关，以他们的视野，确实很难想象。

他们劝你结婚只是出于好心，出于已有的经验。他们只是担心你老来没有依靠，死后无处落脚。

看看灵堂里的金伯，死前有妻子照顾起居，死后有儿女操办丧事，虽然赴死的只有他自己，但死前死后都不是无人问津的。

既然他们是好心的，我怎么能一味无情地批判？既然他们打破不了隔在我们之间的高墙，我又何必浪费时间去做无效的尝试？

我又无奈地笑了笑：“我只是想顺其自然。”

他急了：“你快三十了，不能顺其自然了。过了三十岁才结婚生孩子的话，对身体伤害很大的。”

我应对道：“现在医学昌明，很多人三十几岁生也很健康。”

他先是愣了一愣，接着才叹了口气说：“女孩子读书多就是这点不好。”我知道，他还是觉得我冥顽不灵，但已经黔驴技穷了。

我暗自得意，表面装作平静：“这跟女孩子读书多有什么关系呢？”

他说：“读书多，要求高，选择就少了。但你选人，人也选你，这就更难找了。”

我说：“现在到处都是读书多的女孩。男孩也应该多读书，这样才可能被选上。”

他说：“男孩要忙着挣钱养家，哪有空读书啊。”

我说：“女孩也要挣钱养家啊。”

大堂哥张了张嘴，似乎还想说什么，可显然不能像先前那样机关枪似的了。

这时，屋子里传来了呼唤：“猪杂粥好了！”照例，需要有一大锅猪杂粥当宵夜，给大家分食，好度过漫漫长夜。

于是，双方都默契地闭了嘴，这场无意义的争论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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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夜之后，不习惯熬夜的我溜到婶婆家的一张床上了。这是很安静的一夜，比以前更习惯死亡的我，睡得很沉很沉。

清晨六点多，天微微亮，鸡鸣从远方传来，交杂着爸爸喊我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清晰，我在昏昏沉沉中慢慢睁开了眼，喃喃道：“啊，该出发了。”

第一件要做的，是戴孝。

戴孝已经简化成：腰间绑一根麻绳，挂一条白麻布，女的还要在头上披一条。

戴孝的是比死者年幼的人。戴孝也忌讳短时间内多次戴，所以六天前参加过另一场葬礼的非直系亲属，这次就不戴了。

第二件要做的，是买水。

所谓买水，就是戴孝队伍到附近的天然水去舀一些水回来，舀水前要向水中投几枚硬币。

队伍前头，通常是村里的一位中老年妇女高举烧着的干草扎。如果死者年龄很大，比如我奶奶，那可以是她的小儿媳我妈妈来举。紧随其后，是死者的长子夫妇或长孙夫妇，女的挑担，男的捧缸，负责买水。

我走在队伍后头。远远地，越过人头，隐约看见，那干草扎躺在横跨山涧的小石桥上——说是石桥，其实是不知哪位先人的墓碑——静静地燃烧着；两个大娘，一个正在烧香点烛，另一个指导嫂子投币舀水，哥哥捧着缸在旁边等着接。

舀回来的水，一部分用于给死者擦脸，一部分用于淘米煮饭。煮出来的饭是半生熟的，一部分喂到死者嘴里，另一部分放在小瓦罐里，之后会用到。

买水回来后，嫂子去淘米煮饭了，哥哥忙着招呼陆续来追悼的亲戚朋友，三四个人开始准备午饭。而我这个无事可忙的人，又自然而然地坐到了摆在村道的条凳上，剥着花生，喝着茶，听别人操着乡音闲话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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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伯兄弟们正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又一个话题落幕后，贵伯默默喝了一口茶，微微皱眉，说：“今年村里不知怎么了，这是第七个了。”

贵伯不是专门做殡仪事务的，但村里谁家办丧事都会找他帮忙，帮忙验气息，帮忙采购，帮忙联系殡仪馆，帮忙抬棺，帮忙下葬……

起初是因为他一直住在村里，对村里村外的事务都比较了解，大家也都认识他。后来是因为他为母亲办身后事办得体面妥当，大家看在眼里，觉得他十分可靠。

每逢有人求助，他虽不算热情积极，但从不拒绝，从无怨言，只是脚踏实地地做。一而再，再而三，大家越来越依赖他。

那时候，眼看着奶奶“呃”了一声咽下浮丝般的一口气后，我们谁都不敢伸手去确认她的鼻息。而姑丈默默走出家门，找来了贵伯。

贵伯一进来就走到奶奶床前去探她的鼻息，再摸了摸她脖颈的大动脉，顿了顿，说：“走了，是走了。”语气很平静，神情很凝重。

所以，村里走了谁，他知道得一清二楚。

大堂哥听了贵伯的话，大吃一惊：“这么多？是不是风水有问题啊？以前没试过一下子走这么多的喔！”

贵伯没有放下茶杯，也不喝，只是慢慢摇晃着：“不知是不是隔壁村埋了个人到我们这边影响的。”

现代生活中，根本没有哪块土地归哪个村的科学概念，但仍然有人坚持着老祖宗留下的约定俗成的规则，坚信着冥冥中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按照这些规则掌管一切。

因此，墓地选址要讲风水，也要讲不侵犯他人地界。

贵伯接着说：“年初埋的，过界了，就在佑明公上头。”

听起来，佑明公像是我太太公辈分的了，要是现在还活着应该也有一百几十岁了。

大多数坟头都在山上，所谓“在佑明公上头”，其实是他坟头的后面，但海拔高一点，离得也近，看起来就是压着佑明公了。

爸爸觉得不可思议：“正常人不会这么缺德吧？还是年轻的压着老的。”

大堂哥问：“村里没人知道吗？没人拦呢？这多不好啊。”

贵伯撇了撇嘴，说：“村长不作为。”

他喝了口茶，终于见底了，便放下茶杯，脱了右脚的鞋，将脚抬到椅子上，膝盖托着手肘：“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改天我找人一起去说说，不能坏了我们风水。”

话到这里，大家都默不作声了，毕竟在座的其他人平日都不在村里。

沉默持续不到一分钟，大堂哥最先动了起来，一面给贵伯添了茶，一面说：“七个都是你送的吧？”贵伯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大堂哥大概以为我不认识贵伯，对着我说：“贵伯是大菩萨啊，个个都找他帮忙，他一分钱不收。”他又转向贵伯：“这是做功德。像你这样的大善人，以后是要升仙的。”

贵伯只是听着，应酬式地笑了笑，没有接话。

他说话总是十分俭省的。

我每次看到他都会想到伯父，总觉得他俩有几分相像。不过，贵伯的外表和内在都要稳重得多，威严得多。其实他长了一脸凶相，却又藏了丝丝慈祥在皱褶里，所以我从小见了他，只觉得他好像很厉害很睿智，而不觉得可怕。

■ ■

之前伯父的葬礼也好，奶奶的葬礼也好，都给我留下了仓促、忙碌的印象，每次回想起来，就是人来人往、烟火缭绕和整天整夜的疲惫，好似梦一场。

而金伯的葬礼，因为错过了延请喃摩佬的时机，节奏变得很慢，一切被拉得很长。回想起来，好像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散步和发呆。

第二天的夜幕终于降临，喃摩佬终于出现，无所事事的时光终于结束。

在喃摩佬的主持下，几位经常帮忙抬棺的叔伯合力将包裹着两张棉被的金伯送入了狭长的木棺材。就跟电视里演的一样，将他送入棺材时，喃摩佬高喊着几几年、几几年的人背过身去，然后敲着锣，打着钹，唱起了连老一辈都很难听明白的有着浓厚乡音的歌。

这时棺盖还不需要合上，只是拉到了金伯的胸前，露出他的头部。

棺盖拉到哪个位置，男女有别。那时候，奶奶的棺盖虽然也没有合上，但已经遮挡了她的脸。姑妈不理解：“不是还能露出脸的吗？”喃摩佬回答：“男的才露，嫁进来的不露。”

锣响，钹响，炮仗响，嘈杂而漫长的夜晚开始了。

锣响，钹响，炮仗响，轮番上阵。香火、烛火、冥纸，烧个不停。敬茶敬酒也不停。一个喃摩佬挥动着引魂幡，一整夜几乎不停歇地唱着歌。另一个喃摩佬坐着掌管锣和钹，偶尔高唱附和。

我还是听不明白他们到底唱的什么，也就不明白每一次跟着大伙拜天拜地究竟是为了什么。我只能凭自己理解，判定拜金伯的牌位和给它敬茶敬酒，是为金伯送行，求他保佑。

整场法事最有意味的是入伙。

采购回来的物品包含了纸扎的大别墅、奔驰车、衣服、鞋子和一男一女的用人。这是给金伯在阴间住、开、穿和使唤的。在阳间享用过没享用过的，到了阴间都能享用。

有新房，当然要摆入伙宴庆贺了。这是阳间习俗，阴间也要有。

喃摩佬围着这堆东西，挥动着引魂幡，唱了一大段词。大意是亲属给金伯准备了这些到阴间用的人和物，让他好好享受。

这一唱，有佛教开光那意味。

等到法事结束、黎明将至之时，这些家产就会跟金伯生前使用的衣物枕被等等，一起葬于一场大火。但金伯不会把他的所有东西都带走，他会留下一两件给儿子。

在他的大别墅里，人们会放好一条围裙。入伙结束后，那条围裙会被拿出来交给他的儿子，作为礼物。而金伯生前穿过的衣服，也会挑出一两件留给儿子。

整场法事我最不理解的是祝福。

在法事开始之前，喃摩佬会登记出席人员名单。凌晨四五点，当你看到喃摩佬在桌上铺开一面大大的纸，再坐下来翻开他的名单，你就该知道祝福要来了。

这时候，喃摩佬的唱词就变得简单易懂多了，这样大家都能听懂他的每一句祝福。

得到祝福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你听到他唱你的名字和给你祝福，那你最好放一些纸币到桌面的大纸上。你也可以不放，但几乎没人这么做。

一般从直系亲属唱起，不会只点你一次，尤其是儿子、长孙，点你七八次是常有的事。每被点一次，就要上前支付一次代价。

不过，据我观察，如果你上去一次支付50元以上，那点你的次数就会少一点；反之，上去一次支付5元不到，点你的次数就会多一点。

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不是一个纯粹的仪式，但还是会在这个环节时渐渐放松，渐渐露出笑容。大家都更愿意把这些祝福当作死者留下的礼物。

但我还是不喜欢祝福。结束之后，看着喃摩佬捻着那张大纸的四角一把裹走所有钱，我就感觉自己眼里有一把火，烫得很。

■ ■

六点，嘈杂而漫长的夜晚即将结束，黎明即将到来，脚步要加快了。

戴孝队伍在月亮和星星的指引下，跟着手电筒的光束，走向了村口。

哥哥和嫂子走在最前面，捧着一个托盘，承载着金伯的牌位、香炉和持续亮着的手电筒。后面的每个人手里都拿了一根细长的竹棍，有人还提着金伯生前用的衣物枕被，给他在阴间用的物品，剩下的香烛、冥纸和炮仗。

经过一整夜的超度，金伯的灵魂马上就要远行了，必须在曙光洒落大地之前离开。所有他要带走的东西，都要在天亮之前燃烧成灰，不然他就带不走了。

火苗很快就蔓延开来，覆盖了一圈土地，蹿向天空。很快，熊熊烈火照亮了黑夜。

人们围着烈火成了一个圈，手里的竹棍不停地敲打着地面，啪啪，啪啪，啪啪。

有人用竹棍去撩动那些燃烧着的物品，这样燃烧就会更迅速，更彻底。被火烧热的青青竹棍，虽然没有变焦黑，但会一阵阵地发出噼啪噼啪的声音。

啪啪，啪啪，噼啪，噼啪……这是为金伯送行的声音。

■ ■

七点不到，天亮得彻底，金伯的灵魂已经不在了。但他空了的肉体暂时还不能走，出殡的吉时在十一点。节奏又慢了下来。

有人留在村口等待火的完全熄灭，有人开车去镇上买早餐，有人打扫屋里，有人坐到村道的条凳上开始新一轮的喝茶聊天。

我们村有三大酒鬼，一个已经埋在土里，一个正在棺材里，还有一个住在婶婆家隔壁。

刚刚升为第一酒鬼的他，带着醉意，晃着身子，又来了。

当地习俗是这样的，办丧事的主人家，要安排桌椅在门前的村道和地堂上，备上茶、酒、花生、瓜子，供来宾享用。

前一天，酒鬼因女儿入伙的喜事而没有出席葬礼。但他毕竟住在村里，抬头不见低头见，总要时不时地路过看看，和大家闲聊几句，趁机讨口酒喝。

一见到他，大伙就喜欢开他玩笑。

大堂哥远远看见他就笑着说：“酒鬼又来了。”

爸爸也笑了，扭头对小叔说：“快把酒藏起来吧，不然他要喝光了。”

小叔去藏了。

酒鬼走到我们跟前，停下来跟大家打了招呼，没有明说要酒，但也没坐下。大堂哥戏谑地跟他说：“昨天喝很多了吧？走路还晃啊晃的。”酒鬼只是憨憨地笑着。

爸爸也戏谑地说：“没喝够呢！闻着酒香就来了。”酒鬼还是憨憨地笑着。

后来，没说几句，他就晃晃悠悠地进了屋，待了十分钟左右便出门回家了。小叔一送走他便来到我们这里，爸爸忙问：“他喝了？”

小叔笑着说：“没要，但眼睛到处看，在找呢，没找到。”

大家听了，都哈哈笑了。

笑过之后，又有了短暂的静寂。大堂哥无奈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突然严肃起来：“真的不能再喝了，他现在也有点痴呆了，明明才五十。”

爸爸喝了口茶，带着自嘲的语气说：“大酒鬼就躺在里面棺材了，二酒鬼也早就到地里了，他亲眼看着也不反省反省。”

这十几年间，我们村有三大酒鬼。金伯是最痴迷的，天天以酒代水。我伯父是最没酒品的，醉了就骂人打人。婶婆家隔壁的是最年轻的，天天喝，顿顿喝，也喝了快四十年。

很小的时候，因为没有认识到金伯的酒痴，我对他的印象很好。

他家就跟我家连着，那时候他在家里经营小卖部。我每次回村玩，总要经过他家打声招呼，也总要去他那儿买点什么，饮料、雪糕、烟花等等。他没有收过我一分钱，甚至有时亲自送东西来给我。

他红扑扑的脸上总挂着憨厚、慈祥、热情的笑容，而且每次见面他都会问我记不记得他是谁，因此所有堂叔堂伯之中，我最早认住的就是他。

那时候，我偶尔会想：如果金伯是我的亲伯父就好了。

因为我的伯父就像绿巨人，虽然平时对我很亲切，可一旦喝醉就会变得脾气火暴，动不动就骂我奶奶，有时还会动手动脚。而且他好吃懒做，挣不了也存不得几个钱，总是问我家、姑妈家借钱却不还。

后来，我十几岁的时候，金伯不再经营小卖部了。因为极度嗜酒，他脑子开始迷糊了，五十岁不到就开始渐渐丧失工作能力和自理能力了。

从那时起，每次回村见了他，他红扑扑的脸上依然挂着憨厚、慈祥、热情的笑容，但迟钝感一次次堆叠。他也还像从前那样，总是问我记不记得他是谁，但不知哪天开始，变成我总是问他记不记得我是谁了。

他嗜酒到什么程度呢？

小叔，他的弟弟，是这么说的：“他以前到工厂上班，拿一个矿泉水瓶，偷偷装白酒去，一边干活一边喝，被人发现就被炒了。”

顿了顿，小叔又说：“上班都要拿矿泉水装酒去喝，怎么可能喝不坏？”

小叔语气里的情感很复杂。他不是没有悲伤，毕竟死的是自己大哥，但我总觉得他应该更悲伤，而不是像在说别人家的事一样，嘴里含笑地说着这些话。不过，他的笑、他的冷淡又并非彻底的事不关己，有自嘲的成分，也有恨铁不成钢。

那一刻，我想起姑姑、姐姐和哥哥招呼来宾时的游刃有余。他们的坦然和坚强，让我想起的不是水静流深和冰冷钢铁，而是前年姑姑在儿子的婚宴上露出的疲惫笑容。

当时的姑姑，虽然承认儿子到了适婚年龄，媳妇也不差，但还是苦恼于儿子尚未真正独立，不满于他们未婚先孕。所以她既高兴又不高兴。

我不由得想，金伯在他的家人眼中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存在。

■ ■

我的伯父，是一个十分看重“家”的人。

他眼中的“家”，是他一家四口、我一家三口和奶奶组成的，即使我们不住在一起，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圈。

于是，在他的世界里，他养的鸡鸭鹅，也是我的鸡鸭鹅；我爸妈挣的钱，也是他的钱。

这种认识可能更接近于古人，可他生活在现代，所以他使人又爱又恨。

当他没钱修瓦顶的时候，当他没钱买种子的时候，当他没钱带孩子看病的时候，总之就是当他没钱的时候，他就会独自一人从老家坐汽车到省城我家，先吃一顿饭，再选几件我爸的新衣，然后带走一沓钱。我妈表面展露平和，其实心里充斥痛恨。

然而，没有人撕破脸皮。在他生病时、给他办葬礼时，大家心里、脸上都是沉重的。

他确实没有挣钱的本领和觉悟，还嗜酒成性、乘醉打骂，但不可否认，他总归是把大部分钱都花在了家庭生活上，清醒的时候总归是对每一个亲人都满怀热情。所以，奶奶、伯娘和两个哥哥还是愿意依附于他，我家也没有跟他一刀两断。

金伯却不一样。

我发现，葬礼上，不但每个人的脸色都明亮些，而且他的骨肉至亲没有到齐。他是一名外公、一名舅舅，这两重身份在一个家族中是地位很高的，但我没见到他的孙子，没见到他的外甥。那两天是周末，他们没有特别重要的事，也不存在出行不便。

或许，是金伯太早丢了工作，丢了清醒，丢了自立，不但没来得及向亲人表现自己的爱与尊严，还留下了太多痴傻、不可靠、累赘的印象。长年累月的麻烦，消磨掉了几乎所有源于血缘的爱。

不知不觉，三小时的等待流尽了，时针踏上了“10”。

灵堂突然传出凄厉、惨烈的哭号。

“爸——爸——”那是姐姐的喊声，响彻云霄。

“哥——”那是姑姑的轻声呼唤，夹杂哽咽。

坐在村道的我听了，心脏像被什么刺了，眼前的人和路就突然被蒙上了水雾。

■ ■

在凄厉、惨烈的哭号声中，棺材盖钉上了，一张珊瑚绒毛毯覆在了上面。

接着，整个灵柩被抬到了村口，架在几张条凳上，脚部前方放着一张桌子。

喃摩佬挥舞着引魂幡，唱着歌，走在最前面，引领我们戴孝的人，围着棺材绕了三圈。每回来到金伯的脚部，正正面对他，我们都要向他鞠躬三次。

三圈之后，承载着牌位、香炉和手电筒的托盘被放到了桌子上，大家轮流上前烧香礼拜。

还记得买水回来煮的半生熟的饭吗？有一部分被放进了小瓦罐。这时，那小瓦罐就放在一旁的簸箕上。

烧香礼拜后，每个人都要从簸箕上领三样东西。先取一张土黄色的纸，在手上摊开；再从一个小瓦罐抓一把生米，放到旁边的一个碗里；最后从另一个小瓦罐抓一把半生熟的饭，放到手中的纸上，包起来，塞进自己口袋。

到这里，喃摩佬的工作就结束了。他们开始收拾东西往回走，等待出殡归来的吃席和结算。贵伯等前来帮忙的人，也要出动了，扛着铲子，提着陶瓮，先到山里挖墓穴。

不久，殡仪馆的车到了。灵柩在哥哥、嫂子、姐夫、小叔的陪伴下，上了走在前头的货车。其余人等上了走在后头的中巴。

十一点，准时，引擎启动了，炮仗响了，货车往前开了，真的要上路了。

中巴跟货车保持着一定距离紧紧跟着。每隔三四分钟，就会看到小叔点燃一串炮仗，扔到车后。紧接着，姐夫就会向着天空撒一把纸钱，纸钱随风飘向四方。

路上的车见了，都很自觉地让路，是尊重，也是忌讳。一路畅通无阻。

■ ■

将金伯送进火化炉之后，大家第一时间出门到旁边烧香烛纸钱的地方，把最后的祭品全部消耗掉。再一人接一抔白酒擦抹自己的头发，各领几颗甜糖，意为洗去污秽。

这个场景，大家一哄而上，热热闹闹，让人难以想象，半分钟前还在火化室时，大家凝重得快要成为哑巴。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哥哥接到了热乎乎的骨灰和骨头。

所有人都上了回村的中巴。小叔是最先上车的。他点燃了一根粗粗的高香，举着它坐到司机旁边，将燃烧着的部分伸出窗外，让那烟一路向后画一条长长的、弯曲的线。金伯的灵魂将会循着这条线，跟着我们回村。

我没有到山上目睹下葬，这不合习俗。

但我大致可以猜想出是怎样一个情形。无非是将骨灰和骨头装入陶瓮，盖上盖，然后将埋进挖好的坑里，大约埋三分之二，露出顶部。最后，烧香祭拜，回村。

此时此刻的村里，大伙正在热火朝天地准备着大餐，桌椅陆陆续续地摆满地堂。所有参加葬礼的人都要吃这一顿解秽酒。

另外，还有一桩仪式正在蓄势待发。

行七，又叫做七，在葬礼之后进行。据说古时候要做七次，时间跨度达四十九天。后来简化成了只做头七、二七、三七。而现在，出殡当天就立刻安排。

做这件事，需要四位女眷。死者的女儿、妹妹、孙女、侄女都可。我作为堂侄女也去了。

等哥哥等人从坟头归来后，我们四个按年龄从大到小排成一列，跟着一位拎着香烛纸钱的大娘，从家门一路走到村口。

找了个合适的位置蹲下，我们便各自点香烛，烧纸钱，叩拜，嘴里不停呼喊金伯回家。只要纸钱都烧成了灰烬，就可以扭头回家了，边走边呼喊金伯回家。这是在为他的灵魂引路。

回到家门，哥哥和嫂子跪在门内迎接，然后将我们引进屋里。到了屋里，我们依次面对金伯的牌位上香，然后坐到它面前的条凳上，等哥哥嫂子送来热茶。

茶到了，慢慢喝，喝完了，就开始下一轮“行七”，即重复上述步骤。总共走三轮，相当于行了头七、二七、三七。不过，未婚是不可以走第三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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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七之后，一切都立刻快了起来。人们吃解秽酒时几乎无话，仿佛都在调整时差，把节奏拨回平时的模式，一吃饱就匆忙离开了。

主人家也是如此，一吃饱，就飞快地打扫屋子，飞快地收拾东西，飞快地上车离开。

哥哥和嫂子没车，需要坐谁的车一起走。但他们还不能立刻出发，还有很多零碎要整理。

姐姐首先拒绝了，对哥哥说：“我等不了了，明天还要上班，要早点回去收拾睡觉。在这里待太久了。”当时她正拉着姐夫出门，从脚步到语速都着急得很。话音落下不到一分钟，他俩就啪啪啪啪地走出了我们的视线。

人们就是这样熙熙攘攘地全部离开了，村里又安静了。

我领到了一顶草帽作为纪念品。

奶奶去世时，除了草帽，我还得了一只瓷碗。

# 首发于同名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