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刚

晚清名臣曾国藩（1811年——1872年）有四名得意门生，分别是黎庶昌、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世称“曾门四弟子”。四人都是饱学之士，在清末诸多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为世人所敬。

张裕钊（1823年——1894年）自小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中举，后入曾国藩幕府，深受器重。

具备诸多才能的张裕钊，最让人称道的无疑是书法。他的书法博采众长，融合了“碑学”和“帖学”的多种优点，真正形成了刚柔并济的审美格调，创造了影响晚清书坛一百年之久的“南宫体”书法，连文化巨匠、书法大师康有为也对他的书法佩服得五体投地，称他是“千年以来无与比”的书法家。

张裕钊出生在湖北鄂州梁子湖畔东沟镇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在长辈的熏陶和教导下，研读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等经典著作。

书读多了，眼界高了，跟古圣先贤的精神也就靠近了，他的思想情怀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立志要向古圣先贤那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在远大志向的鞭策和激励下，张裕钊勤学苦练，在16岁通过了童生试考取了秀才，在23岁时通过乡试考中举人。30岁之后，他参加了内阁中书的考试，正好遇到曾国藩阅卷，曾国藩读完他的文章大为赞赏，最终录用了他，官授内阁中书，并拜在了曾国藩门下。

曾国藩后来在《求阙斋日记》里称：“门徒中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

由于个性气质刚正不阿，张裕钊在京城做官的两年时间里，官场的腐败让他痛心疾首，他却无力改变这些，因此，他秉持“出淤泥而不染”，不愿跟其他人同流合污的做人原则，只好弃官离去。

离开官场的张裕钊，逐渐对政治产生了失望之意和厌倦之情，给自己定位为“独以治文为事”，并拒绝再次进入仕途。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张裕钊醉心于文学、书法和教育，最终把自己历练成一代大家。为实现教书育人的远大志向，他先后在江宁凤池书院，保定莲池书院，武昌江汉书院，襄阳鹿门书院讲课，培养出许多著名学生，主要有范当世、张謇、姚雪臣、朱铭盘、宫岛咏士等人。

1892年，张裕钊即将进入古稀之年，身体状况虽然每况愈下，但他坚持认为自己教书育人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仍然不愿离开书院的讲台。子女看到后非常心疼，就采取软硬兼施的方式，把他接到古城西安颐养天年。一年多后的1894年正月十四日，张裕钊在西安寓所逝世，享年71岁。

在文学上，张裕钊看重“江西诗派”的文学主张，对黄庭坚的诗歌推崇备至，提倡“以学问入诗”，文学要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

他的诗文思想深邃，用词典雅，全部收录在《张裕钊诗文集》里，作品多为对时事、人生的看法，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在书法上，张裕钊先从魏碑入手，吸收了魏碑雄强、浑穆、朴厚、庄严，用笔洒脱，结体奇绝，骨肉丰美的美学特征。

之后，他又转向对唐楷的钻研。唐楷森严的结构和法度，刚劲厚重的笔画，粗中有细的笔法，都成为他兼收并蓄的对象。

再到后来，他又开始学习二王、宋四家的行书，从行书中强化自己的用笔、用墨的技巧，以及经营章法的能力。

通过广泛地兼收并蓄，张裕钊最终形成了个人独特的书风，终成一代书法大家，整体风貌以刚柔并济为主，结字内圆外方、有骨有肉、疏密相间，呈现出雄奇劲健、朴厚沉稳、骨肉均匀、气韵流畅的审美特色。

在笔法、指法和用墨、用水等技巧方面，张裕钊都有与众不同的方法，他擅长中锋运笔，书法线条在凝重饱满的基础上，却不乏细节上的灵活多变，给人很高的审美享受，难怪许多大师级人物对他的书法赞不绝口。

康有为先生曾在《广艺舟双楫》里，对张裕钊的书法有两句盖棺定论的评价，他说：“湖北张裕钊，其书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甑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

“吾得其书，审其落墨运笔，中笔必折，外墨必连，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必含蓄，以圆为方；故为锐笔而必留，为涨笔而实洁，乃大悟笔法。”

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也曾对张裕钊的书法赞不绝口，他说道：“张裕钊先生书世传宝，得此真如百斛明珠，尤与他人相绝”。

实际上，张裕钊的书法在日本也很出名。日本人宫岛咏士（1867年——1943年）20岁时来到清朝追随张裕钊先生8年。在这8年里，张裕钊先后在武昌、襄阳、西安等地教书和生活，宫岛咏士就寸步不离地跟随到这些地方求学，收获颇丰。

1894年春，张裕钊去世后，宫岛咏士悲痛万分，给老师吊丧之后选择回国，在东京创办了“善邻书院”，任首任院长，专门用来传播张裕钊的学问和精神。

如今，张裕钊的书法在日本已经衍生为一个流派，学习者多不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