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炳，浙江东阳人，清康熙五十六年贡生。著有《学耨堂诗稿》《学耨堂文集》《广性理吟》《哀思草》等；整理乡邦文献，成《金华文略》《金华征献略》，后者收入《四库全书》。早年入毛奇龄之门，精研理学，深受厚望，毛氏曾勉励之：“婺州理学复振，惟视子矣”[1]。四十岁左右，毅然放弃科举之业，安于乡居，专心著书，讲学释道，被称为“乡学领袖”。曾“乡居”东阳，过着简单而自得其乐的乡野生活，同时致力于文化事业，体现出儒士在精神生活上的执着追求。除了收集整理乡邦文献，撰写理学文章，还孜孜不倦地进行诗词创作。王崇炳《学耨堂诗余》中的《望江南》组词，艺术性地完成了对个体生存空间的“山居书写”，诗性演绎了独特的自然审美和对传统耕读文化的体验与升华。

一、“山居书写”的自然审美

王崇炳《学耨堂诗余》共有二十首以“山居乐”为题的《望江南》组词，对山光林色、自然野趣、简居生活和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描摹，流露出词人独有的自然审美态度。

    1.“山居”自然的相对独立性

在王崇炳的笔下，自然不再是被人征服的对象，而是远离人的驾驭和压迫，是相对独立存在的一个自由世界。如《望江南·其二》：“ 山居乐，秋晚得微温。红叶烟林趋市路，黄花篱落向溪村。细雨近黄昏。”[2]11819秋日的傍晚，夹道是火红的枫树林，词人静静感受其淡淡的温暖，似可勾起人“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联想；篱笆边的菊花更是可人，自顾自悄悄开放，一直延伸到溪村。不知不觉，细雨洒落，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词人所得之乐，并不是那种将自然占为己有的独得之乐，而是以平常心泰然处之，怡然自乐。在“物”与“我”的关系处理上，显现出两个层面的关系：从功利性的维度看，自然之物并不隶属于“我”，“我”也不受自然的压迫，“物”与“我”平等分立；从超功利的精神维度看，“物”与“我”相生相融。这与以人为中心的同类作品相比，有着天然的沟壑。如王禹偁《点绛唇》：“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3]同样是描写江南的景物，在王禹偁的笔下，天上的雨、云，村中的炊烟，天际的征鸿，都成了倾吐个人忧愁遗恨的一种媒介。此时“物”是为“我”所用的，是表达“我”的情感的工具。就生态审美而言，这是以人为中心的，自然之物因此而失去了生态整体主义上的独立性，无法取得与人平等交流的权利。而《望江南·其十六》：“山居乐，门对一溪斜。社燕试风翻柳絮，江鱼逐浪趁桃花。细雨点晴砂。”[2]11820王崇炳描写的春日新景，宛若自然风物在眼前的直呈，不饰雕琢。门口的一条小溪蜿蜒静流，燕子在柳絮中轻歌曼舞，鱼儿与水流中的桃花追逐嬉戏；细雨绵绵，如针如线，润物无声。春日里的景物，无论是翻飞的燕子，抑或疾驰的江鱼；无论是片片洒落的桃花，抑或丝丝静谧的细雨，都遵循自己的生命节奏，任其自然，来去自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曾提及“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以我观物”，则“物皆著我之色彩”；“以物观物”则“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4]显而易见，只有“以物观物”，方能最大程度地保持自然景物本身的自然之美。《望江南·其十六》显示了“自然之眼”，使自然审美凸显了景物自有的美。就形式感而言，词中景物的形状、色彩和声音等，绝少有审美主体所强加的主观色彩，即几乎没有变形、夸张或其他艺术想象的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词人超然物外的心态。

可见，《望江南》组词所呈现的“山居书写”，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自然世界。从地域的角度看，它是王崇炳对自己所生活的东阳居所的自然审美，其以自然之眼，观自然之物，超脱于功利之外，使自然获得了相对独立性。正是这“独立性”，使王崇炳《望江南》组词闪耀着生态审美的光辉。

2.“山居”自然与人的精神交融

“山居书写”所呈现的自然景物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又在一定程度上与人有一种精神的融通，体现出更高层次的审美境界。《望江南·其五》：“山居乐，寒色满平芜。柿叶飘霞悬赤卵，荞花消雪露珊瑚。真景不堪摹。”[2]11819深秋季节，天气转凉。“寒色”并没有带给词人悲秋的感慨，恰恰让人感觉出一种“本色”自然的可爱。火红的柿子树叶像天边飘来的红霞，雪白的荞麦花儿随风飘散，果实就如同珊瑚一般显露出来。这些自然事物的颜色、形状及其整体效果以一种独特的“信息”刺激词人的心灵。而词人并未将自己在人世间所感染的情绪强加给景物，冷静而客观地审视自然之美，感受自然的独特魅力，心悦而意适。“真景不堪摹”，透露出词人被眼前之景物所折服，又觉得不能以人为方式加以描摹。任何主观的任意修饰，都可能使自然之美被修饰或变形，从而失去本真的美丽。柿叶、柿子、荞花、荞麦，静静地向词人展现自己的美，词人也默默感受它们的生命魅力，进而乐于“代言”它们的美丽。两者达到了一种主体间性的交融，即两者既互为主体，又在审美层面上相遇，以至相融。从历时性看，这是对宋以来山水审美的一种继承与发展。宋人的自然审美往往以差异为美，以陌生为美。“他们往往首先被巨峰、奇石、幽泉、密林、野禽等这些在日常人居环境很难见到、代表自然生命、环境特征的特殊对象所吸引，正是这些对象粗厉、宏壮的外在形式特征激发了人们陌生化的审美经验。”[5]相较而言，以“山居乐”为题的《望江南》组词所表现的自然审美，其对象更切近日常生活。换言之，山居生活本身就是词人主动融入自然的一种自觉。因而进入词人审美视野的自然景物，不再拘泥于“奇观异景”。自然审美呈现出进一步生活化的趋势，使得词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为亲近与融洽，自然审美有了常态化的可能。这正是词人与自然在审美层面精神融通的坚实基础。

二、传统耕读文化的体验与升华

中国传统耕读文化，体现了自然与人文的有机结合。对于文人而言，其内涵或为儒家“穷则独善其身”人格的发扬，或为道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哲学智慧的体验与实践。王崇炳“年四十外，即弃举子业，为性命之学，专心著述。”[6]165“居乡不谒长官，不趋权贵。”[6]166以“山居乐”为题的《望江南》组词，正是在王崇炳决意科举之后，以简单从容的乡野生活来实现对传统耕读文化的一种体验与升华。

王崇炳象征性的耕读方式，是不追求实在的农耕作业，更多的是对耕读生活的“在场”体验和艺术想象。《望江南·其一》：“山居乐，茅舍近莎汀。水碓夜舂千杵月，渔蓑秋卧一潭星。石濑静中听。”[2]11818简笔勾勒出一幅极富野趣的农居图。茅舍、莎汀、水碓、渔蓑、月影、星光和淙淙的流水，仿佛成了词人心灵深处最可亲可敬的朋友，那么安详、和谐，与生命融为一体。没有仕途的纷扰，没有官场的喧嚣，只有与周围自然生命互相倾听心声的静谧与轻盈。与其说是词人看透举子事业后“独善其身”的一种无奈，不如说是词人自觉复归自然后与天地万物相容相亲的自得之乐。《望江南·其七》：“山居乐，禾稼既登场。嫩乳着盐烹紫芋，鲜芽呷醋馔红薑。茭白又堪尝。”[2]11819展示了耕读生活中虽简朴却清新的一面。这里没有“烹羊宰牛且为乐”的酣畅与豪迈，有的只是粗茶淡饭的简单与清淡。紫芋、红薑和茭白再普通不过了，词人却津津有味，乐在其中。享乐和欲望的不断满足与耕读生活是格格不入的，“耕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简朴持家，是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望江南·其十九》：“山居乐，终日兴悠悠。风月一轩闲处领，图书千卷静中收。不羡醉仙楼。”[2]11821词人之所以在简朴甚至简陋的生活条件下，“终日兴悠悠”，是因为有书为伴，可以自由地读，不受科举约束。精神需求的满足，使得词人有可能超越物质利益的纠葛，真正让耕读生活成为自己修身养性的一种生存方式。就价值取向而言，中国传统耕读文化以治生需要为基础。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主要有三类：一类是较富裕的自耕农，一类是隐士，一类是政府官员[7]。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决定了耕读文化必然以物质生产和消费为前提。但在一定的时空之内，精神领域的能量得到充分释放时，就会压倒对物质追求所带来的欲望。王崇炳在当时“乡居”生活中，淡迫名利、潜心治学，其“耕读”更多地在“读”的层面显现出来，与自然达成一种相融相乐的美好关系，是对传统耕读文化的一种体验与升华，具有“生态存在”的意义。

三、理学思想对自然审美的影响

王崇炳少年即登毛奇龄之门，研习理学，颇有造诣，他的审美倾向和诗词创作因此受到较大影响。《书筌随笔》《广性理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心学思想。《搔痒说》：“盖天地间，总是一理之所变见，所以鸢飞鱼跃，皆可知道。五官百骸中，皆一元气所运行，所以把手按脉皆可知病。五伦日用中，皆此心之所周偏，所以抑挠抚摩，皆可知仁。如说书，从讲处会，所以一件只是一件。我说书，从做处会，所以即一件，可兼通数十百件。会不得，则道是藤牵蔓引。会得，则说是一以贯之。”[8]可见，在他看来，天地间的万事万物，无论草木虫鱼，抑或飞禽走兽，都是“理”的“变见”，“道”的具体而微的体现。因此，对他的诗词创作来说，自然之物很可能或多或少要表现那高悬于万物之上的“理”。其眼中的自然之物，便有意无意均染上了“理”的色彩。《望江南·其六》：“山居乐，所乐即山居。一寸灵光涵万象，刻时入手摄无余。着处总如如。”[2]11819“一寸灵光涵万象”，鲜明地体现出他的自然审美态度有意无意打上了理学思想的烙印。在他看来，自然万象在心灵的照摄下，便可得其妙处，而心则是“根于天”，故而能够观照万物。《广性理吟·心》：“人身参两大，有物宰其中。触境情方动，根天性自通。一灵涵众妙，兼照摄无穷。须藉操存力，无将嗜欲攻。周流元气运，寂静太虚同。莫旷天君职，惺惺秉自公。” [9]在参理悟道的基础上，他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心学思想亦有继承。《望江南·其十五》：“山居乐，教子课诸孙。经籍咬吞看吐出，口呫身践要心存。深造始逢源。”[2]11820他对子孙后代的治经之路，要求能“口呫身践要心存。”即对于经典经学，不仅要能熟读成诵，更要身体践行，达到所知与所行的统一。

王崇炳的理学思想和对理的参悟，使他在对自然进行审美观照时，心境相对冷静、客观，易于排除在俗世中受到的心理干扰所带来的情绪变化，从而较好地秉持一种“主体间性”，催发生态审美的产生。《望江南·其九》：“山居乐，乐在苦寒乡。络纬萧萧茅舍月，鸣机轧轧竹簾霜。梦醒又晨光。”[2]11819这种“苦寒乡”的生活，对于一般的诗人而言，比较容易产生情绪上的宣泄，发而为诗，使得作品中的自然景物成了表现自我情感的载体，如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10]而王崇炳所描述的“苦寒乡”却是怡然自乐的。因为在他的生命世界里，茅舍、月亮、竹帘、霜和晨光都是与他同睡同醒，不可分割。点出自然万物与人的同一性，正是理学思想的一大贡献。他静观自然，就很容易产生生态审美的效应。

可见，理学思想对王崇炳自然审美的影响有两种可能，即词人对自然进行审美观照时，可能是“有理”之眼，也可能是“无理”之眼。“有理”之眼，是以理学眼光对自然审美观照，“无理”之眼，是以自然眼光对自然审美观照。他以“有理”之眼观看自然，对自然之物进行审美观照时，自然之物便带上了“理”的色彩，自然之物就成了诠释理学思想的媒介。以王国维的“无我”、“有我”观之，他的“有理”之眼，实则是典型的一种“有我”。他在自然之物身上看出“理”，继而在词作中加以表现。他以“无理”之眼观照自然，此时“理”是退居其后的，使其保持冷静、客观的心境，俗世的情绪不再表现出来，故而眼中的景物显出了本真色彩，生态审美得以发生。

四、“山居书写”的当代价值

“山居书写”标举了一种地方自然与人文结合的简单生活观。早在先秦时代，孔子的弟子颜回就“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践行一种节俭的生活观念。除了经济上的原因，颜回的节俭，更多的是以一种修身的方式致力于“仁”、“礼”的实现，多少带有“入世”的特点。墨子曾提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熟，衣服节而肌肤和。”[11]可见，墨子的节俭观不仅是倡导生活朴素，更是对自然社会规律的一种尊重，是墨子朴素的哲学观在生活实践中的具体反映。王崇炳科举失意之后，致力于学，对地方文化的收集与整理不遗余力。在物质上，他以简单质朴的山居生活为乐；在精神上，他又沉浸于学问与文化，以钻研理学、编著文献和诗文创作为生命存在方式。他的“山居书写”，从生活环境、饮食起居和耳目感官等多个角度向我们展示了富有地方特色的自然印象：清新、明丽、灵秀、富有野趣的生态环境令人神往；简单质朴又不失乐趣的生活态度让人感佩。他的“山居之乐”与其精神上的不懈追求密不可分。从自然中“悟道”、“观理”，使他能与自然心灵相契，无意间有了某种超脱，达到一种别致的审美状态。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一种由精神需求引导的发挥重要作用的简单生活观，这一生活观既简单又不简单。与之相比，当代社会的物质欲望膨胀导致的高贵奢华生活倾向，就显得单调而贫乏。当代社会的生活观以物质享受的不断攀升为特征，很可能落入“空虚，满足，空虚……”无限循环的怪圈。他的“山居书写”，有力地昭示了一种可贵的生活方式和难得的生存方式，并提示人们，当对物质欲望满足的追求和科技至上的理念无情地渗透到当代生活中时，人们不但要回归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而且要在精神上有所追求，重建环境生态和人的精神生态内外两重生态，这样人类的生命之树才能常青。

“山居书写”回应了后现代社会对“诗意栖居”的向往与追寻。海德格尔认为：“栖居能够成为非诗意的，只是由于它本质上是诗意，对于一个瞎子来说，他必须是一种降生时便被赋予视力的存在，一块木头是决不会变瞎的。”[12]形象地指出了人本来的生存方式就是诗意的，而这种与生俱来的属性却在后现代社会中被最大程度地磨灭了。物质文明的发达与科技理性的崇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的栖居方式的异化。无论是钢筋水泥的建筑，还是过度加工的食品，都使人与自然越来越远，甚至对立起来。“诗意的栖居”，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呼喊和渴望的东西。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理念，都可能造成人们不同的理解，因而“栖居”方式亦会不同，而大致相同的价值取向应该被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崇炳的“山居书写”恰好能给人们带来重要启示：一是自然与人文是考量人类“诗意栖居”的两个维度。正如老子所指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3]融入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才是有根的生活。相反，脱离自然，与自然为敌，最终会走向绝境。健康的人格、优良的文化，都有赖于真善美的滋养。而自然审美恰恰是原始的又最易于实现的一种方式。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月是故乡明”，其故乡情结也正是以当地的自然审美为基础的。二是“山居书写”所凸现的简单生活观，其内涵是重视精神诉求的“生态存在”。重视精神诉求，并非彻底放弃物质，而是从追求欲望的泥淖里走出来，重建内在的精神生态。物质与精神，欲望与审美，存在与发展，都应建立在生态存在的坚实基础之上。有机、整体、稳定、和谐，应成为它们的内在规定。复归自然，不应只是一种口号，应该成为人们内心的真实声音，引领走好每一步。

 [参 考 文 献]

[1] 李敏.毛奇龄与《金华文略》[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1（1）：67-69.

[2] 全清词：顺康卷[M].张宏生，主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 宋词选[M].胡云翼，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

[4] 人间词话译注：卷一[M].施议对，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7.

[5] 薛富兴.宋代自然审美述略[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91-96

[6] 后田王氏纪念册[M].东阳市博物馆馆藏，2000.

[7] 邹德秀.中国的“耕读文化”[J].中国农史，1996（4）：61-63.

[8] 王崇炳.学耨堂文集：卷七[M].乾隆二十五年刻五十三年冲印本（1760年）.

[9] 王崇炳.广性理吟[M].乾隆庚辰本（1760年）.

[10] 张忠纲.杜甫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9：235.

[11] 李小龙.墨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92.

[12]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诗学文集[M].成穷，余虹，作虹，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207.

[13] 陈鼓应，蒋丽梅导读及译注[M].北京：中心出版社，2013：91.

写作精进人生。愿在文字彼岸深情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