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那年我上大一，在一个不遥远，不繁华的城市。在城市淫浸一年的我，回到家乡的小县城时心里有一种巨大的落差感。我背着大书包站在嘈杂的车站里等车，烈火一样的夏日，烦躁像我头顶上毛剌剌的枯发，乱糟糟，横七竖八窝成一团。故人相逢在这种境况下。一辆三轮摩托开着功放机突突突从我身边驶过，又突突突倒回来。拉风的司机从车上跳下来，拍着我的肩膀大喝一声：“是你啊！”热情的架势吓我一跳。这粗喳的嗓门儿只可能是他。我回头去看，果然是他，黑红的脸庞，铜铃一样的眼睛，山一样壮实的臂膀。他穿着半新的汗衫，狗龇牙一样冲着我笑。我毛剌剌的心情顿时熨帖起来，我也鼓着一身劲回应他：“嗨！大炮！”
我跟大炮的情谊是从穿开裆裤开始的。彼时，他在月光下被五舅母——他的母亲摁在澡盆里搓泥条，我正坐在小板凳上肆无忌惮的笑话他。扔石头砸别人家屋顶上的亮瓦，偷山楂，偷苹果，下河摸鱼捉蟹，从来都是有他一份就有我一份。挨打时也一样，我在家里接受细荆条的爱抚时，总能听到隔壁杀猪一样的嚎叫。外婆总告诫我：女娃子要有女娃子的样子。可我照旧穿着白纱滚红边儿的裙子跟着大炮去山上翻蝎子，爬树上捉知了。
大炮本不叫大炮，叫亮亮。他性子憨直，嗓门奇大，才被叫做大炮。
初夏，正是万物生长的时候。上院的大舅母家孵出了一窝小鸡，毛绒绒，嫩黄嫩黄的一团，黑亮亮的眼睛，跟在母鸡身后，唧唧啾啾叫个不停。大舅母精心照管着，提防天上飞的红嘴鹊和老鸹，地上跑的野猫和黄鼠狼。终于，小鸡长到可以跳过门槛觅食了。大炮在家看完《西游记》出来，拎着一根二尺长木棍，一路上见花摧化，见草折草，心里得意得堪比花果山上的美猴王。这么一路行到大舅母门口，毛线团一样的小鸡正在满院子跑着觅食，大炮扬起木棍一通乱打，还未使出十八般武艺，小鸡儿已经撒着翅膀去了西天。大炮更加得意了，兴致勃勃地拉着大舅母的手引到院里，嘴里喊着：“大老妈，大老妈，你看我能一棍子打死一只鸡娃子。”大舅母还未反应过来，大炮又是一挥，可怜又是几只小鸡仔儿见佛祖去了。为此大舅母追着他跑了几里路，又好气又好笑，拧着他的耳朵，咬牙切齿不知拿他如何是好。大炮这名号就此叫开了。
我们一样不爱回家，热得要命的中午，还在河滩上游荡。太阳晒得石子滚烫，烤得我们肌肤黝黑油亮。捉一水潭鱼，又放掉，捞一兜蝌蚪又送回给青蛙，挽着裤脚在柳树生在水中的红色根须里摸索，被螃蟹夹，刺拐子鱼扎，蚂蝗钻进小腿里，吸饱了血才滚出来，还啥了着，浑然不怕。捡河滩上被磨平了尖利棱角的碎玻璃，宝贝一样裹一包埋在苹果树下，盘算着等长大了拿去换好吃的，换上发条就会跳的猴子。趁大人午睡时溜出来，盯着烈阳到后山的砖厂里，用破草席搭一个屋子，坐在里面唱歌，声音比知了还聒噪。
再大一些，上小学了，我终于学会了“有女娃子样儿”了，大炮依旧是大炮，他仿佛永远不知道如何乖巧，总挨打总也改不了。他总是欢快的，挨过打，干嚎几声，转过脸来又笑嘻嘻扯着嗓唱：“小小萤火虫，飞到西飞到东，这边亮那边亮，好像一盏小灯笼。”他不爱上学，初中读完就回家了，他正在院里挥舞着斧头劈一节枯死的油桐树，我听到他嘶哑着声音唱着：“你是我的爱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飞溅的木屑落在他的头上，身上，衣服上。
听说他现在不唱歌了，开着三轮车送货，有时也接一些装修的活。我好久都不曾见过他。我如今也不再那山水间游荡，枯对着车水马龙怅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