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借阅《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一册，读其中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一篇，有两点心得，略述于下：
传中记曰：“先生在读《高僧传》时，别有论译经传播事业者：据《高僧传》前三卷，译经门正传及附见者凡六十三人，而号为天竺人者仅十六人。而此十六人中如摄摩腾、竺法兰、鸠摩罗什等，或本人之存在不无可疑，或虽源出天竺而居月支，或竟为龟兹人者尚有数人。然则自汉明迄梁武四百五十年间，译经诸大德，天竺人居四分之一，其余皆剡宾、西域及凉州之人，据此可知六朝文化与中亚关系之深矣。”
案：寅恪先生治史，惯于小中见大，此其一大特色。因其“小”，即于细微处、人所不经意处，见出史实之真，故读寅恪著作，往往如临历史当时之境，好像亲历者、过来人的忆往之言。因其“大”，即结论往往有关于所述历史社会文化的总特征或总趋向，故读者总能领略到一股居高纵论风云的豪气。此段短短的转述，正是寅恪一贯作风。
传中又曰：“（寅恪）又云：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故可发挥其特性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研究本原首在通达其言语，中亚语言与天竺同源，虽方言小异而大致可解，如近世意语之于拉丁。按《出三藏记集》卷八僧睿大品经序谓：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盖古译音中如弥勒、沙弥之类，皆中亚语，今日方知。足证当时实此类之经本。然其所译，仍大抵是梵文，犹天主教人赍译诸书实皆拉丁之本，而音译名字犹存法、意土音也。由此可知中亚人能直接通习梵文，故能直接研究天竺之学术本源，此则间接之害虽有亦不甚深也。至其利，则中亚大、小乘俱盛。大乘盛于和阗，如朱士行在于阗，为彼地小乘所嫉，然实于其地得放光般若梵本，又经于阗僧无罗叉等之翻译。至东晋法显《佛国记》云：于阗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也。则于阗必已盛弘大乘。今所发掘区域，于阗近旁多大乘经典；而天山北路，小乘夙盛。卑摩罗叉，十诵大师，先在龟兹，弘阐律藏。玄奘《西域记》：屈支诸国皆说一切有部。今德人发掘库车诸地，所得有部律本甚多。可证六代李唐小乘之学行于天山北路，旧籍所记良不诬也。”
案：输入外来文化，须兴利除害：一是不失精意，从“小学”做起，通习外来语言，入于此文化之中心内核，故寅恪于语言工具特所注意；二是以本国文化为背景，融通外来文化之主流、旁流，主干、支节，大宗、异门。一文化在本民族，往往受宗教、政治、民族等等势力的影响，或互不相涉，或各有敌意，或根本对抗。一文化便不成整体，而成各有局限的门派，各门派门户隔绝，立言树义，范围狭隘，各堕一边。而一文化输入外民族，则上述局限尽消，整体意蕴反而清晰，再加与当地固有文化结合，往往开出一个新生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