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美国曾经形成过“内部争议止于两洋”的默契，或者说传统，即内部政治过程中的争议，尽量避免或者说最小限度的影响美国的对外战略，以此确保在四年一度总统选举的政治制度设计的基础上，最大可能的维持美国国家战略的连续性。冷战时期，因为存在一个单一，明确，稳定，显著的外部威胁，这种实践总体来看是比较成功的。冷战结束之后，高速变化的美国与世界，直接冲击和挑战了这种默契。在各方的努力和尝试下，以网络安全而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三任政府，表现出了某种意义上的连续性：
从理念上看，克林顿政府启动的信息高速公路战略，以及美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实践，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得到了比较有效的延续，尽管宣称采取的是“除了克林顿什么都行”（Anything But Clinton，缩写ABC）战略，但小布什不但继续谋求推进美国的信息产业发展，而且形成了保障美国网络空间的国家战略，将网络空间定义为美国维持正常运行所不可缺少的神经系统，并将其安全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尽管对小布什政府内诸多政策进行比较大的调整，但奥巴马政府基本全盘接受和认可了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后半段开始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转型，小布什政府启动的全面网络安全倡议，规划设置的网络沙皇职位即总统网络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对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的态势评估结果，确实都被奥巴马政府继承，并予以相应的完善和发展。客观上来说，至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美国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在决策架构，机制，权责分配，目标设定，战略规划，政策制定诸多领域，均达到了某种完善和均衡的状态。虽然存在天然的逻辑张力，但要真的持续维持运行下去，还确实会对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秩序演化，产生更加重要的实质性影响。
但值得玩味，或者说，认真思考的是，这个过程最终发生了关键性的断裂，而这种断裂的源头，则是来自网络之外的美国国内政治过程。两党政治的发展和实践，以远超人们想象的速度，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末段，进入到了急剧撕裂的阶段。客观而坦率地说，这种撕裂，虽然有政治人物和党派的个性化因素在内起到了增加不确定性的作用，但是整体看，还是结构性，本质上来说，还是美国对外战略行为的效果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结构的溢出，以及反向作用。最直观也是最关键的结果，就是2016年总统选举后特朗普的胜出，以及胜出之后，对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某种颠覆性的重构。这种重构具有某种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从小布什政府时期开始的架构，直接就给消除了，总统网络安全事务顾问这个职位就干脆给取消了，对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的决策过程控制下沉到了内阁部委一级；曾经极为活跃的美国国务院网络事务协调员办公室，行政降级，人员基本上淘换了大半，直接后果之一是美国新版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跳票；在关键基础设施相关产业的问题上，虽然看起来死盯住中国的高科技领军企业不放，但真正能够影响被戏谑的称为“懂王”的决策的，从各种已有的公开资料看，更多的是一些被称为“知名不具”（someone unnamed）的编外人员，甚至有美方的公开报道指向这些编外的多疑似是“煲电话粥”的高尔夫球友。
这种急速转型的结果，就是美国网络霸权的实践，迅速地具有了某种军事化主导的特征：以国防部框架下的网络司令部为事实上的主导，对美国国家网络安全的利益设定，以及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秩序的实践，迅速地从曾经具有的显著地美国主导下的合作性制度主义选项，转为类似新孤立主义和美国至上霸权战略的混合型战略实践。与现有的合作性国际机制切割，设置并实践绝对自我中心的单向的利益标准，没有任何掩饰的追求所谓美国及其盟友在网络空间的单向的行动自由，并试图压缩所谓战略对手的行动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