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当苏联内部因为治理能力的系统性挫败，导致苏东阵营出现某种显著地连锁反应时，美国认为自己把握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窗口。老布什政府将其看作为“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的重大战略机遇。在学界，1998年，有学者概括提出了冷战后的世界中，美国可能执行的四种不同版本的大战略，分别是新孤立主义、选择性介入、合作安全以及美国至上（美国霸权战略），但是从现在的回顾可以发现，这些战略在讨论的过程中，与其说是探讨新时期的战略创新，不如说是尝试归纳和巩固美国在冷战时期战略争霸的经验，并试图将复制乃至套用到冷战后的新世界之中。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最初10年，确实进入了某种事实上由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体系，但以结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斯沃尔兹为代表的，相对比较明智，且对国际体系演进基本历史规律有全面认识的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过程来看，单一国家占据国际体系压倒性优势的态势，通常并不持久；占据优势的霸权国家，面临的最大矛盾，并非来自外部的冲击和挑战，而是如何均衡自身资源、能力、意图三者之间的关系，继而在此基础上，制定明智的战略，且有效的加以执行；此外，审慎，即避免对自身资源的滥用，避免造成战略透支，或者形成广义的威胁认知，引发某种事实上的软制衡，也普遍的为明智的研究者所关注。
但是，从实践的角度看，一个极具讽刺意义的现象是，伴随着苏联解体，美国获得压倒性优势之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制定，在较短的时间内，就重新滑入了有限能力与无限意图的困境之中；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规定，霸权收益和成本的内部分配，也重新陷入了加速两极分化的传统路径。
美国自身是互联网的发源地，在通信信息技术领域具有显著地先发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在走出实验室，进入产业，成为经济的组成部分之后，与其说促成了美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不如说被美国既有的结构所吸纳，并在催生其旧有的结构性缺陷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服务行业具备压倒性优势的美国经济结构，促使美国形成了实验室创新领衔，制造和商业应用外移，消费类商业模式创新滞后的特殊格局；而具备后发优势的国家，以中国为代表，则凭借相对成功的产业实践，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超越，实质性的缩小了与美国在经济总体体量，商业应用模式，以及标志性先进产业领域等三个方面的差距。这种差距的缩小，在美国产生的影响和刺激，直接导致了美国在网络空间战略制定的过程中，更加倾向于一种复制和护持美国既有优势的霸权战略，而非选择一种体现信息技术内生需求的开放性的合作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