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是最敏感的一群人，对社会风向的变化感应迅捷。这一点在《新文学史料》这本杂志身上再一次得到验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召开，《新文学史料》就在当年当月创刊了，成为中国历史大转折的一个风向标。在这之前它肯定也酝酿、筹备了很长时间。
激进革命派（史称“四人帮”）倒台之后，政府的方针政策、社会的运作机制、人们的思维方式并未立即发生很大的变动。大家仍然把“四人帮”看成与之前的彭德怀、刘少奇同样的人物，用大批判的方式批倒批臭，甚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在延续。但是要说一点变化也没有也不确切。“四人帮”倒台的1976年底，媒体上已出现否定批“唯生产力论”的声音，后来又出现了《于无声处》、《伤痕》、《班主任》、《哥德巴赫猜想》等富有新意的文学作品，矛头所向，已触及到文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等核心问题。可以说整个1977年就是在这种新旧杂糅的状态中度过的。
但是，1978年末面世的《新文学史料》第一辑呈现出来的面目已有很大变化。老舍、冯乃超、徐钦文、赵景深、吴祖光、许杰、巴金、艾芜、李长之、阿英、萧乾、聂绀弩等文坛前辈已悉数登场。这一期还有一则简讯：“十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将于‘五四’六十周年纪念期间开始出版。”这创刊号的封面也是由《新青年》、《小说月报》、《语丝》、《创造季刊》等“五四”时期的著名刊物的封面拼集而成。
这些信息无疑是向世人表明，“五四”的传统已全面而系统地回到当下。由“五四”起步的新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已得到“平反昭雪”。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要革文化传统的命，为无产阶级新文化建设清空场地。不独延续五千多年的中国古文化遭到抛弃，建国前三十多年的“五四”新文化也被屏绝，就连从建国到文革前十七年的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也成了“大毒草”。本来“五四”一代的作家建国后大多被冷落在一边，很多人基本上中断了创作。即便是仍在坚持创作的一小部分作家影响也大不如前。文革爆发后，这批作家更是成了批判对象。当时的激进派有个说法叫做“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些人便是这条文艺黑线的骨干、代表。《新文学史料》的诞生象征着对“五四”传统的赓续；老一辈作家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象征着“文革”极端化的文艺方针政策的终结。《新文学史料》的发刊词《致读者》也表明了这个态度：“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我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历史是一部披荆斩棘、充满斗争、不断前进、波澜壮阔的历史。”“林彪、‘四人帮’仇视文化、破坏文化，正如他们曾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他们也使我国文化遭受空前浩劫。他们在文化资料方面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许多作家保有的珍贵资料、文物，被他们查抄一空，许多资料被毁、被窃，或者散失。这就使得‘抢救资料’的工作在今天越加迫切了。”
当然，所谓的“思想解放”是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恢复传统也不是毫无保留的，所以这本杂志创刊之初仍为“内部发行”。《致读者》中还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为了更好地了解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怎样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本丛刊也将适当刊发一些有关的反面材料。”哪些材料属于属于反面材料，文中并没有明说。想来应该是指胡适、梁实秋等右翼文人的文字。这说明办刊者仍有阵营意识、敌我意识，能够放出来的只是左翼文人或中间派。但我们也不妨认为办刊者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曲折表达一种宽容的态度，以求完整地展现新文学的本来面目。
新文学即使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算起，也只有三十四个年头；而1978年创刊的《新文学史料》已经快四十岁了。这当然不是说一件事物寿命有多长，对它的回忆、念想、探寻、思考乃至想象也只能维持多长，况且《新文学史料》所涉及的范围早已突破了1949年这个杠杠，扩大到了当代文学领域。我只是想表明这本刊物已经为后人积累下多么丰厚的资源，它也的确成为研究现当代文学专家学者们离不开的一个资料库。四十年间不仅有政治的风风雨雨，更有市场经济大潮的轮番冲击，一本纯专业的刊物能挺到现在，其中滋味怕也是如鱼饮水罢。树老成精，一本刊物坚持得足够久，也会成为一种精神支柱，起码对一部分人来说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