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创意由一个叫科尔特斯·兰德尔的人构思而成，他设定了该公司将很多名义上与年轻人相关物品的公司联合在一起进行经营，比如图书公司、唱片公司等，他还利用公众的热情谋划出一个年轻人的题材，创造了一个商业帝国。兰德尔老谋深算，他对证券分析师们不断洗脑，领着他们去他在弗吉尼亚的城堡度假，还故意在他的喷气式飞机上和他们打电话。每年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投资回报会增加三倍，每一次都能达到兰德尔的目标。华尔街对兰德尔也充满信任，将股价拉高到140美元每股，就连银行家信托公司和摩根保证信托公司都购买了兰德尔的股票。
有人不禁产生疑问，这么多投资界的精英都会上当的原因是什么？答案很简单，他们都担心被别人抢占先机，他们的投资原则就是购买热门股票或者出于保守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然而在整个投机时代的氛围影响下，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建仓和加仓。
1967年，福特基金会的总裁麦克乔治·邦迪发表了一篇评论，为这个投机时代的高潮推波助澜。邦迪原本是保守主义者，现在却成为冒进者，他经常抱怨手下的基金经理过于保守，应该大胆买进才对。为此他说过一句话：“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初步印象，长期谨小慎微让我们遭受的损失比因鲁莽或承受过度风险遭受的损失要大得多。”
邦迪的“豪言壮语”给华尔街打了兴奋剂，像福特基金会这样的机构都号召大家冒着风险追加投资，很少再有其他基金经理劝投资者收手了。而且邦迪的冒险不是体现在口头上，他真的拿出大笔资金投资股市，还在《财富》杂志上说：“我也许会犯错，但我对自己的行动毫不迟疑。”
就在邦迪为投机时代摇旗呐喊之际，巴菲特也发表了他的声明。当时他的合伙人公司总资产高达6500万美元，然而他不知道如何投资，因为整个华尔街的游戏规则都发生了变化。短线甚至超短线交易越来越多，巴菲特也承认这种交易有利可图，也相信热门股票价格还会上涨，不过他认为自己不擅长这种交易，更不想尝试。结果，巴菲特的合伙人自己玩起了短期投机交易，然而巴菲特也调整了他的收益目标——公司赶超道琼斯指数下调了10%，也就是说每年盈利9%就可以了。于是不少投资人趁机离开了巴菲特。
1967年，巴菲特合伙人公司收益率达到36%，超过道琼斯指数17%，其中主要收入来自美国运通，此时它的股价已经上涨到每股180美元，在峰值时期占公司投资组合中的40%。巴菲特用当初投入的1300万美元轻松换来了2000万美元的利润，迪士尼也为他赚取了55%的利润。尽管如此，巴菲特此时承受的压力却超过以往，由于他和华尔街的狂热格格不入，一些合伙人甚至问他是否乱了阵脚。巴菲特并不否认，他放弃了在这个时期赚钱的念头。
纵观巴菲特的投资生涯，无论处于哪个阶段都只有一个支撑点，那就是巴菲特认为自己的直觉是正确的，而市场会犯错。
1968年，巴菲特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去找格雷厄姆，以他的名义将学生们聚集到一起。很快，巴菲特邀请到同窗好友以及一些非格雷厄姆信徒的人，比如好友查理·芒格。巴菲特在邀请信中强调，大家谈话的内容不要超出格雷厄姆在1934年出版的《证券分析》——他担心有人抢了老师的风头。因为格雷厄姆的学生中不乏演说家，巴菲特不想让别人借机展示他们近些年的经验和研究成果，只想以格雷厄姆为中心，用他的话说：“格雷厄姆才是蜜蜂，而我们都是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