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通史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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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ton:
第十章 中世文化与禅(二)
第四节 闲寂风雅的俳句与禅
(一)风雅之诚
“风雅之诚”与“风雅之寂”、“不易流行”三者是融会贯通,不可分割的。而且三者其本为一,都是建立在“诚”(まこと,真实)的俳谐思想上。三者之中,“风雅之诚”是基础,是根本。它不仅将自古以来的“诚”文学美学思想提高到一般艺术的真实性上,而且使这一时期的俳句达到更高、更深刻的艺术境界,大大丰富了俳句理论的内容,形成当时俳句的全新理念,成为一个时代的俳句新趋向。
芭蕉俳论的出发点既重感动,又重观照。他在《猿簔·跋》中认为“任心感物写兴”。也就是说,任心感物(包括自然的风物和人的真事)才能诱发出感动之情,其感动与观照是相连的,首先是自觉到了“物”的重大意义。所以,他强调对物的实感,以及实际生活的体验。并在创作上身体力行,他的感动的俳句,都有观照的因素。但是,芭蕉强调的“诚”即真实,并不是满足自然的真实,而是努力把所感的真实,用真诚的心灵抒发出来,升华为艺术的真实。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芭蕉的“风雅之诚”的“诚”作为俳句的理念,理解为艺术的真实性。
更难能可贵的是,芭蕉诀别政权和金权之后,虽忍受孤独、艰辛和寂寞,却可逐步确立自我的主体性,以确保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同时,也确立俳谐的主体性,把目光投在庶民辛酸苦楚的生活上。他的“诚”的俳句观就带有某种批判的意味。他的一系列新风俳句就是以上述的残酷现实作为背景构建的。比如,他接触庶民生活的真实,根据自己亲身体验的、感受的现实,写了许多下层人物的苦况,等等。
(二)风雅之寂
芭蕉强调“风雅之诚”,但他并没有把它绝对化,而是与时俱进,提倡“风雅之寂”。这是在禅文化思想的导向下,在全面参与的关系中,深化“风雅之诚”,从而使“诚”的内涵获得更大的延伸。因此,芭蕉的俳句理论同时主张“风雅之寂”,强调风雅与禅寂相通,具有孤寂与闲寂的意味。
芭蕉在《笈之小文》中强调“风雅乃意味歌之道”,他写道:“风雅者,顺随造化,以四时为友。所见之处,无不是花。所思之处,无不是月。见时无花,等同夷狄。思时无月,类于鸟兽。故应出夷狄,离鸟兽,顺随造化,回归造化。”芭蕉将风雅视为俳句之道,而风雅者,他本人在《许六离别词》中极而言之:“余之风雅,如夏炉冬扇,逆众而无用也。”从芭蕉上述这些论述来看,芭蕉俳谐的风雅精神,首先是摆脱一切俗念,“出夷狄,离鸟兽”,回归同一的天地自然,采取静观的态度,以面对四时的雪、月、花等自然风物,乃至与之相关的人生世相。其次,怀抱孤寂的心情,以闲寂为乐,即风雅者也。文中所说“顺随造化”“回归造化”的“造化”,就是“自然”,是“以四时为友”,人与自然的调和。芭蕉认为心灵悟到这一点,一旦进入风雅之境,就具有万般之诗情,才能在创造出“风雅之诚”的同时,也创造出“风雅之寂”来。
换句话说,风雅本身,就是孤寂,就是芭蕉所谓的“俳眼”。从这点出发,以静观自然的心情静观人生,则人生等同于自然,达到物我合一,真实的物·心与纯粹的感情相一致,即人物才能得“物之心”,达到“物我一如”之境而显其真情,这样才能把握物的本情。
然而,自然是随着四季的推移而变化的,所以把握自然的本质,不应是眺望原来的自然,而是要将凝视自然所获得的本质认识,还原于原来的自然之上。这样凝视物象所把握的东西,就是“闲寂”。因此,“闲寂”就成为芭蕉观照自然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