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散文之十八
青年一文，十年讨论
杨英锐
说起来既骄傲又惭愧，我学术生涯中至今被引用率最高的一篇文章，竟然是曾发表过的第一篇文章。那一年，我26岁。在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变革，离不开思想理论的启蒙前导。中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前导于史称“思想解放运动”，亦称中国版的“文艺复兴”。其间经历了二次全国性的学术大讨论。其一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其代表人物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邢贲思。其二是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其始作俑者当时也在哲学所工作，叫杨英锐。这场长达十年的学术讨论，在中国哲学界，史学界，理论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四十五年前开始的中国社会变革之前奏，是现实世界剧烈变化的理论承载和思想担当。
已故张岱年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曾主编出版过一套五卷本的巨著，《回读百年》。其中收录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有代表性的文献，并分期逐题加写了编者评论。张先生是北大哲学系著名教授，是中国哲学史亦称思想史领域泰斗级老人儿了。我和张先生曾经有点熟，早年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主编梁从诫，清华建筑系梁思成之子）行走的时候，没少去张先生家说事。在《回读百年》第五卷里，编者有评论如次：“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人们开始对“历史创造者”问题重新思考，由此展开了长达十年的大讨论。这场讨论起源于两位哲学工作者杨英锐和杨甘霖（时为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学生）在《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第4期发表的一篇文章，《关于一个历史观问题的探讨》。” 我是后来才看到这本书的，心想张老先生当时肯定没把杨英锐和当年常去他家的“哲学所小扬”联系起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若论京城学术界最活跃联系最广泛的青年学者，恐怕无人能出笔者其右。我应有另一篇学术散文，《京城学界，带刀行走》，想说的就是那段往事。
山东大学历史系王学典教授曾发表过一篇《中国近代思想编年史》，按年按月，每月计入一篇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影响的代表性著作或文章。记得其中收入的著作文章作者有章太炎，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冯友兰，胡适，郭沫若，马寅初，等等。所编代表1979年4月的，就是上面提到的杨英锐文章。初读中国近代思想史竟然可以被如此编年，每个历史名人占一个月份，我也占了一个月份。用文言说话，即所谓荣焉幸焉，亦若惊焉。用现在网语说话，就是心里难免有点“小确幸”类的窃喜之感。
我从1986年出国念书，一切重新开始，曾在三个不同的系从研究生一年级念起，一路走来，成名成家不忘初心，居然不知道我早就在家躺枪成名了。当然，杨英锐就是再狂狷，也不至于忘乎所以到把自己和这些历史名人相提并论的地步。他们虽然也都有各自的历史局限性，但无疑都是不仅在近代思想史上，而且在公共事务服务实践中对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并付出个人牺牲的先贤前辈，岂是我一介书生所能与其比肩的，唯有项背敬重而已，岂敢他哉。我当时所做的，只是澄清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论题。
我当时的文章，是阐明了一个再明白直观不过的命题，即人类历史是由现实人类创造的。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社会分工的状态，由此在经济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占有差異产生了不同利益群体，也就是马克思在其时代所称的不同“阶级”。不同利益群体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角度不同, 这就是所称不同的意识形态，用现在话说，就是“三观差异”。在这些“不同”中社会要保持秩序, 这就需要制度，也叫做上层建筑，包括国家机器即政府，法治与军队等职能。在国际社会中有不同的民族国家，各有其各自的国家机器。各种社会力量之间有着各种相互作用，现代物理学称这些相互作用为“场”。这些相互作用有的表现为合作，有的表现为冲突，又各有其程度的不同，有时缓合乃至共羸，有时激烈甚至暴力。恩格斯曾用平行四边形以形象的刻画历史过程，它不沿此边方向也不沿彼边方向走，而是最终走向对角线也就是合力的方向。用更现代的数学物理语言说，任何一个社会，可以是一个民族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以向量表达一种现实社会力量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力度，各种社会力量即构成了一个向量丛，历史过程就可被刻画为这个向量丛的各种迭加态的变换序列。
再说的深入一些，就会用到量子力学中“自旋” (spin) 的概念。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方针政策规划措施，理论上对于各种大小社会力量都可以有二种基本态度，赞成或反对。这就是说，一个社会方案有其内部空间。就像电子一样，这个内部空间的转动有二个基本的转动方向，赞成方向和反对方向，物理学中称为自旋上和自旋下。这叫做一个社会方案的“被自旋”（being spun) 。社会力量的价值取向当然不止两种，现实社会中存在着不同阶层，不仅有利益差异还有认知差异，所以不会都是或者简单赞成或者简单反对。在历史的进程中，由于这些社会向量的方向不同，它们不满足相加关系，只滿足迭加关系，这是量子力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各种社会力量的行为次序也具有历史敏感性，孰先孰后与孰后孰先的社会效果会有不同，这叫做社会行为的历史“不对易性”。一般说来，先行行为在社会规范中具有政策优势，这在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实践中是可观测的。在帕累托效率的意义下，一种社会行为的优势越明显，别种社会行为的优势越不明显，这在量子力学框架下叫做“测不准原理”，亦称“不确定性原理”。由于社会方案的内部空间的被自旋性，历史一般只能呈螺旋式发展，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论中早有阐述。
我没有考证过自何年何月由何人起，中国理论界曾出现过一个长期被视为正统的历史观论题，其历史哲学问询为：是奴隶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由此生成了所谓“英雄史观”与“奴隶史观”的对立。杨英锐1979年的文章分析了这个论题们哲学路径，它产生于一个“二次异化”的过程。首先，要把现实世界的历史转换入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世界”，这样就方便于勾勒出一幅英雄与奴隶对立的历史画卷。在其中溶入历史观的原素，即可生成英雄史观与奴隶史观的对立，这跟人们在帝王系列或武侠小说中常看到叙事风格春秋笔法差不多。这在哲学上叫做“一阶异化”。然后，根据在现实世界中的需求，需要突出群众的时候，取用奴隶史观语言叙事；需要突出代表人物的时候，则取用英雄史观语言做陈述。这叫做哲学路径中的“二阶异化”。另外，人们常把奴隶史观与“人民群众”等同说事。如果你去读读马克思关于“群众”概念的精辟分析，一定会有醍醐灌顶之感，拍案叫绝。
英雄史观和奴隶史观的对立，是一种二元论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主张的是一元论哲学原理。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有一本名著，书名即为《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书中对二元论历史观有精彩的剖析批判。我在北师大数学系念书的时候，曾有一段时间常去图书馆读这本书，在上面作了许多笔记还勾勾画画，把那本书翻的不成样子。图书馆人员为此曾找过负责我们年级的黄登航老师，说这学生不光是把书弄烂了，可能思想也有问题，不然为什么老去看那种书呢。黄老师是个厚道人，还是我的球友，是系教工乒乓球队的主力。他从没羸过我，可就是嘴硬不服。当时黄老师说没事，为我遮挡了；为此我一直心存感激，常说登航是好人。这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事了。我1979年的文章，就是那时候写成初稿的。
在那篇文章中，我调侃了一下拿破仑。在著名的普法战争中，法军在阿尔卑斯山战役大胜普鲁士军队后，法军统帅拿破仑得意地说，他已将阿尔卑斯山踩在脚下。我在文中提醒破仑兄，如果当时对面没有一支普鲁士军队的话，法国军队就变成了一支登山队；你拿公也不再是什么法军统帅，而荣任法国登山队长了。有言云，飘飘而然乎子离现世，不知所以乎徐步天境。这种思维方式当然不是拿破仑的思想创新。血染风采后再做出世脱俗的买卖，于此一路，中国佛系是法国拿先生的祖宗，那得是千年的修行传承。
在当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当其冲，是理所当然的事，不然国家养社会科学院干什么吃的呢。不久，在思想解放运动动中起过推动作用的哲学所人自然成为地最早投入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力量。像陆学艺先生，即是推动农村体制改革的前驱之一。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内参刊物，刊名《未定稿》，直报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此刊当时有一个很活跃的青年编辑，叫王小强。我1979年的文章发表后，他就找过我，有拉我入盟的意思。我心里明白，此刊物颇有背景，入刊便是入仕，入仕便成御用。这不是我志向初衷。
我当时心里很清醒，因为我对自己的强项和弱项很清楚。我下过乡懂社会善适应，但内心复杂狂放，入仕不宜。我有知责任明规矩不逾越，但不肯久居人下。我有文笔通马列有思想，但练不起御用文风。我有毅力能忍耐颇顽强，但功名心过重，是入仕大忌。我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知书达理，有克制功夫，但骨子里易激动，还沾染了一些知青品性，不时地会涌起粗话相加，拿大板锹拍人的冲动；于此，为学不致误事，为官早晚出事。我知道尊重同事，这是职业伦理；但我眼光高居，很少敬佩世人；而敬佩是个人心态，自己尚不能强迫自己，更遑论他人；所以，从政不是他人别扭，就是自己别扭，误己事小，误众事大。另外，英锐其人才气太大，纯从文科易成断线风筝，须以理科拴绑以求锚定。所以，为国计亦为己计，我回绝了前面提到的入刊之邀。学术道路虽然荆棘，却是专为斯人而设，我留在了逻辑研究室， 一个可文可理亦文亦理的所在。
我刚看到张岱年先生主编的《回读百年》一书时，心里略有不解。岱年先生著名于中国哲学史，怎么有兴趣编起中国思想史的书了呢？这哲学史和思想史固然同门，却是别类。后来谢宁先生，我北大附小同班同学，为我解了惑。 张岱年先生的胞兄张申府（崧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早期共产主义小组时，其影响与南陈北李不相上下。张申府去欧洲创建了中共旅欧支部（当然在共产国际指令下），发展了周恩来、朱德、孙炳文等入党。他回国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未几拂袖而去，但他介绍了周恩来接任。有这层渊源，可以想像，岱年先生固以治哲学史著名，却也有着政治思想的情怀。张先生也曾家居北大中关园；我少时朦曈，只认乒乓球，不识居园人物尽参天。
张岱年先生治学严谨是出了名的；不过，所编《回读百年》却有小疏小漏。第五卷有编者按语，说是1978年十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开始思想解放，才有了我1979年的文章。这就有些想当然的味道，考证不足，不斯然间犯了以政带史的通病。试想，几个月的时间，够做出我文章中那样的思辩思考进而成文吗。记得那是1972年，我从北大荒回北京养病。回家一个星期后，我母亲认真的告诉我，你必须每天去图书馆看书学习准备上大学才是，这其实正中我意。那时家住北大燕南园，我自此几乎每天都在靠北大西校门的老图书馆看书，开门进，关门出，多半时间除了图书馆员就我一个人。
那段时间，主要任务是补习中学课程，准备考大学。其间读了一本前苏联出的《数学的内容，方法和意义》，记得罗巴切夫斯基非欧几何就是从那本书里看到的。另外，就是系统地通读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这是从1966年我们十三岁开始的兴趣。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经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我从不避讳说，那是我的真正文化启蒙。现在十三岁的孩子们读什么呢？晚上则在未名湖边绕着圈的漫步思考，记得曾试图背过哥德的长诗剧《浮士德》。 那是我学术意志的发源之地，那年我十九岁。 在家养病十个月，结果之一就是蕴酿出了1979年的那篇文章的思路。1972年，那个题目，还是禁忌；思辨与自省共生，兴奋与莫名同在，我似乎找到了哥白尼的感觉。
当今世界，最迫切需要的一本书是什么？非《当代资本论》莫属。此书杨英锐不写， 谁写呢， 谁又能写呢。（修定稿，202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