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散文之十四

英雄麦城

  杨英锐

记不清是2009年底还是2010年初，我寒假回北京，时任中科院心理所常务副所长张建新先生和清华社会学系张小军教授相约来看我。建新告诉我，报我千人计划的事，上面最后没批，这上面是指中央负责统筹千人计划的某个部。没批的理由也简单，一岁超龄，那年我56岁。打从北大荒回北京上学开始，一路马不停蹄紧追慢赶，还是没赶上这班车。

我当下明白，在千人计划的事情上，我走了麦城，也就是说，失败了（这里行文假设读的人都熟悉三国时蜀国名将关羽走麦城的故事。）当时难免有些失落，觉得有点丢面子。问当时心境，无戚戚，非凄凄，不惶惶，君且容我浅尝央央；度当时所思，无所讯，非是非，不抱怨，公勿夺我略领惆怅。看彼时行为，不期想，绕城去，丈夫单骑，仗剑北啸，是真英雄天下何处不疆场。那是人性使然，于衷难以无动; 那是填了表签了字走了程序的事，别跟人说汝不曾心存期望。

不服，不等于不认输。记得1987年，我在美国东南部五个州的一次乒乓球比赛争前四名的时候，羸了一个瑞典少年队的选手。那孩子十六岁，输了球哭得稀里哗啦的。这使我想起自己十一岁时，在一次北京市体校乒乓球联赛半决赛中输了，也是这么哭过。这种哭相，俗称“输不起”。那时候，用心理学的话说，只有不服的意志，没有认输的勇气，这二种心理基态的迭加会产生一种中合的心理状态，叫做“委屈”。我十六岁去北大荒，数年的田间劳作把委屈二字早就打磨殆尽。北大荒知青，是从时代的输中走来，努力就是有盼, 得寸便是有赚，永远怀着不服的情怀。要想让我们在失败中倒下，那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就出身于失败。用美国眼下最流行的话说就是，败者的命也是命。败者，有再战的权利；认输，才能再战。用经济学的语言说，偏好的代价是机会成本。用史学的语言说，历史，是最高傲的品牌，从不退货，历史经济学中没有退货机制的概念。

九十年代，我在普林斯敦大学和美国教育考试中心做过将近四年的博士后。博士后其实有一项重要的学术训练，就是如何对待被拒稿。在读博士生期间，是导师带着你写文章，导师是通讯作者；也就是说，如何处理审稿意见，如何对待被拒稿，是导师的事情。博士后期间不同，你会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有一次，我们的文章被拒绝了，一个审稿人写了十页的审稿意见，相当负面。我和这个审稿人很熟，也很清楚他和我博士后导师菲力普教授的学术恩怨。我在细读了其审稿意见后，准备给期刊编辑写回复，逐条反驳。菲力普教授阻止了我，他说的话我至今引为律条：当你的投稿被拒时，一天都别耽误，立即转投其它期刊，因为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不要花费在意义不大的爭论中。你要在学术界生存，就要学会面对被拒稿。菲力普教授学术上非常高产，二十年前就出版了七本书和发表了200多篇文章，引用率极高，在心理学，认知科学， 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界很有影响力。一个高产的作者，往往也曾是被拒稿率很高的作者。他有对待失败的智慧。

语法学里有一种句型，叫做虚拟语气，用中文表达，就是本来如此如此，其实那般那般，要是怎样怎样，就不至如何如何。虚拟语气是人生最没出息的句型。拿破仑说，假如某某元帅的增援军团早到一天，滑铁卢的历史就会改写。我也可以因为在千人计划的事上走了麦城，就做自嘲的点评，这有意思吗？在逻辑学里，虚拟语气是条件句的一种，条件句在逻辑史上被叫做实质蕴含，对其有很多争论，因为它的意义不符合日常直观。它的经典逻辑意义包括，如果条件是假的，那么无论结论是真是假，整个条件句是永真的。心智模型理论认为，人们对条件为假的情况，不做清晰处理，只在心理上表达为一个注记，叫做非清晰模型。明白有这么档子事，不做深究，这是一种普通理性。

失败情况有多种。你可能很接近成功了，却功亏一篑。但失败就是失败。你参加标准教育考试，一道题做错了，你拿着草稿纸去找美国教育考试中心(ETS), 说其实我都会，差一点儿就做对了。ETS 不会给你部份分的。这情况可以用物理学中普郎克电子能级跃迁模型来刻画。物质的能量是按份计的，每份都是普朗克常数的整倍数。从一个能级轨道跃迁到高一能级轨道，需要所需的一整份能量，勉强的概念在自然界中无效，事业亦然，正所谓人物相通。

对待失败，人们有不同的表现。兵败如山倒，那不叫失败，叫溃败。败后失落潦倒，难以振作，那不叫失败，叫失意。败后意气用事，那不叫失败，叫失控。我最钦佩的败后之旅是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啊，那叫战略转移。爬雪山过草地，那是何等的牺牲何等的信念。所以，我一听到有人说要把中国怎样怎样，我就想笑；心说对错姑且不论，就凭你们这点本事这副样子，瞎折腾什么呐。我最欣赏的败后表现是敦克尔克大撤退。回忆电影中的画面，在德国飞机轰炸后，伏倒在沙滩上幸存的英军士兵站起来，重新排队，等候接应的船只，有条不紊。那是何等的纪律，何等的训练才能支撑。完成撤退后，英军指挥官站在码头上，沉毅地注视远方，他在驶向英国的船上，看到的不是败兵，他看到的是保存下来的有生力量，他一定看到了诺曼底登陆，看到了反攻的希望。这是典型的英伦风格，单线条，悲剧美。越败越战，并不总是现实的，你得在越败中保存越战的本钱。

失败中，常见的心理状态是抱怨。抱怨产生于一种认知误区，即个体与群体不分。用数学集合论的话说，就是混淆了“包含”和“属于”二个不同的概念。假设社会是由个体组成，那么个体是属于社会的，而群体是被包含于社会的。两者不分，就会产生著名的罗素悖论，因为分不清所有集合的集合是属于自身还是含于自身。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历史是呈螺旋形前进的。当社会发展的方向发生变化的时候，其变化速度甚至加速度之快可能超出任何人的想象，人们管这叫剧烈变化。由于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在这种剧烈的变化中，含于社会的各个群体的受益或受损程度会明显不同，甚至巨大，这就是在有组织社会中需要“政策”的意义。在社会文明史上，还没有发展出对受损群体或受益不足群体理赔的保险公司，因为永远赔不起。那是政治学的范畴而不是金融学的范畴。理论上，也可以有政治保险业，那离现实还相当遥远。但个体不同于群体，个体既属于某个群体，又属于整个社会。个体与前者的属于关系是相对的，有不确定性；个体与后者的属于关系是绝对的，具有恒稳的确定性。社会走向的变化，会使有些群体受到损害，被边缘化甚至消失，这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历史必然性。但对于个体来说，这种损害这种边缘化甚或消失不具有必然的传递性。决策论有一个基本的预设，那就是，决策是个体的决策，因为心智是具身于个体生命的。混淆包含关系和属于关系的区别，是抱怨的逻辑认知根源；放弃个体决策的责任，是抱怨的心理学根源。抱怨，是人生最没用的生存手段。

我是在清华的时候知道千人计划的，刚开始好像是很神秘让人人动心的事。07-08 学年，我学术轮休，加上前后二个暑假，有十五个月完全自由时间。按规定，学术轮休期间是半薪，可以到世界上任何相当的学术单位做访问学者，掙另一半工资。我当时有二个选择。一个是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IAS)，那是我心中至高的学术圣地，是爱因斯坦哥德尔费曼摩根斯坦杨振宁李政道等几乎所有学术大家工作过的地方，想往已久。2006年我曾为此专门去他办公室见了当时还在那里的埃里克·马斯金教授，在小黑版上给他讲了二个小时的经济力学。他很感兴趣，因为基金有限，让我尽早提出申请。马斯金教授200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来去了他的母校哈佛大学。另一个选择是去清华大学做韦伦特聘访问教授，这当时是清华文科和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职位。这件事是清华蔡曙山教授全力推荐争取的结果。曙山兄和我先后在社科院哲学所逻辑室学习工作过，有同门之谊。他是中国认知科学发展顶梁之人，二十年来为之不懈奋斗，令人不能不服。当时我妈妈正在301医院住院，我选择了去清华，代价是由此错过了和马斯金教授一起工作的机会，又称机会成本。

我在清华给研究生讲过二门课，人数不多。院长告诉我说学生听的都很兴奋。清华韦伦特聘访问教授，一般只授一期，我在清华做了二期。据说后一期的候选人本来是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结果给了我；又据说在遴选委员会（包括时任清华經管学院院长钱颖一等），大家都认为这样做“值得”。在清华的时候，我的硏究方向还在转型过程中，经济力学尚不成熟。我那时已经应用了量子力学和二种相对论，在经济学和认知科学中作出几个模型。但当时还没有接触到量子场论，没有意识到规范场论和纤维丛语言的强大描述能力，我还在为经济力学寻找整体模型框架和更一般的刻画语言。也就是说，那是我发表文章的低潮期。

清华韦伦特聘教授有一个颁发聘书的仪式，有副校长和院领导讲话什么的，我也有发言，让人颇有荣誉感（be honest, I like it)。那时在国内行走，不方便的时候我就显示一下清华的工作证，说明我在国内可是有正经工作单位的人啊。后来，清华复建心理系，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回国的彭凯平教授任系主任。我的名字也作为创系教授在官网上挂了一段时间。回想起来，清华待我不薄，颇为礼遇，可是我没有以清华大学为单位发表过文章，那时候又不兴讲课，不说对的起对不起的话，毕竟有些愧对有些不好意思。我也帮过清华一次。当时清华以蔡曙山教授为首席科学家申请教育部基本理论重大项目基金，竞争很激烈，最后一轮只剩清华和浙江大学，在北京某酒店会议室里分别答辩。浙大由其科研处长带队，团队成员还包括一位院士。分别答辩后，因为两校实力相近，答辩委员会一时难做决定。据说最后因为考虑到杨英锐的重量大些，才一致把天秤压到清华那边。

2009年通过中科院心理所申请千人计划，我内心有一层不为外人道的私意。我小时候家住北大中关园，西邻燕园东邻清华，南边过了小土沟上的石桥就是科学院的“四不要”礼堂（对小孩来说就是电影院，比去北大大饭厅或办公楼礼堂看电影近多了），再过了马路就是科学院游泳池。看电影一毛钱游泳五分钱，正是彼时“迪斯尼”。那时社科院还是中科院的一个学部，叫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在北京城里东南边，和西郊的中关村正好呈斜线。京城有四个顶级学术单位，即北大清华和社、科两院。2009年以前，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大和清华都有过正式的工作或学习关系，我有冲动再加上中科院。这是什么心态何方念想姑且不论，反正还挺强烈。

清华社会学系张小军教授是理工科出身，年轻时就出过一本书，《社会场论》，所以对我的经济力学研究很感兴趣，我在清华讲课他有时间也会来听，有过很多有益的讨论。我写的《亚经济动力学的规范场论》一文中，用到弗洛伊德人格理论，就是小军教授提示我的。小军知道我的意向后，介绍我认识了时任心理所常务副所长张建新研究员。当时心理所另一位副所长是傅小兰研究员，我原来就认识，曾邀请我去心理所讲过讲座。建新和傅小兰都很支持，随后他她们约了时任心理所所长张侃先生，加上我四个人一起在心理所边上的一个咖啡店讨论了报千人计划的事，当时就定了下来。张侃所长还为我着想，说你在美国是终身教授，这千人计划只是五年的事，以后怎么办呢，这就是厚道。随后是填表准备材料，由心理所上报中科院，据说是由中科院高分上报的中組部。一个学期后，我再回北京，就得到本文开始说的走麦城消息。

据说千人计划是陈十一先生和其它几位归国学者在一次香山会议上提出来的。陈十一是老熟人了，80年代初在北大廿九楼几乎每天下午一块儿打乒乓球下围棋，印象中是一个风趣自信的人。他是北大原校长，原力学系主任周培源先生的博士生。周先生是流体力学尤其是湍流领域的权威，据说参加过爱因斯坦的讨论班。陈十一在美国约䎐·霍普金斯大学做过工程系系主任，后来回北大创办工学院应该是很当仁不让的事。陈十一是现任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廿九楼的熟人中当校长的还有现任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他们都叫我“老革”，就是老革命的意思。另外，北大现任校长郝平和多年的原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因和我有些渊源，是管我叫“大哥哥”。北大原党委书记朱善璐七十年代末曾听过我在哲学系晏成书先生讨论班上的报告。那时他是哲学系本科生。后来有一次在校园路上偶遇到我，说杨老师您回北大讲课啦，应该结我们教员示范示范，现在的大学老师是越来越不会讲课了。有一次我母亲跟我说，在国内讲课，有事你可以找找郝平̖吴志攀他们呀。我答道，您也真不知道儿子有多大本事，我讲课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天下第一，哪儿用的着去找他们呐。其实大人心里当然明白，讲课哪有天下第一这回事，孩子说这话就是让大人高兴放心呗，应有增寿之效。我很钦佩入选千人计划真正全职回国的那些人，那是需要勇气的。我也很服气那些长期在国内高校教书甚至担负行政责任的学者，那一天得有多少事啊。走到今天，是他她们撑起的国内高等教育。现在国内大学教授的待遇好多了，真是应该的，我很祝福他们。

我虽然没有进入千人计划，但也为国内高等教育尽了自己的努力。受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原常务副院吴培冠教授邀请，从2011年到2018年，我每年假期都在中大讲二门本科生和一门研究生的课。又受北大元培学院原常务副院长卢晓东教授邀请，从2014年到2018年，我每年暑假在北大讲二门课。那不是讲座，是开整门的课。也就是说，我每年除了学习思考做研究，在美国上两学期课，在国内上两学期课，等于一年四个学期，乐此不疲，我应该算是世界级劳动模范了吧。算起来，在国内选过我课的学生应在三千五百人上下，加上参加我在各校讲座的听众，怎么也有四千人了。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内，学生对杨老师的讲课总是反应热烈，赞美由衷。在二百人的阶梯教室里，每次连讲四个小时，我没见过我的学生在听课时睡觉的。这不仅是靠讲演的本事，学生还会看你的劳动态度。有时我心中默祷： 母亲大人（这是文学语言，意指祖国）高堂在上，不管您待见不待见，孩儿这孝心不变；眼下我就这么个条件儿，只能伺奉您这些了。

这些年，我每年两个假期都在国内奔走。我至今只掙到过一种钱，就是课酬和讲座费。课酬按课时计酬，讲座费按规定付取。所以，我在国内是真正的“小时工”，是靠自己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讲课是两者的组合）掙钱。别的钱，我没清高到不想掙，是挣不着也没处挣。有前辈教导说，我们做的是事业，不要谈钱。有同辈感叹说，钱挣多少算完呢，差不多就行了。  这观念其实就是经济学里称为“中产阶级陷阱”的心理学根源。我对此非常尊重，却也有点哭笑不得，好像听到古代臣子向皇上汇报百姓缺粮，皇帝反问那他们为什么不吃肉呢。男子汉大丈夫在世，不光是要事业做为，还负有很多责任，话说君子要取财有道，只能直中取，不能曲中求，可君子也要为稻梁谋，难道不应该尽力开源收入吗？有时个人经济诘据了，心里就难免羡慕入选千人计划的人，人家应该过的很宽裕吧，哪用的着像我这样，时不时地还得掂记着摆摊叫卖随笔呢。这叫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贴心组合。写随笔，不误正事，用农家的话说，叫做“套种”。中国的改革开放，最早就是从允许农民套种开始的；这在今天看似只是凌微碎步，当年却是改变完全计划经济的飞天一跃。

原初构思这篇随笔时，腹稿的标题是：千人计划，幸走麦城。我说的其实是实话，再一细想怕人误解为有些酸，才改成现在的标题。英锐随笔是当文学写的，不是时评政评或者其它评。千人计划属于公共事务，我没有条件做评论是因为信息完全不对称。而随笔可以只从个人的经历和感受反映公共事务的某一侧面。随笔的文学性表现在情节的故事性，文字的可欣赏性，叙事与夹议的节奏, 文白相间的节拍，及可出版性所要求的内容剪裁。

即走麦城，又何幸之有呢？在我印象中，千人计划允许入选者在合约的第一年中，半年在国内半年在国外，也就是要签六个月的在岗工作合同。我当时算了一下，美国学期短，每学年实际上课时间是七个月，寒暑假加上春假和复活节圣诞节以及参加学术会议的时间，我可以做到实际在国内工作六个月。其实这是有问题的。按美国高校对终身教职的规定，除去暑假，每学年要求实际在岗九个月，如果在国内签六个月在岗合约，就是事实违规，叫做“兴趣冲突”。如果隐瞒不报，就会造成“诚信过失”。这是一个尴尬的局面。即便第一年马虎过去了，第二年情况更严重，就是要在全职回国和保持美国终身教职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是一个更为尴尬的局面。美国高校的人事制度很严格，不存在什么可以长期飞来飞去的“超级教授”。事实上，除了已经决定全职回国工作的人，当时很多入选或未入选的千人计划涉及者，或在事实上或在心理上，都处于这种尴尬的状态。其它的，都是末节。应该说，避免了这种由机会主义心态造成的窘境及其可能的后果，只是一种“幸亏”，“幸走麦城”的真正涵义是“幸盈”。

试想，如果进入千人计划，你就成为被计划了的人才，要应对三年考核；你顶着光环，就有光环的压力；你占用国家额外资源，你要回报高期望值；你在接受单位，条件待遇高出同事们很多，你须迅速成绩出色；单位本身可能并没有接受高价品的预算，你要努力申请基金；最后，你会成为某项目或诸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或负责人，成为一个“做项目”的人，这和在北大荒扛麻袋几乎是同类工种。当代学术研究项目化基金化倾向，扫荡了洪堡精神，造成了国际学术界的大面积异化，是和世界气候变暖，拉圾污染，公共卫生危机或经济保守主义等人类文明所面临的同质现象。这是国际金融家与政治家联手控制学术界的神来之笔。将金融家的残羹施舍，由政治家回锅翻炒，再异化知识分子做狼群撕咬，这是行为主义艺术的颠峰，是人类智慧的至高境界，是叹为观止的匠心独具，也是反朴归真的最大成就。这个角斗场生意的旗舰店就是美国科学基金会，经由世界各国去精存芜，逐渐形成了国际性的学术角斗市场。此事只应地獄有，何奈升凡到人间。项目是被计划了的（注意，基本理论研究具有不可计划性），也就是说你要为别人计划的项目工作。如此种种，加加合和，你还真有时间和精力大量学习，专心学问，思考基本理论吗？这样的局面，想想都后怕。我的判断，如果参加了千人计划，我今天学术功力会少三到四成。应该说还是领导独具慧眼，明白像杨英锐这样做基本理论的人收一个少一个，为科学大计着想，不忍心咬牙放过了我，那叫做“放生”。这样说不是骄情，也不是调侃，而是一种历史的客观反思。杨英锐所代表的就是当代学术界的“斯巴达克”学派。

接下来的十年，对于一个独行侠来说，惊心动魄。好像当年李小龙创立截拳道，我身怀咏春经济学和心理学，“踢过”爱因斯坦相对论场子，“砸过”狄拉克量子力学武馆，“占过”杨振宁规范场论码头，“踹过”威腾弦论家的门，放火烧了新古典经济学大营的粮仓武库, 还经常去蹭物理系的教室。人到了饿疯了的地步，哪还顾上的面子，不分专业二十一，总之我是见人家有好知识就抢，无善不做，一言相合，寸拳拜求。我为了学规范场论和纤维丛理论，曾和北大数学教授刘张炬公开赛了一场乒乓球，约定他羸了包教，输了包会，后来他如约把我教会了。有亲近朋友劝我，说别耿耿于怀再和千人计划计较了。说这话是不懂得珍惜。杨英锐宽不起那么大的心胸，好不容易失败一回，哪能轻易放过。我必须假装卧薪尝胆，动力动力，为报千人计划一勺之羹（用“一箭之仇”似乎不太文学），我不惜拜遍天下名师，长足世间本事，让历史明白暴殄天物的后果。

学问大家往往是对失败很在意的，他们一般是完美主义者，不完美就算是失败。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应该是最著名的数学定理之一了，哥德尔的学术生涯何其成功。可他后来的许多哲学思考，感兴趣的人不多；他跨界参与到解决理论物理中统一场论问题的努力中，却少有人问冿，以至患上厌食症而去。爱因斯坦与牛顿齐名，他的相对论几乎家喻户晓，曾在曼哈顿受到凯旋式欢迎，万人空巷。他在一次讲演中说，在对各自学科做整体系统性研究的努力中，哥德尔在数学中成功了，他自己在物理学中失败了；他很遗憾。杨振宁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快之年青，让人何其羡慕；可是，做得奖论文的第二作者对他来说就是失败，别扭了一辈子。纳什早年成名，纳什均衡是博弈论的基石之作，那是怎样的才华横溢，被期望为可以指哪打哪的科学天才。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演如何证明黎曼猜想时，讲不下去挂了黑版，精神由此分裂。有人会觉得这是不有些负面啊，这种感知在积极心理学里是一个误区。较真，是一种性格，对失败不较真的人，往往对成功也较真不起来而错失科学发现的机会。科学发现往往是最后较真的结果，就像乒乓球比赛最后的局点。如何化失败于无形，是科学史也是科学家临床心理学的题目，不要掉以轻心。

这段时间，我读了很多书，专业教科书，高级科普书和科学哲学书，只要和我的研究有关，我有学无类，只要对我思考有益，我好为人徒。有四本书是让我翻烂了的。刘连寿先生的《物理学中的张量分析》，小薄本，我是抄烂的。王正行先生的《简明量子场论》，第一本烂了，我又买了一本，不明白的地方就给王先生打国际长途请教，还不敢说长了，怕王夫人不乐意。侯伯元先生的《物理学家用微分几何》，大厚本好书，我抄过不少章节，第一本烂了，再买一本。从2005年其英文版出版和后来出的中文版，无论我到哪，彭罗斯爵士的名著《通往实在之路》（Penrose, The road to reality) 就一直跟着我。书中对理论物理中用到的所有数学有系统而精妙的介绍。彭罗斯是霍金的老师与合作者，彭罗斯数学奇点就是霍金物理黑洞。此书是本厚书，1100页，中英文两个版本，翻烂了我又各买一本，美国和中国各备一套，是我的学术圣经和辞典，随时翻读，有想法先去查彭罗斯怎么说的。其实书是读不烂的。我的书烂了主要是无论去哪都在双肩包里背着。这不是摆样子，而是一种有用的仪式感，像随身携带的护身符，时时提醒自己思考记忆。人说日久生情，我就是想培养和这些书的感情，打起仗来灵感默契。有了这份默契，我讲课还用的着带笔记之类的吗。

2012年我完成并出版了《经济力学現代原理》，整合了经济学，量子力学，两种相对论和弦论。2015年我以量子电动力学为模型，完成了《市场动力学的规范场论》。2017年我完成了《亚经济动力学的量子色动力学模型》。2018年，我完成了《普通理性与希格斯机制。2019年，我完成了《经济外部性的电弱模型》。这四篇文章放在一起，就是经济学与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完备整合，也就是说，成功的完成了经济力学的基本理论与模型化。2017-2018年，我完成了平行于经济力学的心智力学，这对我来说相对容易些。2019年，刘张炬教授告诉我了关于高阶规范场论进展，使得经济力学和心智力学水到渠成的整合为一个统一的系统。至此，我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迟早将落我囊中。于是，

我完成了将已往失败化为无形的自我救赎，终得解脱。科学发现不是只靠努力就行的，它含有运气的因素。马克思说过，历史的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来表现的。没有杨英锐，人类知识同样会向前发展。但是，没有杨英锐，人类知识就可能错过经济力学，绕道而行，去往不同的方向。我是幸运的，即所谓“幸盈”。

杨英锐这人成名成家思想严重，根深蒂固。民俗有言，成名成家知多少。以工作学习资历与出版物和学术期刊发表文章为依据，按国际通行“评家”标准，英锐可算是哲学家，逻辑学家，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人工智能学家和教育测评学家。不出几年，他还会被公认为经济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不仅知名还要著名。我怎么就不能再多当个文学家呢。有人问，差不多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成名成家？曲解一下弗洛伊德的学说，成名成家的心态源于对不安全感的恐惧。这种对社会快节奏发展的不安全感，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人感受就更为深刻。从社会学的角度说，成名成家是一种安全系数。你看当俘虏的人里，不是官越大待遇越好吗，官大到一定阶层，还可能有保命的功能。所以，居安思危，就得靠平时攒努力了。这半年多来，疫情蔓延，甭管什么家都难以不受影响，即不能上课也不能进实验室。只有文学家得天独厚，越禁足越出活儿，西方不亮东方亮，就是这个道理。我要是只会当个实验心理学家，这时候不就犯难了吗。

写随笔，甚或写其他文学作品，是个业余的事情，和打球锻练身体下围棋锻练脑力是一类兴趣。记得我1972年在兵团得肝炎，被送到师部医院住院（挺严重啊），我母亲把我从北大荒接回北京，养了十个月的病。期间我白天去离西校门不远的北大老图书馆，晚上就常在未名湖边上散步。那时19岁，难免做些将来梦想（现在叫职业规划），其中就想过要当文学家，写惊世之作什么的。后来看多了文学家传记，大都穷困潦倒，性情怪异，觉得不是个安身立命的正经职业，就放弃了。现在有条件了，网络传播又方便，写作也成了门槛不高的营生。杨英锐的文字不仅自我要求要有故事性和文学性，还要有益社会教化，总比那些伤痕文学帝王系列魔幻武侠无病呻吟或小城故事强吧。真要较真的说，这就是社会话语权。看看那些网络文学，多半足以令一个民族汗颜。

李白先生曾有诗与我，诗云：人生有才须尽洒，莫使文字空对月。鲁迅先生曾有文与我，文曰：天下文章多乎哉，胜赏之笔不多也。我的偶像之一是著名英国逻辑学家和数学家罗素。他和怀特海合写过经典巨著《数学原理》，他发观了罗素悖论，他创立了数理逻辑中的类型论。可他写的《西方哲学史》更以文笔优美著称；他写《数学基础原理》竟然不用一个符号不写一条公式，照样表达流畅，叙述无碍。他也是诺奖得主，他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

（202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