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新
1912年，大清王朝没有等到这一年的春天，太后隆裕就携着6岁的小宣统皇帝宣布逊位让国了。而作为逊帝的少年溥仪与年老的太后太妃们，按清室与民国政府达成的优待条件，仍居住在紫禁城的后寝宫殿中。
此后，经历了1917年张勋复辟，折腾12天后溥仪再次退位。一直到1924年初冬，溥仪等人在一片惊恐仓皇中被驱逐出宫，他在宫中居住了将近16年。
历经明清两朝，北京中央的这座紫禁城因为帝制的消亡而改称“故宫”，意即过去王朝的宫殿。故宫的前朝部分已改为古物陈列所，其后寝宫殿部分由逊清皇室继续居住和使用了12年。
作为故宫后寝宫殿的主人，年少的溥仪却并不享受多少自由。他被笼罩在僵化腐朽的宫廷体制中，处处都要求他循规蹈矩。宫廷的服务机构——庞大的内务府和太监集团不但要继续从逊清皇室谋取厚利，而且人人企图从庞大的皇家遗产中分一杯羹。
为维持既得利益，宫内人人要求溥仪继续扮演皇帝的角色，而无论故宫内外，逊帝溥仪仍是中国传统帝制遗存当世的代表或象征。
溥仪的宫廷用品极广泛和繁多，突出地体现出新与旧的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乃至社会观念的混杂、融合乃至冲突。新鲜的玩意儿当然来自宫外正在变化的摩登世界，来自西方的生活方式，对溥仪、对宫中所有人来说代表着新文明，代表着另一个世界。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英国人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年）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1919年2月底，45岁的庄士敦被聘请到北京，担任溥仪的英语老师，教授英文、数学、历史、博物、地理，每月除了三天休息外，每天都要到毓庆宫教课两三个小时。
溥仪说：“对我影响最大的师傅首先是陈宝琛，其次是后来教英文的英国师傅庄士敦。”那么，庄士敦这位英国绅士对少年溥仪的影响是怎样的，到了什么程度呢？
溥仪自述中说：后来在我眼里，庄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连他衣服上的樟脑味也是香的。庄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聪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里最有学问的人。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料到，他竟能在我身上产生这样大的魅力：他身上穿的毛呢衣料竟使我对中国的丝织绸缎的价值发生了动摇，他口袋上的自来水笔竟使我因中国的毛笔宣纸而感到自卑。自从他把英国兵营的军乐队带进宫里演奏之后，中国的丝弦我就更觉不能入耳，甚至连丹陛大乐的威严也大为削弱。只因庄士敦讥笑说中国人的辫子是猪尾巴，我这才明白脑袋后的这东西确实不雅观，立刻毫不犹疑地把它剪掉了，和谁也没商量。
在中国传统习俗中，改头剃发是极其重要的事情，象征着权力、文明和命运的改变。溥仪剪掉辫子对清室宗族的遗老们造成了巨大的震动，同时，也使宫外的社会各界重新认真看待这位少年逊帝。这算得上溥仪在故宫生活阶段中最有力最革命的举动。
由此可见，庄士敦是溥仪熏染西方文明和现代观念的媒介和引路人。他出现在紫禁城的意义就是从内务府、太妃、宫监与遗老们的包围中解放溥仪，从腐朽的、“不健康”的氛围中挽救溥仪，使这个少年免于精神上的畸形，溥仪本人就很清楚：“他更注意的是教育我像个他所说的英国绅士那样的人”。
而西方最新的物质文明成果——轮船、有轨电车、留声机、照相机、铅笔、钢笔、手表、自行车、外国画报、西餐、西乐乃至西装革履、金丝眼镜在溥仪的用品和陈设的出现不过是这种教育的物质工具。
另外，溥仪所追逐的西方文明生活方式，不过是原先因为他的幼小和逊清皇室的腐朽封闭，在宫内没有条件接触和追求罢了。在紫禁城墙外，对西洋货的喜爱，对现代新产品的时髦追求已是当时中国社会普遍的风潮。
庄士敦只是为溥仪打开了这扇窗户，让新鲜的风尚吹进来，使溥仪能够和当时中国许多年轻的富家子弟一样，能够有醉心欧化、追求时髦生活的选择。溥仪回忆道：我十五岁那年，决心完全照他的样来打扮自己，叫太监到街上给我买了一大堆西装来。我穿上一套完全不合身、大得出奇的西服，而且把领带像绳子似地系在领子的外面。当我这样的走进了毓庆宫，叫他看见了的时候，他简直气得发了抖，叫我赶快回去换下来。第二天，他带来了裁缝给我量尺寸，定做了英国绅士的衣服。
在次年的大婚典礼上，溥仪的穿着再次气坏了庄士敦：
在我结婚那天，我在招待外国宾客的酒会上露过了面。祝了酒，回到养心殿后，脱下我的龙袍，换上了便装长袍，内穿西服裤，头戴鸭舌帽……庄士敦看见了我，打量了一下我这身装束，立刻脸上涨得通红，那个模样简直把我吓一跳，而那些外国人脸上做出的那种失望的表情，又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外国人走了之后，庄士敦的气还没有消，简直是气急败坏地对我说：“这叫什么样子呵？皇帝陛下！中国皇帝戴了一顶猎帽！我的上帝！”
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当西风吹进紫禁城，溥仪热衷越来越多的洋式物件出现在古老陈旧的中国宫廷生活环境时，许多混杂不谐、不伦不类、滑稽可笑的现象发生了，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食“洋”不化。这种现象虽然在当时的中国也实在很普遍的，但在拥有最好的师资和财力条件的溥仪那里，这可以算是一个最值得考察的典型案例。
我们由这现象可以知道，溥仪对来自西方文明和现代性的理解与领悟是肤浅的、附庸风雅的，就像他说的“阿瑟（溥佳的名字），today下晌叫Lily他们来，hear hear外国军乐!”溥仪没有从庄士敦那里真正领教过中外政体的比较，东西社会文化的深层不同，民主共和与科学昌明的实质与意义。
那么，在师傅庄士敦的心中，溥仪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仅仅是一个绅士么？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能更深刻地了解庄士敦，就不能理解溥仪所受的影响和发生的变化。
1924年初，当溥仪将御花园西面的养性斋安排给庄士敦用做休息之所后，更换了一些欧式家具，而庄士敦却想享受那里的宫廷传统家具。“他和中国师傅们同样地以我的赏赐为荣。他得到了头品顶戴，专门做了一套清朝袍褂冠带，穿戴整齐地站在他的西山樱桃沟别墅门前，在我写的‘乐静山斋’四字匾额下面，拍成照片，广赠亲友。”庄士敦把清室安排给他住的四合院“布置得俨然像一所遗老住宅，一进门，在门洞里可以看见四个红底黑字的‘门封’，一边是‘毓庆宫行走’、‘赏坐二人肩舆’，另一边是‘赐头品顶戴’、‘赏穿带膆貂褂’”。
我们可以看到，当溥仪沉迷于对西方文明极力追求时，庄士敦已被中国传统文化折服，为辅弼皇帝的使命而骄傲。溥仪后来觉察到，这位庄师傅并不是真要让他变为“亨利”（庄士敦为溥仪取的英文名），而是“另有对我的兴趣”。
庄士敦典型地代表了一些曾在20世纪探访中国古老文明的西方人，他们反而被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了，对东方古老文明产生了高度的认同感，却对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文明中的必然转型没有足够的清醒和深刻的认识。
庄士敦是溥仪身边少数几个真正了解这个少年的人，并真心信任他、爱护他，真正相信他能再成帝业。但庄士敦虽然是一名地道的绅士，却不是一名真正的启蒙者。他说：我并没有想让他（溥仪）成为一个攻击传统观念的人，也不想让他变成《新青年》派文学与社会改革者的追随者……但我认为，象皇帝这样年龄的青年，至少应该了解自己时代年轻人头脑里正在酝酿着的思想观念，不应该继续无视这些运动的存在，以及它们对未来中国文化必然产生的深刻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好是坏，或是二者的混杂。他从自己的中国师傅们那里没有获得关于这些事情的任何知识。因此，向他介绍这一非正统思想的新世界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庄士敦不是改革家，也不是一个开拓性的建设者，而且宫廷环境和历史也没有给他更多的机会。他只是尽己所能地肩负起帝师的责任，向少年逊帝输忠尽职，帮助溥仪获得他应有的自由、权威、尊严。在这个立足点上，庄士敦与溥仪的其他师傅及醇亲王等人是一致的。
溥仪一生，无论登基还是退位被逐，全都是形势逼迫，或无可奈何，或铤而走险，绝少有主动的抉择。他实际上一直是一个傀儡，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在历史险恶的浪涛和漩涡中身不由己。
无论是身处故宫宫殿、天津寓所、伪满皇宫还是战犯监狱，他都是不自由的。他曾动心于主动放弃帝号与民国优待条件，曾想出洋游历世界，曾抄写《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经典语句。
但在实际行动中，他总是在受内务府、受宗室遗老、受他的“股肱”大臣、受日本军人、受苏联军队的挟持。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中，在中国社会和历史转型的宏大场景中，溥仪和他的师傅们仍旧怀抱着自己一厢情愿的梦想，他们看不到真正的希望，只是在政局风云和历史漩涡中扮演着投机者的角色，像一个个赌徒，总想利用机会，到头却总是被利用。
1924年，也是经庄士敦等人的引介，一位仍旧留着辫子的海归学者辜鸿铭步入御花园接受溥仪的“召见”。
这位20世纪的天才有个很著名的故事：首次上课进教室，他脑后仍留着的辫子即引来学生哄笑。他镇定自若，待笑声过后说：“诸位不必笑，我这小辫要除容易，但诸君心里那辫子要除却难。”当少年溥仪像中国千万少年一样决然地剪去“猪尾巴”时，他是否意识到他的洋师傅正在精神中留起了“辫子”呢。
溥仪的剪辫子算不上是革命，他的改易衣冠也不过是追逐时髦，尝试新事物不等于真正扬弃了腐朽的传统。
辛亥革命后，历次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前仆后继。很多旧的事物都换上了新装，溥仪从龙袍换上洋礼服，从康德皇帝的制服换上粗布的劳改服，最后穿上中山装，精神的改造何其艰难和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