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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是庄子及其后学思想之主要表达载体，《庄子·寓言》开首云：“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即谓“寄寓之言，十居其九”，究其原由，《庄子·天下》解释云：“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寓言为广。”意为天下黑暗而污浊，庄子不能用正正经经的、堂皇正大的言语与世人坐而论道，只好借他者婉转含蓄地寄托心思、表达己见、流露好恶，并示人、教人。

这里的“他者”首先并主要是鱼、鸟、马、猴子、牛、螳螂、蝉、黄雀、蝴蝶等动物，之后才是列子、尧、许由、孔子、颜子的姗姗来迟。动物中，庄子对鱼（相忘于江湖的快乐逍遥鱼）和鸟（深谙不死之道的意怠智慧鸟）心仪无限、偏爱有加，将它们喻为自由与智慧的化身，作为理想人格追求。

《庄子》的开篇《逍遥游》即以耐人寻味的鲲鹏寓言对“逍遥游”的哲理作了生动形象的表述，通过对鲲的“大”与“化”的表述，寄寓自己的理想人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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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游于北冥的鲲虽大，但它并没有游于濠水中的相忘于江湖的鱼那般的优游自在，它似乎很不满意自己的现状，于是要“化”，“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一个是“大”，一个是“化”。鲲是大的，大到不知其几千里；鹏也是大的，它的背不知其几千里。那么，在这个鲲鹏寓言中，“大”的意义何在呢？乃蓄积。没有足够的蓄积，是不足以成其大的，也不足以和大的东西相配合。“适莽苍者，三湌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庄子·逍遥游》）其所适不同，其所聚也就不同。换言之，其所聚不同，其所适也就不同。就像水的深浅，浅水只能负起小舟，要负起大舟，则非深水不可。这就是庄子说的：“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庄子·逍遥游》）蓄积是一种准备，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进行的准备。鲲的蓄积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化”，鲲可以化作大鸟——鹏，因此可以高举，可以上升。高举或者上升是鲲所不能实现的，因此它需要化为异类。但惟有大，才可以化，所谓的“大而化之”，小是不能化的，小的东西只能固守自己的界限。看看庄子笔下的小鸟吧。面对大鹏的“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它们在想些什么呢？“我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儿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或者“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庄子·逍遥游》）由于小，蜩与学鸠或者斥鴳只能局限于自己的世界，翱翔蓬蒿之间。“翱翔”的说法是极富有讽刺意味的，不过却正适合小鸟们的心态。它们奇怪于大鹏的一飞冲天，或者“去以六月息者也”，以它们自己的眼光来看，那可是无用的费力之举。

尽管在《庄子》的“大小之辨”中，大与小并无不同，大亦小，小亦大，但在这个寓言中，庄子显然是褒大贬小的，大鹏的出场，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为了显示小鸟们的无知和局限，这种无知和局限表现在坐井观天式的盲目的自得，或者管锥天地式的浅薄的鄙陋。小物之所以为小，乃是因为执着于自己，并以为是最后的真理，所谓的冥顽不化。而鲲的“化”为鹏，正是对自己的一种超越。“化”是一种象征，一种遗忘和丧失自己的象征，“化”具有超乎形体之变的意义。“化”所代表的是“我”的消失——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我，有的只是宇宙大化。在这个意义上，“化”也就如《齐物论》中所说的“吾丧我”。忘记了外物，还可以剩下一个自己。如果是忘记了自己呢？那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自己，外物自然不足为累。

自我的丧失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轻和新的感觉，人世间的功名利禄等都失去了寄放之地，人就会像大鹏一样高举和上升，达到“九万里”的天际。当然，这样高举和上升的并不包括人的身体，而仅仅是人的心灵。心灵高举和上升了，人的身体却仍然留在浊重的人世间，这是有着形体的人永远也无法摆脱的宿命。但虚的心灵却可以无翼而飞。这样，我们或许可以发现鲲鹏寓言中的另一个意义，与形体和心灵有关的意义。

生活在北冥中的鲲象征着形体，而高飞的大鹏意喻心灵，鲲的形体是一种拖累，又生活在千里冰封的北冥，因此不能高举和上升，这是鲲无法摆脱的命运，它显然没有生活在濠水中的相忘于江湖的鱼那般优游自在，就好像人世间的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对人的束缚一样。因此鲲要化为鹏，而能够化为鹏的只是鲲的心，在庄子的笔下，鲲之大不仅不构成滞重，反而是心之高举和上升之所资——眼界、境界。大鹏高举、上升、飞翔到天际，然后降落到南冥，一个与北冥相比相对优游自在的地方，如同人的心灵离开形体作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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