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计划生育后的第一批孩子,童年体弱多病,常常往赤脚医生的舅舅家跑,屁股上扎了无数次。母亲去地里干活,我被绳子拴在三峰桥的窗户棱上,或者放在粪场的土堆上挖土玩。据说脚趾甲与手指甲都被磨掉过,露出鲜红的肉,带着血丝。8岁那年抗旱种玉米,找来两只大葫芦,锯掉尖巴,穿上铁丝轴做系,拿来两米长的竹片做扁担,到渠边挑水。我挑一担水大约可以种四十粒玉米,重心不稳,摇摇晃晃的挑,来来回回不知挑了多少趟,两个肩膀被压得红肿於紫。少年时,独轮木车是经常推的,推玉米杆子,每次能推二十捆左右,大约是体重的四到五倍。高高的车子,矮矮的个子,走起来是看不到地面,完全凭记忆向前走。也推过花生和草粪。山村的田间道路曲曲折折,高高低低,爬坡的时候要卯足劲弓下腰快速向前冲。如果上不去被车子推到坡底,要反复冲上几次才能成功。推独轮车要掌握平衡需要很大的力气和技巧,需要把脚展开成前"八"字,这样走路更有利于抵消倾覆的颠簸力。久而久之,走路的姿式改变了骨骼的发育,走路略显摇摆了。生活的磨炼使我倔强而不屈服。
十五岁,我把新房让给哥哥结婚,免去父亲再盖新房的劳苦,思想上已经算是独立了。父亲常教导我们说:“好儿不要祖业地。”瘦弱与家境使我弧僻寡言,见人腼腆的会躲到门后去。父亲平常不喝酒,不必盘中菜,几乎见不到荤腥。春节菜品准备丰盛,但不是给孩子们吃的,一是用来招侍亲戚,二来要答谢街坊好友平常对我们家的帮助。答谢酒是最讨厌的,常常从傍晚6点开始,喝到晚上12点结束,中间需要姐妹们燎水、烧火、捣蒜、端菜。剩下的是饥饿与漫长的等待。一般不喜欢吵闹的客人在中间会陆续回家,没走的一定是烂醉如泥,需要扶着或背送回家。及至我们坐下吃饭,已是杯盘狼藉,残羹剩饭。如果父亲陪酒已经烂醉,是最好的结局,我们扶他到坑边腄觉。最怕半醉半醒,他会把我们四个孩子叫到一起训话,那个家庭教育一直唠叨不停,这个不好,那个不对,应该怎样怎样.....很多时候把母亲一起训上了,不一定那句话成为家庭战争的导火索,轻则唇枪舌剑,重则拳脚相加。一年,一家人的火食节俭积累,就在这十天半月内烟消云散。
一股子倔劲带着生活的磨炼和父亲的精神捶打,可以外出求学了。课间操两干多人挨肩接踵向操场涌去,看到的都是后脑勺,做操完毕,回教室路上又看到一片后脑勺。我不显山不露水,就是芸芸众生的一员,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那个。如何从中间脱颖而出,是我长时间思考的问题。带着无尽的幻想,埋头图书馆。看ㄍ红楼梦》,感到作者文学功底深厚,各种诗文辞赋像珍珠一样巧妙的串成一串;叹其专业知识精深,如给秦可卿诊断脉象,园林建筑描绘;惊其小说布局完美前后呼应,入太虚幻境,揭示故事展开;人物命名寓意深刻,谐音打开故事谜局,如葫芦僧、甄士隐、贾蔷。看金镛的武侠小说,融汇历史,情节多变,常有意外惊天之喜,也揭示一个由人到神的学习过程。14部书概括成一句诗"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由此我定了一个好高骛远的目标,写一部长篇小说,一鸣将人。我看过很多古今中外的名著,它们大多数带着时代的印记,可以体会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我触动大的是那些人物传记,外国的如二战三巨头:邱吉尔、罗斯夫、斯大林,三魔头:墨索里尼,东条英机、希特勒。中国的《毛泽东》传、《周恩来》传、《朱德》传、《蒋介石》传、《汪精卫》传、《戴笠传》、《孙武》传等。每一本传记都记录了主人翁身上无数个偶然,这些偶然正是他们从平凡走向伟大的节点。我曾经错误的认为,这些偶然会奇迹般的在我身上发生。第一本哲学是课本,《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当我读懂那些普遍规律时,我惊讶马克思生生如何能总结出如此宏大的规律。读到课本最后,我发现马克思哲学吸收了黑格尔的辨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原来哲学也是传承着发展。在宿舍走廊昏暗的灯光下,我可以穿越时空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话,也可以与老子、庄子、孔子等中国先贤圣哲对话。王阳明的心学竟然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拫基。老子、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的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每个人的进步恰恰顺应了先贤圣哲所在的时代,进而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如果你是英雄要先给这个时代诊脉,然后随着时代一起跳动。求学的过程塑造了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朋友的一点言论可能引起我千句联想。
我们家有七代族谱画,每年春节挂在正间客堂的北墙上。它是我鄙视的怪物。它不吃饭,却要鱼肉菜饭供上三天,又舍不得扔,变质有味都要吃掉;它不闻香,却每天早中晚三次烧香,弄得烟熏火燎,迷眼呛肺。以我的思想,它是过时的封建垃圾。有一次,大年三十中午,父亲到处找族谱,我趁机说:“每年都弄这些没用的东西,毛主席除旧布新,新的还没布完,这旧东西又回来了。它又不吃不喝。欧洲人比我们文明,没有这些乱七八糟。净整些形式主义糊弄人。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数理化讲得都是科学,以理服人,以理论指导生产生活,这个能干什么?自然界要探寻的规律很多,平面几何学、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还有很多需要研究学习。我看到大爷爷家有这个东西,大伯家有这个东西,叔叔家也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 ”就在这时候族谱找到了,"到底能干什么?"族谱就要打开,父亲已经怒不可遏,向我吼道:"滚一边子去吧!"
97年香港回归,国家分配了最后一批大中专毕业生。国有地方经济已经运行到冰点,三角债务严重,呆账坏账众多,拖着企业不能够正常发放工资。头四个月的工资是用化肥顶工资,每人1吨,超出工资部分交回车间财务。企业最终还是没有熬过一年,黄了。开始了漫长的改制,企业逐渐由工作散漫到专制。我的理想和梦想一个个破灭,每一次机会都变成陷井。那几年,父亲的苹果收入也走到了谷底,成本超过了价值,有一年遇上冰雹,有一年被邻居赊走,一直拖欠到现在。妈妈是我的钱柜子,三年来我挣得工资刚好贴补了家用。一场车祸惊醒了我,"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三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动摇。我的三十年要在这个工厂里度过,空气中的pm2.5几十倍超标;头顶上强硫醈滴到水泥地面上冒着白烟;高温蒸汽泄压阀时不时震得整个宿舍嗡嗡响;硫酸高炉烧得通红,可以做大海航行的灯塔;不远处的海滩被共同的邻居污染成深黑色,沙窝里钻出的小螃蟹都穿着黑装。最可怜的是三十几个人的车间,有七八个三十岁左右的光棍子。”工厂里从青春年少到退休老人都有,我看到了生命的尽头。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先贤圣哲的人生追求,给子女完婚是普通父母的最大心愿。我一直坚持先立业后成家。一是减轻经济负担,二是满足自己要强的心理。生活中,无论大小事情,我与父亲的观念都不统一,谁也说服不了对方,逢讲必争。我说应该从单位上辞职,他说共产党的天下你得熬;我说西方国家讲民主发展又快又好,他说:"你上西方过去吧!"我说应该做买卖,他说:"你卖了两年化肥,挣了500元,贴上七八干元的三轮车,你没打算,没心计,做不了生意,只能种地";我说盖大房子,从长远考虑,要防止地基下沉,应该用底圈梁,他说现在你都过不去,别给我提长远考虑;我说除草应该用除草剂,拔草锄地太费劲,他说草都打死了,人畜吃了怎么活;我说你的苹果梳得太轻了,要计划生育,他说看着那个都好,舍不得摘,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