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多数人来说，牙医是个可怕的存在：他们轻而易举地拔开你身体上最坚硬最牢固的部分，你躺在牙医椅上，延展着身体，把脖颈暴露给牙医，他们手里的钻头发出咝咝的声响，就在口腔这么个小小的空间里，他们甚至用上了手术剪刀和钳子。

去做牙齿正畸前，很多人告诉我他们因为无法承受正畸的痛苦而放弃，可那时的我好像并不在乎，只当它是一个长达两年甚至更久的补课，一场迟到太多的体验，我甚至期待铁丝捆绑后的那种无力感，像等待一个宣判，急切想要体会它的快感，尽管这过程的单调乏味，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蜕变的可能。

拔牙的那天是一个人去的医院，从学校到广州市区要两个多小时。给我拔牙的男医生有着极其好听的声音，“23号，嗯，我看看你的X光片……拔四个。好，你现在去那个椅子上躺着，把这个戴上。”他递给我一张淡蓝色无纺布让我系在脖子上。

我捏着病例小声问道，“今天拔两颗是吗？”他转过头，把拔牙要用的器械放进盘子里，听到那把钳子接触到盘子底部的时候发出清脆的声音时，我全身抖了一下。

“啊，你难道要分两次拔吗？不用啦，不疼的，一次拔完四颗就好，不然你还要再跑医院一次。”隔着口罩我看不见他的笑，但我看到他眉毛稍稍抬了一下——在他看来拔牙应该是一件和剪指甲差不多容易的事。

拔完牙的一个小时里，嘴里的麻药作用持续着，我面部僵硬无知觉，无法控制地流口水，更别提说话，四个空隙里咬着浸血的棉团。出了医院门口，我摘下口罩的一角用手机前置摄像头看了眼自己，活像个刚吃完人肉的杀人狂魔。

过了两周之后，我去医院戴上牙套。每一颗牙齿上多了一个金属托槽，是看起来很明显的金属颗粒，它们依次被一根马蹄状的弓丝穿过。从前的牙齿们，以它们觉得最舒服的角度相互依靠着，它们在咬合时彼此碰撞，小心地侵犯彼此，亲密又团结，而从这天开始，它们的亲密感被外力强制牵拉，走上分离再慢慢重新依靠。

开始的那几个星期，我时常入睡困难，因为弓丝调整了原来上下颌牙齿的接触关系，所以即使睡着也常被上下牙齿不经意的咬合所带来的疼痛弄醒，梦里反复梦见从已经拔掉的那四颗牙的附近开始，其他的牙也跟着松动，然后在说话的时候一颗颗掉下来……如果不小心侧着睡了，那么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做出跟谢耳朵的经典动作一样举动——捂脸。

戴上牙套以后，我和食物的关系变得生疏甚至紧张，开始对所有食物心怀迟疑，也失去了和坚硬食物的对抗能力。我甚至变得有些口齿不清，虽然能清楚地记得课本里元音辅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式，但我很难发好它们。我只好减少我说话的时间和微笑的频率，每一次嘴唇的活动都是一次口腔内壁和牙套间的摩擦，湿滑柔软的口腔黏膜不像手掌，可以在多次被硬物摩擦之后长出厚厚的一层茧子，当它被划开，带来的就是溃疡和无尽的疼痛，我不得不在镜子前，左手揭开嘴唇，右手指头伸进嘴里，一一滑过凹凸不平的牙齿表面去寻找那根突起的铁刺，再用棉签按回去。

以后的日子，在豆瓣和果壳看到有姑娘发帖“我好犹豫要不要去矫牙啊”我都搬出自己的经历，再留下“请勇敢地去吧~”。因为这件事，我也被周围做过正畸拔牙的姑娘们佩服过：一个人去医院拔了四颗牙，再坐两小时地铁转公交再一小时回到学校，之后再一个人去戴上牙套，好像也没怎么吭声的样子。

因为我不会说，一个小时的麻药过后，我在地铁上疼得捂着嘴掉眼泪，哭都哭不出声音，心里还有个声音在不停地嘲笑自己，“这不就是你自找的么”。

其实我之前倒没怎么为自己的牙齿感到自卑，大概是不如人的地方太多，我就把牙齿当做了一个可忽略的存在。去做牙齿正畸的最初想法，可能是因为母亲心理上对我有潜在的内疚，而这，是她在用对我好的方式提醒我去责怪她当年对我的忽略。我花她大笔的钱，大概能满足母亲那迟到的愧疚和补偿自我的某种缺失的怜爱。事实上这并不奏效。

之前每天都发愁这日子什么时候才到头，两年看来实在遥不可及，我害怕牙齿不会有任何移动，就只能让拔了牙的位置这么空空的在那里。六个月后的今天，我对这种疼痛大概是到了麻木的地步，我每分每秒都能感受到牙套的存在，它不断地对我的牙槽骨施力，让它受压力的一侧被吸收，让受牵力的一侧增生。而用牙线，刷牙，用牙间隙刷，用漱口水，这一流程走下来，我已经不会弄错或遗忘其中的任何一步，也熟练到能用一只手将两根橡皮圈打结再按套到医生指定的位置让它做牵引，我的牙医还说下个月去复诊的时候要给牙髓腔里种植支抗钉了，又会有新的体验了，这让我想起在果壳看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有经济学家认为，对牙医的信赖一般会高于其他医生，大概是因为痛苦导致的认知失调。

嗯……可我还是想说，我还是好期待去看牙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