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之前，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永远奔跑在田野上，躲藏在人群里。在我小小的世界里，只有空中翻飞的竹蜻蜓，总也抓不着的小鱼，香香甜甜的烤红薯，和邻居家绿色眼睛的小猫咪。有时候茫然地抬头望着天空，我觉得自己的一生都将这样简单而又平凡地过去，无需企盼未来，也从不怀念过去。

可当时年幼的我并不知道，人生这条大河流过的渡口，并非永远风平浪静。

那年，市里接连发生了好几起车祸，有的孩子成了植物人，有的被送入了天堂，留下一群人的抱头痛哭。而命运在我身上耍的把戏，恰恰就在这里。

那时候，我刚出院不久，医生那句“再不治疗就会有生命危险”仍萦留耳畔，父母亲对于那场大病还心有余悸，我却又被推进了抢救室，连一点儿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我还记得，那一阵子，天下雨下得急，下得满，不挠不让地阵阵落着。我穿着水蓝色的雨衣，骑着新买的自行车，穿梭在雨里。车轮深深浅浅地踩着水过马路，却终究没能过去。一辆货车驶来，我和新买的自行车一起被抛上了天空。

“天空该是蓝色的，不是吗？

“云朵该是白色的，不是吗？

“可我看见的却是大块大块的黑暗和死寂。

“我是死了吧。”

我感觉到，湿漉漉的空气没有走，凉凉的雨水没有走。我睁开了双眼，突然有些恐惧，我开始朝着远方大喊母亲。眼睛蒙上了一层雨雾，山峰，楼房，高高矮矮还在那里。风儿送回了我的声音。远方听见了，然而，近处的车流却没有听见。我继续喊。

从一辆车抬上另一辆车，我还知道疼。

那一年，我十二岁。

母亲每天清晨来病房送粥，父亲做我的拐杖，扶我在走廊里笨拙地活动。那时候，我只能看见白色的床单，蓝色的窗帘，无聊的电视剧，板着脸的护士长，以及手背和脚背上无数的针眼，除了觉得打针有些疼、没法和朋友一起玩游戏，我并没有觉得哪里很不舒服。可是，懵懂的我没有看见日益贫寒的家境，一叠叠的医药费住院费账单，差点儿去剁鱼头挣钱的娇弱的姐姐，终日蹙眉的母亲，和一次又一次从梦中惊醒的父亲。

养伤两个月，拆绷带的时候，我们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又扭伤了哪里。我坐在竹子床上，父亲和母亲一左一右，一圈一圈地把白色的布条绕下来，露出硬邦邦的石膏。父亲的手有些颤抖，轻轻地卸下石膏，缓缓地起身，呆呆望着我的惨白中带着紫红色淤血的脚。母亲低着头，轻轻抚摸着那许久未触空气的皮肤，手掌上厚厚硬硬的老茧摩着，我有些疼，可是没说，静静地坐着。

脚掌触碰到地面的一刻，我真的觉得，自己活过来了。

大约半年的时间里，我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爬楼，不能奔跑、蹦跳，自然也没能再骑自行车。

学还是要上。

清晨，天寒露重，母亲在前面踩着三轮车，迎着风，我在后面的车厢里坐着，大口大口地吃着保温盒里的面条，热气塞满了寒风出入的缝隙。那时候，车后面总是跟着一排一排的自行车，响着铃，催促着母亲前进。夜晚，总是刮着没有来由的风，呼呼地吹过父亲的耳垂，在车厢里一阵乱撞。父亲在昏暗的路灯下立着，头上扣着安全帽，时不时地和值班的保安叔叔寒暄几句，却从未展颜。远远看见我，便小跑过来，轻轻扶着我，直到我跨上车厢。

常常做噩梦，频频从梦中惊醒。在每一个月凉如水的夜晚，我都会呆呆地望着夜空，一遍又一遍怀疑自己的幸与不幸的真实性。在死亡之门关闭的一刹那，我退了回来，是否因为我还不能死？我的存在对这个世界还有价值？我该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我想，既然我的生命还有延续下去的意义，那就不能辜负了这个意义。

我开始认真地活。

老师讲课的时候，我就凝视着他的眼睛，专注地听。偶尔望望窗外丛生的野草，期盼里面埋藏着花的种子，期盼我有一天能够看见万绿丛中的一抹红，哪怕只是零星的一点。我做很多的练习，从二手市场买来的工具书一本一本地写，红水黑水交映，书的角也卷起了边。我早起，起的尤其的早。我不睡午觉，不停地学习。陪伴我的，除了诗情画意的晨曦，布满夜空的星光，除了细心的老师，友好的同学，还有隔三差五在朝阳照耀下流下的鼻血，在苍茫夜色里突如其来的小腿抽筋。我不停地喝中药，吃西药，在一个又一个失眠的午夜悄悄打电话给母亲，听一听她辛酸无力的声音，然后入睡。我知道自己的两场病把家庭拖到了幽暗的沼泽里，父亲和母亲的劳累，姐姐的艰辛，老师同学的鼓励，都是为了我可以努力下去。渐渐地，我的心变得很是沉静，无论是风是树是雨是星，都不能干扰我的学习，但脑海里常常出现的，却不是高高的排名，而是母亲额上深深的皱纹，父亲呆呆凝望的眼睛。我只是希望，父母亲给予我的，我也能够给予他们，他们没能给我的，我也能够给他们，我的愿望这样简单，只是我为它付出了六年的生命。

后来我的生命里，没有了太多的潮落风起，只是始终记得，在人生这条大河的奔流之际，自己的心境，再没了懵懂小女孩的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