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花盈草翠的六月初，我被一前一后夹送进了精神科住院部。轻症病区位于精神科楼的最高层，上楼梯时经过其他病区，有个穿着白蓝条纹病号服的男人趴在厚重的金属隔门后声嘶力竭地歌唱。
来到这里之前，我自认为相当清醒、理智，比送我来这的人、甚至这里的某些医生正常得多。假如正常的标准由我来指定的话。
无需多言，我总归是被送进来了。连接楼梯和病房区的，是约十五平米的备药间兼医护人员值班室，面朝病区的墙面挖空，用手指粗的防盗网隔断。
厚重的自合铁门在身后迅速地关上，仿佛一只飞虫都无法偷溜走。医生背对着我在电脑上调看已入院者的资料，我窥见上面的一行行标签：“黄xx，女，21岁，精神分裂，已入院x天”“钟x，女，85岁，老年痴呆症……”
良久，医生才赏脸转头对我做了简单的问诊，我并不想和他冗谈，便说了几个症状敷衍过去。护士长过来让我填好资料，接着收缴了我身上所有的“敏感物品”：充电线、腰带等等可能用于自杀伤人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