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前，粮票的有效期按月计算，有位同学月末洗衣服时发现有一两粮票没用，飞奔出去到处找吃的，顺利花出后，才心满意足地接着洗衣服。
30多年前，很多人总是吃不饱饭，为了不饿只好减少运动。但是，他们却愿意在生活费40元、一份宫保肉丁0.35元的时候，花5.5买元音乐磁带听；在工资仅有120元的时候，花198元买经典专辑；在得知书籍出版的第一时间，冲进风雪去买书。
再看现在，我们不再挨饿，不再受冻，有足够的钱去买书、听音乐，但学习的脚步却停下了。我们满足于通过手机获取大量免费的“知识”，再也感受不到饥饿。
怎样才能重新找回30年前的学习和生活激情？不妨先从恢复饥饿感开始，且听白岩松讲一讲。
回不去的，中国人普遍挨饿的70年代。
对于很多人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饿，是饱。但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曾经面对的最大问题，是饿。因此阴影拉得很长，直到今天似乎还有。
1978年，我10岁，第一次来到北京。1978年的北京是什么样？“改革开放元年”，我们这个国家的首都是什么样？
我、我妈、我哥来到这儿之后，住哪呢？住澡堂子。你可能马上会想，你们家没钱。我们家当然没钱，你们家也没钱，他们家也没钱。“没钱”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几乎没什么服务业。游客在增长，怎么解决住宿问题？北京必须开动脑筋。
这是住，接下来就是吃，那才是印象最深的。
在每一个能吃饭的地方，饭点儿都要排队。每一个坐着吃饭的人的后面，都站着两三个等待的人。这两三个人里头，有我们，还有乞丐。我亲眼见到那时的乞丐采用的方式是：一旦前面谁吃完了，假如有剩，谁更早地上去冲那个盘子或碗里吐一口唾沫，它就归谁了，不能归别的乞丐了。
这是1978年的北京。
两个“饿”故事
我的老学长杨正泉讲过一个更“饿”的故事。他是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第一届毕业生，后来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台长。
他讲，在最惨的日子里头，也就是1959年、1960年、1961年那会儿，有一天晚上十点来钟，他正在洗裤子，突然摸出兜里有一两粮票。当时二话没有，把洗了一半的裤子往水池里一扔，穿上衣服就冲进北京的寒夜。
为什么“二话没有”呢？当时是月底最后一天，如果这一两粮票不用，过期作废。那时广播学院还在城里，在今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附近。他拿着粮票四处找，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卖烧饼的，把粮票花出去了，烧饼当场吃完，心满意足，回去继续洗裤子。
我也有类似的记忆。
1989年我大学毕业后，去房山周口店——也就是北京猿人的发源地——锻炼整整一年。那一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饿。
原来我们一到晚上就要运动，周口店也有乒乓球台子，但那时不敢运动，为什么？每天下午五点多钟，晚餐是永远不变的一盘炒疙瘩，吃完，七点钟就开始饿。如果打乒乓球，六点半就得饿，晚上都睡不着。所以我们后来就停止了运动，最多打打牌。
有人问，没钱吗？倒是有点儿钱，那时候开工资了。那为什么不去买东西呢？周口店一过晚上六点，周围没有任何小卖部还在营业。那时我每周都要回一趟广播学院。坐长途车从周口店出发，经过N个小时，才到北京六里桥的长途汽车站。我下车第一件事就是，在旁边的小卖部买一根巨大的香肠，站在那儿吃完，然后倒车回学校。
不过，很多美好的记忆，也因饥饿而来。
比如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到北京的郊区做社会调查，中午没吃饭，赶回学校的时候，已经下午三点了。其中一位女同学说，去我们宿舍吧。然后她违规用电炉子给我们煮了一锅方便面。只不过比平常的方便面多放了一根香肠、一点蔬菜，结果成了我印象中的超级美味。
很多年后，每次聚会，我都要提起那一碗面。
刚才说的是物质的饿，精神更饿。
物质再饿，努努力还能吃饱，但精神上，以前真没“粮食”，改革开放才有，问题也随着出现了：只要饿一定是因为缺，只要缺它就贵。所以我们经历了“精神食粮最贵的时代”。贵到什么程度呢？
1985年我到北京上大学，那年10月，我在王府井买到了上大学之后的第一盒磁带——头一年英国威猛乐队到北京来演出的磁带。当时封面上翻译的是“英国瓦姆电子乐团”，多土啊。这盒磁带多少钱呢？5.5元。5.5元是什么概念？1985年，我一个月的生活费40元，北京广播学院食堂一份宫保肉丁是0.35元。
还有更贵的。平克·弗洛伊德的《月之侧面》，一张伟大的专辑，一张在流行音乐排行榜上停留时间最长的专辑。1992年，我在北京王府井外文书店买了这张CD。多少钱呢？198元。198元是什么概念呢？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大约120-150元。想想看，谁现在会用自己一个月工资再拐一个很大的弯儿的价钱，去买一张CD？
再说一本书，房龙的《宽容》。这是我生命中特别温暖的一个回忆。
在一个冬天的周日，一周里唯一的休息日，天气很冷。由于太冷，我龟缩在宿舍上铺看书。突然一个同学跑进来，“太牛了！我买到了房龙的《宽容》！”
这本书出了？我居然都没接话，直接从上铺下来，穿上鞋穿上衣服，夺门而出，杀进风雪之中，坐公共汽车从广播学院到红庙，公共汽车站旁边有一个书店，买完《宽容》这本书，我抱着回到了宿舍。为什么不接话呢？我觉得耽误时间。这就是那个时候的饥渴。
饥渴有没有好处？有。因为它让你真的善待食物，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那些磁带，我听了多少遍啊！乐趣也就来了。
恢复饥饿感
我们再回到“肚子的问题”。
本周最新消息，上海一位95岁的医学专家，公布了一组数据：从2012年到2014年，中国高胆固醇所致疾病负担的变化趋势，由原来的低于欧美、逐渐并行，到现在高于欧美了。
改革开放之初，他曾作为专家去美国开会，拿出了中国人的血脂、胆固醇等检验数据。美国专家说，你们拿来的是假数据，不可能这么低。可是一转眼，我们的这些数据快成为世界最高了。
吃得太好，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经过40年艰苦不懈，经过一代又一代母亲殷切的目光，终于把自己吃成了全世界糖尿病第一大国、高血压第一大国、高血脂第一大国，等等等等。我们现在要提出“管住嘴，迈开腿”，也就是说我们才走了这么短的路程，就已经把自己吃过了。
所以，我提出一个概念，叫“恢复饥饿感”。
很多人说，现在的东西太难吃了，不如小时候。我说，人真健忘啊，可能的确有一些东西不如小时候好吃，但如果大多数人都发出这样的感慨，只是因为不饿了。饥饿是美食最棒的调料。
慈禧觉得最好吃的是什么？小窝头。那是在她逃难的路上吃到的，好不容易饿了一回，有小窝头后觉得那是人间美味。有个老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说的也是皇上在逃难的时候，别人给他弄了一个乱炖，吃完了，美。当了皇帝之后，还回头找，必须原汁原味。可是真做出“原汁原味”给他一吃，没法下咽，因为此时他不饿了。
精神也同样如此。
一转眼，我们的精神食粮已从“最贵”变成了免费。当时贵到什么地步呢？除了5.5元的磁带和198元的CD，还有1985年我离开家乡上大学的那一天，我们家新买的电视，在我出发前一个小时送进了屋，没来得及拆包，我只能恋恋不舍地走出家门。
因为没有打开这个箱子，一个学期之后，放寒假回家，我特意跟我们家的电视机合了个影。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是否还会跟自己家的电视机合影。那是1986年的春节，一台20寸的电视。
1989年在乡下锻炼的时候，我跟我的同班同学算计，现在一个月挣90-110元，当时最流行的“平面直角遥”牡丹牌彩电，一台2480元，攒多久的钱才能买到这台电视呢？我们卯足了劲说，一个月攒20——其实根本攒不下来，那么就算一年攒220元，也要11年后，才买得起这一台电视。算完这笔账之后，我们觉得这不可能，就聊其他的了。但是今天，2480元，足以让你买50多寸的液晶电视。
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是什么拿走了你的大量时间？
与精神有关的产品，价格大范围下降，更多的时候是免费的。现在人人都有手机，相当多的精神产品，都是从手机上来的。但是以我对别人和对自己的观察，有一个强烈的感受：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免费的东西才是最贵的，因为它拿走了你的时间，却并不一定很快地提升你。
大家会有一种错觉：通过手机可以获取无数知识。
进入互联网时代，知识已经是一个基本性的东西，它不一定能够提升你。老师越来越难当，因为老师刚讲到3，底下的学生百度到8了。你怎么讲？知识已经是种标配，只要手指稍微灵活一点儿，想知道什么就能知道什么。问题在于你可以知其然，但是往往不知其所以然。
知识不等于智慧。当免费的“知识”拿走你大量时间的时候，它变成了最贵的东西。因为你以为自己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实际却在原地踏步。此时此刻，你会有精神层面上的饥饿感吗？
要想让自己变得更好，恐怕要从真正的饥饿感开始。对于相当多的人来说，并不在意每天看了些什么，只是觉得“看了”才安全。原地踏步很久，依然站在十字路口。其实沿着十字路口的每一条路去走，或许都能到达一个不错的远方，但是你满足于眼前无数的“美味”，感觉不到饿。
所以，恢复饥饿感，是极其重要的事情。
∣文：白岩松
∣摘录：瞭望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