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前,粮票的有效期按月计算,有位同学月末洗衣服时发现有一两粮票没用,飞奔出去到处找吃的,顺利花出后,才心满意足地接着洗衣服。
30多年前,很多人总是吃不饱饭,为了不饿只好减少运动。但是,他们却愿意在生活费40元、一份宫保肉丁0.35元的时候,花5.5买元音乐磁带听;在工资仅有120元的时候,花198元买经典专辑;在得知书籍出版的第一时间,冲进风雪去买书。
再看现在,我们不再挨饿,不再受冻,有足够的钱去买书、听音乐,但学习的脚步却停下了。我们满足于通过手机获取大量免费的“知识”,再也感受不到饥饿。
怎样才能重新找回30年前的学习和生活激情?不妨先从恢复饥饿感开始,且听白岩松讲一讲。
回不去的,中国人普遍挨饿的70年代。
对于很多人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饿,是饱。但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曾经面对的最大问题,是饿。因此阴影拉得很长,直到今天似乎还有。
1978年,我10岁,第一次来到北京。1978年的北京是什么样?“改革开放元年”,我们这个国家的首都是什么样?
我、我妈、我哥来到这儿之后,住哪呢?住澡堂子。你可能马上会想,你们家没钱。我们家当然没钱,你们家也没钱,他们家也没钱。“没钱”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几乎没什么服务业。游客在增长,怎么解决住宿问题?北京必须开动脑筋。
这是住,接下来就是吃,那才是印象最深的。
在每一个能吃饭的地方,饭点儿都要排队。每一个坐着吃饭的人的后面,都站着两三个等待的人。这两三个人里头,有我们,还有乞丐。我亲眼见到那时的乞丐采用的方式是:一旦前面谁吃完了,假如有剩,谁更早地上去冲那个盘子或碗里吐一口唾沫,它就归谁了,不能归别的乞丐了。
这是1978年的北京。
两个“饿”故事
我的老学长杨正泉讲过一个更“饿”的故事。他是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第一届毕业生,后来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台长。
他讲,在最惨的日子里头,也就是1959年、1960年、1961年那会儿,有一天晚上十点来钟,他正在洗裤子,突然摸出兜里有一两粮票。当时二话没有,把洗了一半的裤子往水池里一扔,穿上衣服就冲进北京的寒夜。
为什么“二话没有”呢?当时是月底最后一天,如果这一两粮票不用,过期作废。那时广播学院还在城里,在今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附近。他拿着粮票四处找,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卖烧饼的,把粮票花出去了,烧饼当场吃完,心满意足,回去继续洗裤子。
我也有类似的记忆。
1989年我大学毕业后,去房山周口店——也就是北京猿人的发源地——锻炼整整一年。那一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饿。
原来我们一到晚上就要运动,周口店也有乒乓球台子,但那时不敢运动,为什么?每天下午五点多钟,晚餐是永远不变的一盘炒疙瘩,吃完,七点钟就开始饿。如果打乒乓球,六点半就得饿,晚上都睡不着。所以我们后来就停止了运动,最多打打牌。
有人问,没钱吗?倒是有点儿钱,那时候开工资了。那为什么不去买东西呢?周口店一过晚上六点,周围没有任何小卖部还在营业。那时我每周都要回一趟广播学院。坐长途车从周口店出发,经过N个小时,才到北京六里桥的长途汽车站。我下车第一件事就是,在旁边的小卖部买一根巨大的香肠,站在那儿吃完,然后倒车回学校。
不过,很多美好的记忆,也因饥饿而来。
比如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到北京的郊区做社会调查,中午没吃饭,赶回学校的时候,已经下午三点了。其中一位女同学说,去我们宿舍吧。然后她违规用电炉子给我们煮了一锅方便面。只不过比平常的方便面多放了一根香肠、一点蔬菜,结果成了我印象中的超级美味。
很多年后,每次聚会,我都要提起那一碗面。
刚才说的是物质的饿,精神更饿。
物质再饿,努努力还能吃饱,但精神上,以前真没“粮食”,改革开放才有,问题也随着出现了:只要饿一定是因为缺,只要缺它就贵。所以我们经历了“精神食粮最贵的时代”。贵到什么程度呢?
1985年我到北京上大学,那年10月,我在王府井买到了上大学之后的第一盒磁带——头一年英国威猛乐队到北京来演出的磁带。当时封面上翻译的是“英国瓦姆电子乐团”,多土啊。这盒磁带多少钱呢?5.5元。5.5元是什么概念?1985年,我一个月的生活费40元,北京广播学院食堂一份宫保肉丁是0.35元。
还有更贵的。平克·弗洛伊德的《月之侧面》,一张伟大的专辑,一张在流行音乐排行榜上停留时间最长的专辑。1992年,我在北京王府井外文书店买了这张CD。多少钱呢?198元。198元是什么概念呢?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大约120-150元。想想看,谁现在会用自己一个月工资再拐一个很大的弯儿的价钱,去买一张CD?
再说一本书,房龙的《宽容》。这是我生命中特别温暖的一个回忆。
在一个冬天的周日,一周里唯一的休息日,天气很冷。由于太冷,我龟缩在宿舍上铺看书。突然一个同学跑进来,“太牛了!我买到了房龙的《宽容》!”
这本书出了?我居然都没接话,直接从上铺下来,穿上鞋穿上衣服,夺门而出,杀进风雪之中,坐公共汽车从广播学院到红庙,公共汽车站旁边有一个书店,买完《宽容》这本书,我抱着回到了宿舍。为什么不接话呢?我觉得耽误时间。这就是那个时候的饥渴。
饥渴有没有好处?有。因为它让你真的善待食物,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那些磁带,我听了多少遍啊!乐趣也就来了。
恢复饥饿感
我们再回到“肚子的问题”。
本周最新消息,上海一位95岁的医学专家,公布了一组数据:从2012年到2014年,中国高胆固醇所致疾病负担的变化趋势,由原来的低于欧美、逐渐并行,到现在高于欧美了。
改革开放之初,他曾作为专家去美国开会,拿出了中国人的血脂、胆固醇等检验数据。美国专家说,你们拿来的是假数据,不可能这么低。可是一转眼,我们的这些数据快成为世界最高了。
吃得太好,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经过40年艰苦不懈,经过一代又一代母亲殷切的目光,终于把自己吃成了全世界糖尿病第一大国、高血压第一大国、高血脂第一大国,等等等等。我们现在要提出“管住嘴,迈开腿”,也就是说我们才走了这么短的路程,就已经把自己吃过了。
所以,我提出一个概念,叫“恢复饥饿感”。
很多人说,现在的东西太难吃了,不如小时候。我说,人真健忘啊,可能的确有一些东西不如小时候好吃,但如果大多数人都发出这样的感慨,只是因为不饿了。饥饿是美食最棒的调料。
慈禧觉得最好吃的是什么?小窝头。那是在她逃难的路上吃到的,好不容易饿了一回,有小窝头后觉得那是人间美味。有个老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说的也是皇上在逃难的时候,别人给他弄了一个乱炖,吃完了,美。当了皇帝之后,还回头找,必须原汁原味。可是真做出“原汁原味”给他一吃,没法下咽,因为此时他不饿了。
精神也同样如此。
一转眼,我们的精神食粮已从“最贵”变成了免费。当时贵到什么地步呢?除了5.5元的磁带和198元的CD,还有1985年我离开家乡上大学的那一天,我们家新买的电视,在我出发前一个小时送进了屋,没来得及拆包,我只能恋恋不舍地走出家门。
因为没有打开这个箱子,一个学期之后,放寒假回家,我特意跟我们家的电视机合了个影。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是否还会跟自己家的电视机合影。那是1986年的春节,一台20寸的电视。
1989年在乡下锻炼的时候,我跟我的同班同学算计,现在一个月挣90-110元,当时最流行的“平面直角遥”牡丹牌彩电,一台2480元,攒多久的钱才能买到这台电视呢?我们卯足了劲说,一个月攒20——其实根本攒不下来,那么就算一年攒220元,也要11年后,才买得起这一台电视。算完这笔账之后,我们觉得这不可能,就聊其他的了。但是今天,2480元,足以让你买50多寸的液晶电视。
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是什么拿走了你的大量时间?
与精神有关的产品,价格大范围下降,更多的时候是免费的。现在人人都有手机,相当多的精神产品,都是从手机上来的。但是以我对别人和对自己的观察,有一个强烈的感受: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免费的东西才是最贵的,因为它拿走了你的时间,却并不一定很快地提升你。
大家会有一种错觉:通过手机可以获取无数知识。
进入互联网时代,知识已经是一个基本性的东西,它不一定能够提升你。老师越来越难当,因为老师刚讲到3,底下的学生百度到8了。你怎么讲?知识已经是种标配,只要手指稍微灵活一点儿,想知道什么就能知道什么。问题在于你可以知其然,但是往往不知其所以然。
知识不等于智慧。当免费的“知识”拿走你大量时间的时候,它变成了最贵的东西。因为你以为自己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实际却在原地踏步。此时此刻,你会有精神层面上的饥饿感吗?
要想让自己变得更好,恐怕要从真正的饥饿感开始。对于相当多的人来说,并不在意每天看了些什么,只是觉得“看了”才安全。原地踏步很久,依然站在十字路口。其实沿着十字路口的每一条路去走,或许都能到达一个不错的远方,但是你满足于眼前无数的“美味”,感觉不到饿。
所以,恢复饥饿感,是极其重要的事情。
∣文:白岩松
∣摘录:瞭望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