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变得总是知道‘可以做什么’，以至于快忘掉了‘还应该或必须做什么’。”
当我们对现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深信不疑时，我们可能就开始淡忘自己的其他权利，忘记人类的自然权利远不止法律所规定的那些；甚至还可能对那些未受法律保护的少数人的权利充满怀疑和歧视。
说来奇怪，人们总是在质疑政府，却又不自觉地相信它服从它，以寻求安全感。
这让我想到了Priest的《残次品》里的一段话：
“因为愤怒了别人允许你们愤怒的，抗争了别人引导你们抗争的，取得了剧本上写好的胜利，就自以为自己成了命运的主人，自觉脊梁端正，脚下无限自由，除了驯兽师的猴子，我找不出比民意更愚蠢的东西了。”
盲目地顺从政府，这在如今的现代社会中听上去很愚蠢，但很多人却的确如此。也许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历史留给一代代中国人的烙印，人们至今还是不自觉地将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视为上下级，而非平等的法律主体。政府颁布了一道好的政策，人们就拥戴吹捧、沾沾自喜；可倘若某道政策不那么合人心，似乎大家也只是敢怒不敢言。当然这也不能完全归责于民意，因为可能政府也从未将自己和群众放在同一条水平线上来看待啊。
也许正是政府提前设定了这样一个不平等的框架，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深陷其中，还深信不疑。
但想想其实很可怕，倘若这种自觉将自己纳入不平等框架的人越来越多，岂不是又要走向专制的统治？到那时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将不再基于自然权利的授权，而是又一次沦为统治的工具，更可悲的是，被统治的人都还不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