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竟能有一本书将悲痛黑暗的时代以一种静静的态度描述的如此轻易而真实,平淡而真切。拿起《白鹿原》就仿佛有人轻轻地牵起你的手,温婉却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将你送入那个时代:那段波涛汹涌,乱象迭加的时代。
《白鹿原》写的很小,只是渭河边小小的白鹿村,相较于那段历史而言,它小到了极致。然而就是这小小的白鹿原却实实的照出了那个时代,描摩出了一轴中国农村五十年变迁间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对于这本书,我只能尝试用我苍白的语言去描述出我的一点感受。
白鹿村,白姓与鹿姓是源出一脉的两大乡族。通灵的白鹿曾带给这个村庄以安详,也引起了一场如史诗般的争斗。如同序章引用巴尔扎克的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就以白鹿村,以白家与鹿家的纠葛表现出了各种复杂的人性,甚或是民族性。相较于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那种追求与坚持拼搏的人性光辉而言,白鹿原将一切,好的与坏的都赤裸裸的,不加过多掩饰的展现在我们面前,那种细腻的民族文化心理也随着深入的研读而愈发清晰。
《白鹿原》是苦难的哲学,是新旧交接的蜕变展现。一句“耕读传家”,一句“学为好人”如同无边黑暗中一盏烛火,让人始终不曾忘记还有些东西要坚持,在苦难中也不能忘记。踏破青山千万重,仰天池上水溶溶,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朱先生是真正的中国文人,他挺起着中国的脊梁。作为旧社会的士绅,朱先生沟通着政治与社会,承担着政府与乡村间交流的任务。在白鹿原上他更是道德的实际典范,也主动承担着弘扬教育的重担。朱先生是真正的“士”,有着历史与社会的担当。“自信平生无愧事,死后方敢对青天”,这豪迈的一句又何输于保尔·柯察金的碑前感言。而像朱先生的这类人在中国历史上又何曾断绝过,这是中国的自信力,是不可掩盖的中国式道德光辉。
《白鹿原》是乡土的,是民族的。在白鹿原上人们凭借的不是强权而是宗法与道德,两千余年的宗族给中国基层社会带来了长期的稳定。乡绅、族长等乡村精英恪守着祖先们的遗德遗训,维持着中国一贯的道德准则并不遗余力的弘扬并传承下去。像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论述的那样,白鹿原就一直保持着这种长期的稳定性,乡村有乡村的活法,行政机构不下乡村,一切的规矩有赖于乡规乡约与不言而喻的习惯。然而现代化的推行并不允许这种类似自治式的单位存在并游离于实际管控之中,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对村庄社会的日益深入成为了解构白鹿原现存体系的利刃,处在新旧交替之间的变换中体现出的是时代的冲突与碰撞,乡土性与民族性在这种流变中体现的更为明显。
传统乡村中的“族长”不是行政职位,其合法性来自于家族内部的血缘秩序,对其行为的引导来自于如同朱先生般的乡绅所掌握的文化价值体系,对其权力的约束来自于族人的口碑舆论,其权威大小来自于对家族责任的承担情况,族长的担任不是为了利益的攫取,而是对仁义文化价值的守护,对本宗族的自觉保护。白鹿原上的族长白嘉轩修订乡约,兴建学堂,修缮祠堂,种种的一切都是为了凝聚宗族。在出现匪患之时,白嘉轩也依旧勇担责任,组织民壮守护村落,这不是出于对权力的渴望,而是对承担宗族责任的理所当然,这种中国乡村传承的“族长”拥有着两千年宗法的脊骨。而后像搭救对手鹿子霖,解救黑娃等等以德报怨的大度与宽容也不仅仅是一种个人道德自律和文化修养,也与他作为“族长”的社会身份不可分割,与他在乡土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密不可分,而这也恰是中国的传统宗族力量的体现。
借文中一句话评价白嘉轩也结束这篇文章:“这心肠这度量这德行,跟白鹿原一样宽广深厚,永存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