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咨询室的每一位来访者都是带着一个自己的“问题”而来的。他们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来求助咨询师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但是咨询师常常会说，“问题”本身并不是问题，你如何去定义、思考、理解和感受“问题”才成为问题。那何谓问题呢？
心理学家敦克（Duncker）早在1945年就给问题下了如下定义：
当一个人有一个目标，但又不知道怎样做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时，每当他不能通过简单的行动从一种情境达到另一种需要的情境时，就要求助于思考。这种思考的任务是设计某种行动，这种行动能使其从当前的情境达到需要的情境。
可是这个定义是有局限的，它把问题的解决诉诸于“思考”，认为“思考”才是问题解决的途径。
下面这个玩意儿叫汉诺塔（河内塔）：
这个玩意儿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一次只能移动一个环的规则下，把这一串环按照从小到大的原始顺序从当下的柱子移动到另一个柱子上。
这是可以做到的，并且数学家们还能够计算出环有多少个时，最少需要用多少次移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运用的就是“思考”，这符合敦克的定义，也符合我们每一个人对于问题解决的常规理解。
所以我们常常会按照这样的思路去解决我们生活中的所有问题：
这个过程需要的就是我们思考——当我们去确认当下的初始状态，问题解决后的目标状态，我们就可以通过比较二者的差异，通过我们的“思考”来发现解决程序的中间过程。
可是，我们常常无法很好地提出一个问题。或者说，无法准确表征一个问题。Simon（1986）曾说，如果一个问题得到了正确的表征，那么它已经解决了一半。
所以一个来访者来到咨询室后，他最有可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叙述当下的烦恼（问题的初始状态），因为这是他来到这里的动力，是他最直接体验到和感受到的状态。但是——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困境就是陷入到当下的状态中而不知道目标在哪里。
有些人会说，我们知道目标在哪里啊，我们的目标是获得幸福。如果你信了他的话，你就被催眠了。
汉诺塔的目标是把从小到大的序列环按原始顺序移动到另一个柱子上，这个目标明确，操作性定义清楚明白，不会有歧义。可是“幸福”这个东西就不那么明确了。
在教育心理学中对于问题的类型有一个分类：
结构良好的问题：指问题的初始状态和目标状态都作了明确规定，并最终会有一个明确答案的问题
结构不良的问题：指问题的初始状态、目标状态及可能的认知操作都不清楚，或者没有明确说明。
那很显然，从现在的痛苦中走出来获得“幸福”就是一个结构不良的问题，痛苦的现状或许可以清楚说明，但是“幸福”或者说“走出来”却不是一个清楚的目标状态。
在我思考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这个概念时，我想把这个概念具象化——在我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他/她是自我实现的呢？我一开始的瞬间反应是没有。可是在我越来越多的思考和体验之后，我发现我身边最亲的一个人，就是自我实现的。就是我的母亲。她经历过很多坎坷和挫折，但是我几乎从来没有从她身上看到过怨天尤人、怀才不遇、悲伤惆怅……她每天都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与学生打交道，教授的内容也是她热爱的艺术。她常常给我发她教课时的照片，脸上洋溢的笑容丝毫没有修饰。
我也曾经接触过其他的艺术生，他们或许从小被父母强迫着去学钢琴、学声乐，或许带着能够在今后的诸多表格中特长一栏能够不空着而学古筝、小提琴。可是我在他们弹琴时从来没有看到过那种自然流露，难以掩饰的笑容，常常是一种舞台上的表演状态。同样一件事情，一门艺术不同的人感觉截然不一样。幸福难道有公式吗？
有句话说，幸福的人往往都是一样的，而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我总觉得，恰恰相反。
清楚表征自己的“幸福”目标，是通往各自不同的幸福的第一步。
我自己的个人体验就是这样开始的，当时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个CAPA在训咨询师的长程来访者招募，因为是招募所以可以议价，对于我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并且行内人士都说，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心理咨询师，你自己需要先接受长程的个人体验。因为便宜和考虑入行通行的“法则”，我找到了我的个人体验咨询师。
我比较清楚自己的现状，我是在读研究生，有稳定的亲密关系，家庭是怎样，同伴关系如何，我会因什么焦虑，会在什么场合紧张，会害怕什么，会因什么愤怒。我可以描述出许多自己当下的状况。可是我想通过个人体验获得什么呢？我想走到哪里去？在最初的过程中，我完全没有答案，甚至没有思考过。
这也是很多来访者都会遇到的情况，我们都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却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人们往往相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在终点等着我，只是我们现在还未找到。
现在我会发现，把目标放在心里去思考它，它就已经开始在形成了，而且它会随着你不断经历和思考而发生变化。
我们遇到的第二个困境是，现状和目标之间的路径不是那么“可操作”。
河内塔之所以成为问题解决的典型例子，正是它的中间过程在问题定义中就“操作化”了。它的中间过程就是：“移动环，且一次只能移动一个环”。
我们也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是“移动一个个环”，就达到我们想要去的地方。可是生活中的问题往往并不这么简单。它的复杂之处在于我们每天都在体验和知觉无数无数的信息，但我们能够在意识中记得的信息非常之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运用语言和文字来记叙自己的经历，记叙的过程就把原本鲜活的体验抹去了。
罗杰斯提出一个术语叫「分化」，当我们对现象域进行感知的时候，常常会对现象知觉进行概念化（罗杰斯称为符号化），这种概念化的倾向是因为我们要用语言去表征这样的知觉，比如：「今天很开心/今天很难过」。而「分化」的意义在于把语言概念化的内容还原成知觉的原形，提高我们对每一个微小部分的知觉。罗杰斯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位母亲说：「我容易被他激怒，对他感到愤怒，因为他很坏」。这就是一种概念化（符号化）之后的语言。当你要去理解愤怒的过程时，就需要「分化」这个概念，把路径中的细节体验描绘出来。「他让我生气是因为他在XX的时候自己做了决定，都没有去听一听我的意见，这让我感觉到他表现出了成人的能力，而这是我想要尽力避免的事情」。这个结论就变得更加明确，它建立在了现实的基础上，而不是一个「因为他很坏」的概念。
「分化」的能力，是我们表征问题的一个重要能力。
我们遇到的第三个困境是，当现在的痛苦非常醒目时，环境中的“工具”就隐身了。
这是一个问题解决的经典实验，有很多实验参与者没有在限定时间内思考出如何同时抓住两根绳子。
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个现象。首先，问题本身掩盖了环境中存在的东西。当问题提出，要解决的是同时抓住两根绳子，大量的关注就放在了绳子上，我们会开始计算绳子的长度，人的身高臂长等等。很多人可能就不会去看桌子及其桌子上的东西。
这在很多来访者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如果我的问题是失恋了，那么「如何让自己情绪好起来/重新挽回ta/……」，带着这样的问题，或许就看不到我们在和异性相处中存在的模式，看不到当下情绪体验中有多少来自失恋本身，而有多少来自失恋对于我的意义（这个意义可能来自环境中其他的内容）。因为我们只想尽快「解决问题」。
第二个原因是「功能固着」，有些人可能看到了桌子，也看到了桌子上的扳手。但是那又如何，扳手是用来拧螺丝的，和我要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没有想到，扳手其实也是一件「重物」，当我们把扳手重新解读成「重物」时，答案就出现了。
我们常常把愤怒解读成一种消极情绪，是我们极力避免和压抑的东西。可是当运用「分化」的能力去看到愤怒的情境和原因时，很多人会发现，愤怒背后有渴望。
生活中的问题解决往往很难，它不像书本中的问题那么结构良好，我们常常不知道目标在哪，不知道可行的步骤在哪。最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仅仅在用解决书本问题的方法——思考/认知。我们忘了其实，人还有其他的问题解决能力，我们的体验、情绪、直觉和感受，这都是可以用来去做运算和解题的工具。「功能固着」的倾向让我们忘记了它们。
前些天看一个宣传片，一名北大数学系的女生说了一句话：
「直觉、潜意识是最高级的运算」。
我深深被这句话震撼到了，它带我进入了一个新的问题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