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人生求何物，价值定方向。万物自为度，惟人能思想。存在为容器，百曲共畅响。痛苦光荣织，原始何莽莽。周孔贯礼仪，愈从愈迷惘。学成文武艺，便成卿家相？功名诚可笑，不求亦独怆。不若从本性，悠然漫珍赏。生命本无价，求物增何量？
广义上说，哲学包括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等。我们经常说的三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价值观”，价值，决定了人们追求的方向。诚如希伯来人所说，你的财富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因此我们今天来谈谈价值。
既言价值，必有尺度，尺度何生？西谚有云：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实则万物都以自身为尺度，都在追求自己觉得重要的事物。但我们多了一重反思。死亡促使我们反思，那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是否真的有价值？拿财富来说，今生可以享受，可是死后呢？这一切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后人的敬仰呢？你是否还能听得到呢？
但是总有人追求一些东西，毋宁说他们是为了自己，更多的是为了整个人类群体。因为他们自己会死，而生的人还需要活着，他们需要留下一些东西给后人。诚然，他们当时并不这样想，他们当时只想建立自己的功业，但客观上就是帮助了后人。
存在主义者认为，存在就是一个容器，价值由你自己去填充。活着，是首要的，如何活，则很多取决于个人的先天和后天，总之，产生了各种千姿百态的个体，他们必然有自己选择上的差异。
先说我们国人吧。最早我们朦朦胧胧，只活在部落里，似乎部落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全部。那个时候无疑为了部落而光荣战死，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又或者，为了部落赢得了一头猎物，这也是很显气概的诗。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大多也是善于与自然的各种猛兽争斗的。还有一件事，就是祭祀。在某些部落看来，祭祀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因为古代人对神明的信仰，贯彻了他们的整个生产生活，因此可想而知，能够主持祭祀，甚至能够成为祭品，都会被认为是一件极其光荣的事。
人祭现在看来是对人的价值的极大践踏。但在当时，无非是解决一种生存资源相对不足的问题。人口不断繁殖，而生产力没有增长的情况下，人口就成了压力，一定数量人口的消失，可能对整个部落还是有益的。况且，对于古人而言，死亡和流出的鲜血具有特殊的意义，似乎能够促进万物繁衍生息之类。然而，这对于接受人祭的个体来说，无疑是痛苦、光荣与狂热相互交织的过程。那个时候的人类如何思想自己的价值？
那个时候人们甚至能够建造起金字塔这样伟大的建筑。经过后人考证，认为建造金字塔的人是怀着极大的虔诚之心建造的，否则不可能如此精准。可见过去人们对于信仰的坚定。现在看来确实有些迷信，但在过去那种狂热之心，确实可以爆发不可思议的潜能。
所以怀疑论的出现，其实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尽管它带来了选择的不确定性和苦恼，但他也表示，人类真正走向一个自觉的高度。
后来周公作周礼，按照礼仪规范生活，似乎就成了当时人们的主流价值观。但其实不然，人人都想做周公，人人都想做天子，所以才有持续的叛乱。而周朝的这些礼仪，对蛮夷来说根本不管用，他们仍然是被发文身，衣羽毛穴居之类的，还是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在生活着。
周朝的价值观终于不管用了，所以才有了春秋战国，血缘关系下的脉脉温情终于被打破，于是礼崩乐坏了。孔子打算重建道统，他的方式是为这些礼仪规范重新注入新的合理内涵，利用普遍的父母亲情，大作文章。这其实也顺应了当时“家”越来越多的现象。人们从奴隶中走出来，最觉得亲切的，就是生养自己的家，因此孔子这套学说其实很有他的背景基础。
后来的士大夫们，他们的追求，就是辅佐帝王，建立功业，这是在太平年间。而在不太平的时候，则有些想着“彼可取而代之”，有些还是想着辅佐一个潜在的君主。明朝的开国臣子最可怜。“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既光荣又无奈。尤其是遇到昏君的时候，皇帝自己尚且不愿管好自己的家，臣子似乎是多事了。这个时候的价值，其实是有着很深的矛盾的。士大夫们的挣扎，通过他们的诗词就可以反映出来了。一方面是建功立业，达则兼济天下；一方面又是独善其身，陶冶于山川自然或者儿女私情之中。
一定时期的价值，都有所谓的矛盾。第一重，就是所谓社会的要求与我个人要求的矛盾。比如有些皇帝，是真的不想做皇帝的，可是历史偏偏把他推上了这个舞台。第二重，就是个人理想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就像刚才讲的士大夫的理想追求一样。
那些出生在门阀贵族中的人，看起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但实际上也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清洗导致了多少名士的死亡！因此人们开始追求另一种价值 ，那就是文化上的价值，所谓立德、立功之外的立言。
说到底这也很虚。当时都没几个人听你的话，后来人怎么又听了？就算后来人听了，你已经在地下不知道了，又有何意义？还有很多人提出学说，自己的生活又不完全按着做，结果被称为“伪君子”，自己都做不到，还指望别人听了你的话去做？
历史尽有这些矛盾的事，所以国人愈发圆滑世故。没有真正的价值，就不会有真正的坚持，人也就会没有成就。但是成就什么？成就什么有意义吗？不禁想起高更的那幅画：“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
古希腊人则一开始推崇理性，但是结果他们的战争和政治表明了他们恰恰缺少理性，连苏格拉底都被处死了。而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背弃同盟，追逐利益的种种行为表明，希腊人并不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尊重理性。或许，越伟大的学说，是对越荒谬世代的讽刺吧。后来的罗马也是如此，表明上极其文明，城墙上可以跑四匹马，但是贵族奢侈无度，喜欢看人与兽斗。这些都表明理性的崛起是有多么难！
人的动物性根深蒂固。罗马终于也成为了帝制。而尼禄的种种作为，也让人对帝王失望透顶。说起来，帝王从来不是什么神圣的血统，和资本一样，他们的祖先的手中沾满了鲜血，而在当代，他们仍然是最令人失望的享受无度、听不进忠言的人……
法国大革命碾碎帝制，“自由、平等、博爱”一度成为西方世界最高的价值呼喊。结果如何呢？失控的秩序使得断头台杀人如麻，百年难得再现的英杰纷纷陨落，盲目的群众热情是多么可怕！而之后拿破仑独裁，这些群众又欣欣然于所谓的国家强盛，把其他国家吞并为其殖民地或附属国，一点没有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一战、二战也是一样，在一种为国捐躯的热情之下，在一种民族主义的煽动之下，无数的个体纷纷被送上绞肉机，最终换来的只是战场的几个数字变化，以及老母、寡妇和婴儿的哭泣！
人活着，总是活在这无穷的比较、争竞当中。“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一棵小草不会和一棵大树比较长短，也不会因此而觉得自卑，都是随缘生长而已，况且比较也没有用的，草的本性变不了树的本性！
所以从庄子甚至更早开始，就不断有贤人提醒我们，不要做了这个社会的牺牲品。生命短暂，花时间学习那么多礼仪做什么？虚伪！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而不为，为的就是保持个体的独立性，并且他也不损人利己。这样，天下不就大治了吗？但是人性不可能那么理想，杨朱的前提条件是，天下人都按他这套去做，否则，只要有一个害群之马，社会就不能太平，个人的幸福也无法保障。
佛陀的观点更极端，舍身饲虎，简直是逆来顺受，而唯一的希望寄托于来世的果报。万一没有来世呢？万一来世没有果报呢？
讨论了这么多，渐渐明白了，价值不得不以个体为中心，甚至不能摆脱人的动物性，否则就是虚伪，行不出来，而也不得不与社会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否则连生存都会成问题。“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虽然可笑，但如果尽心去做，不违背本心，不趋炎附势，也还是可以活出一番境界的。像汤显祖，做官的时候就造福当地百姓，做不了官，自己逍遥自在，也挺好！
过度的善，过犹不及，而且往往这背后都有社会的洗脑在，所以我每每看了都有些心惊。这些和过去的人把自己或者儿女献为人祭是一样的可怕。我以为保持正直和适度的良善就足够了，海瑞是个大忠臣，大孝子，但是折磨死了几个妻子，过度的善背后总有一种偏执。
所以真善美三个价值尺度，真随时代而变迁，善也如此，不同民族的善甚至差异很大。美确是比较永恒的。尽善尽美其实是企图把美捆绑在善的价值体系中，而这往往使人成为社会的祭品，所以我以为追求美，是大抵无害的，只要不过度沉溺就好，不要建立在对人的剥削压迫上就好，比如宋徽宗叫人运送“花石纲”之类。
苏格拉底也说，人生每一次都是对美的追寻，余下的就是等待。当然，理性也有其美，善良也有其美，美就是要求善的适度。
除此之外呢？丰子恺提过宗教的追求，但我以为，宗教可以予人以启发，但真正解救人心的，还是他自己。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是而已。如果宗教压迫了或者麻醉了本心，那么，可以不从。但宗教人士往往要求绝对的信，其实根本做不到。那些伟大的信徒也往往是充满了怀疑精神的信徒。
另外的一个价值维度，存在于当下，我不论做什么，我甚至在狱中，我都与伟大的神性同在。这种神性不需要特定的崇拜物，万物皆有神性。如果能够明白这点，也就能够抚古今于一瞬了。
生命本身就是无价的，谁能用功业换回青春？谁又能用思量增添寿数？佛家也说：暇满人身，难得至宝。虚度此生，实为可惜。人生是旅行，投入每个当下，不计成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活在世上，面向内心，不离世间，而超然于世间，痛苦悲悯，而又悠游自在，这是我以为最高的价值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这篇谈论价值文章末尾，我要献上惠特曼的一席话：“从此我不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凡是我遇见的我都喜欢，一切都被接受，一切对我都是可爱的。从这时候起我使我自己自由而不受限制，我走到我所愿去的地方，我完全而绝对地主持着我自己。温和地，怀着不可抗拒的意志，从束缚着我的桎梏下解放我自己。”
价值咏
讨厌这样
总是被量来量去的
最后还被摆上某个舞台
我很僵硬
我想回到母亲的怀抱
那时我的眼神清澈
没有失望，没有沮丧
经历暴风雨之后就能微笑
我要做自己的君王
我走啊走
天上的彩霞伴着我……
虞美人·价值风雨
一生匍匐重重事？风雨摧芦苇。但怀遐想百年间，枷锁遍身辗转梦难翩。
帝王将相渐沉寂，花落轻扬笛。茧翻成蝶愿从心，宇宙洪荒漫有我登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