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孤微醺西柚

之前墨家的“兼爱”选评发文三篇，最近又反复添加修改，最终整理如下。

关于“侠”的起源，查阅资料时看到“兼爱”，也就对兼爱稍加见解一下，我截取书中三段稍加诠释。

关于“兼爱”，墨子在《兼爱》下篇里加以论证：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此天下之害也。又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今人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
　　姑尝本原若众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爱人、利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恶人、贼人生。”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然即之交别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是故别非也。

墨子说：仁人的事情，必定努力追求兴起天下的利益，消除天下的祸害。然而，当今之时天下的祸害，哪个是大的呢？回答道：如大国攻打小国，大家族攻打小家族，强大的掠夺弱小的，人多的欺凌人少的，奸诈的算计愚昧的，尊贵的轻视贫贱的，这是天下的祸害。又如做国君的人不仁惠，做臣子的不忠心，做父亲的不慈爱，做儿子的不孝敬，这又是天下的祸害。又如现在的百姓，手握兵刃，毒药和水火，用来互相残害，这又是天下的大祸害。

姑且试着推究之所以产生这些祸害的原因。这些祸害是从哪里产生的呢？这是由于爱人、利人所产生的吗？则必定会说不是这样的。而一定会说这是由于仇恨别人、残害别人产生的。现在分别一下产生这些事情的来源：世界上憎恨别人和残害别人的人，是兼（相爱）呢？还是别（相恶）呢？则一定会说是别相恶的结果。既然这样，那么这种别相恶，果然是产生天下大害的原因！所以别相恶是不对的。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其实更多是对应“三表”中的事物之用，就是由政府付诸行动，看是否对国对民有利。

墨子的“功利主义”论证“兼爱”为处世为人之本，这里的“利”为国家之利，我认为这一点对后世“侠”的引导和道德的延伸很深。 上文中的“天下之害”的各个举例是“和”文化的表现，人人平等，尊重不侵害掠夺他人的权利，当这些“害”出现时，一批批“侠”前赴后继，舍生取义，为国，为民，为心中的那一份“义”。

每个人都是一个等同的个体，在一定程度打破了传统的等级制度，这种超时代的眼界和格局在当时也可以算是一种另类的“疯狂”，所以也就有了侠士之间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说法，后文的这种劝诫有对个人道德的点醒，墨子提倡的赏罚分明，依法唤德也是不错的，不过墨子提出的“侠”（墨侠）更强调个人对集体纪律和集体的顺服，即对“钜子”的专治服从，也是在当时混乱时代防止成员各行其是后的混乱。

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以易之，譬之犹以水救火也。”其说将必无可焉。
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然即兼之可以易别之故何也？曰：“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为彼者由为己也。为人之都，若为其都，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为彼者犹为己也。为人之家，若为其家，夫谁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为彼者犹为己也。”

墨子说：“如果认为别人不正确，那么就必须要有东西去代替它，如果说别人不正确而又没有东西去代替它，就好像用水来救水、用火来救火”。这种理论一定没有可取之处。

所以墨子说：“要用兼（相爱）来代替别（相恶)。”既然如此，那么可以用兼（相爱）来代替别（相恶）的原因是什么呢？回答说：“假如对待别人的国家，如同对待自己的国家一样，谁还会动用自己国家的力量，去攻打别人的国家呢？为别人考虑，就如同为自己考虑一样。对待别人的都城，就如同对待自己的都城一样，谁还会动用自己都城的力量，去攻打别人的都城呢？对待别人就如同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别人的家族，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家族一样，谁还会动用自己家族的力量，去侵扰别人的家族呢？对待别人的就如同对待自己的一样。”

让我们看一下当时墨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并起争霸的时代，在我的前文浅谈《论语》之“正名”（一）中就解释过：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度也受到冲击，一方面，旧的社会经济政治秩序开始逐一破坏、瓦解，新兴的封建势力在发展中要求突破旧制度的束缚，所谓的“礼坏乐崩”，就是在当时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在上传以“礼”为中心的建筑中的反映。传统的伦理纲常道德与新的社会纲常理念发生冲突，两者之间的矛盾不能调和，只能由新的代替旧的。同样，新的经济政治理论秩序还未建立完善，新的“名”，“实”也未制定出来，新旧之间产生“离怨”现象。

“兼爱”是墨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墨家区别于其他各家的标志。从《墨子·兼爱》中可以看出他的观点，当时社会之所以会产生强的欺凌弱的、贵的傲贱的、智的诈愚的等现象，其根本原因就是人与人之间“不相爱”。从墨子提出的“兼爱”观点出发，墨子主张“兼”（相爱），反对“别”（相恶）。

同样，与“‘兼君”和“兼士”相反的“别君”、“别士”是不合乎义的，是墨子所反对的。墨子倡导“兼爱”，以“兼爱”为善，其依据和目的就是“交相利”。这是他在当时的背景下提出的一条理想寄托，或者是治国之道吧。在他看来，只要遵循“兼以易别”的种种原则和案例，就可以做到天下同家，天下人就能够彼此和谐共处相爱，战争也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了。

然即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
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

既然这样，那么国家和都城之间就不会相互攻伐，个人和家族之间就不会相互侵扰残害，这是天下的祸害呢？还是天下的好事呢？则必定会说这是天下的好事。

姑且试着推究之所以产生这些利的根源。这些利是从哪里产生的呢？这是由于憎恶别人，残害别人而产生吗？一定会说不是这样的，而一定会说这是由于爱人利人而产生的。

现在分别一下产生这些事情的来源：世界上爱人利人的人，是兼相爱还是别相恶呢？一定会回答说这是兼相爱的结果。既然这样，那么这种兼相爱的确是产生天下大利的根源啊！因此墨子说：“兼相爱是正确的。”

我在《兼爱》选评（其一）一文中提过世界上憎恨别人和残害别人的人，是兼（相爱）呢？还是别（相恶）呢？则一定会说是别相恶的结果。既然这样，那么这种别相恶，果然是产生天下大害的原因！所以别相恶是不对的。墨子也说“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这不得不提起他“兼爱”下“交相利”的基础。

“交相利”中的“利”有利己利人的思想，而以“交相利”为基础的“兼爱”也是对当时上流的一种挑战，因为墨子主张以兼爱、交相利来消灭人己之间的差别，对诸侯士大夫阶层是一种冲突。当时战乱纷扰，百姓难以安生的时代去打破这种阶级尊卑来立等同，这就注定了不能成功。墨子站在了弱者的角度去看，去主张这种学说，很难实现这种越阶级思想，这是一种超前的思想，可惜时代很难实现。

墨子提出的这种功利主义去论证辨别“兼爱”在天志和明鬼篇中采取不一样的辩论，借助鬼神之有来使人民相信赏贤罚暴，国家方面采取极权主义，集权国君，定“同国之义”来治理稳定混乱的局面，在一步步使人民兼相爱，别相恶。

再者，墨子提出的“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这是对当时各国国君自身利益的一种冲突，他主张的“兼爱”来避免战争是求得各方的一种平衡，这是很难的。

总的来说，墨子提出的学说在当时是思想先进，“兼爱”打破阶级尊卑，使人民摆脱身份束缚，对于氏族世家而言是一种颠覆主权的挑战，又因为当时时代生产力落后跟不上，但是墨子学说中的“兼相爱”等超前思想我们如今可以借鉴适应当下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