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理想国》以论辩的形式探讨一个城邦（国家）的理想模式。差不过同时期的东周诸子，说来说去也都是在探讨如何从邦国的宏观层面让世界变得更好，而提出一个个理想邦国（乃至世界包括君王）的模型。双减政策以前，为补贴家用我曾办一个小培训班，给初中和小学的孩子讲一点读书作文，读书部分主要围绕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左传战国策诗词文章之类，讲着讲着我偶然想到，古代圣贤讲道德文章，都是将道德理想要求于上层建筑、君主诸侯的，至少是士以上阶层，从历史的发展脉络去观察，是从宗教的出现，古圣贤的道德理想才开始普及而至众生，到每一个普通人。我说宗教不是指哪一个具体的教徒，而是真正属于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不同的信仰。否则就太狭隘了，讲真我现在有点厌倦了群体和圈子繁衍而来的各种隐喻，但凡圈子就难免酱缸气、敷衍和堕落。我希望让语词回到语词本身，让主义回到主义本身，让话题回到话题本身，让我和“你”们也都回归到我和“你”们的每个人本身。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我们伟大的汉语言才不会被糟蹋和辱没，保持并可能焕发其本来就有的规范、秩序和美。
无论东方西方，理想之为理想，就在于它远离现实，从苏柏亚到孔孟老庄，无不怀揣着一种闪闪发光的理想主义，在一团迷雾中寻找灯塔，沿着漫长的黑暗道路“到灯塔去”……经过两千多年的探索实践，人类到达了没有？你要说除了科学技术社会没有进步，这不符合事实。社会的改造从来都是属于有力者的，小人物和无力者如我，愿望其实可笑，只盼着世界能在最为安宁和平的一刻彻底停下来，就像走进桃源，再也没有倾轧，瘟疫，战乱，阶层的悬隔和冲突，没有不得不举枪的冲动……我承认这种思维僵滞可笑，因为世界从来不会固定在哪一刻，除非死。社会永远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这种动态演化有时候体现为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比如《礼记.礼运》中谈到人间大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生产力极为低下、阶级分化极其严重、大多数劳动者供养极少数奴隶主的两千年前的社会，这无异痴人说梦，但随着科技带来的生产力大幅提升，社会文明的长足进步，社会福利机构和低保政策的渐次设立和健全，古代先贤的这种大同理想已基本实现。在马恩的理想社会模型中，由按劳分配渐次过渡到按需分配的方案，看上去不可思议，但随着中国新世纪以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至少在医疗方面，社保基金的分配已基本实现了按需分配。这是社会文明的进步。但社会文明的进步都不会一步到位，而是螺旋式回环往复，总有新的问题横在人类这个奇特生物群的面前，从来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好所有问题，治理到理想状态。十九世纪有十九世纪的问题，二十世纪有二十世纪的问题，新世纪有新世纪的问题，比如信息化带来了碎片化，便捷化带来了懒惰，大工业带来了新污染等等。世界永远面临新的问题。
从历史的规律来看很多好的理论诞生之际经常被作为一种异端邪说而遭遇各种不幸（当然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异端邪说也从来不少），每一种光明的创见也都曾阻碍重重。苏格拉底就是在牢里喝鸩酒死掉的，孔孟奔波一生只为推广自己的学说而不得，耶稣更遭到整个罗马城搜捕，围追堵截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西方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以及新教旧教之间的争端无不趟过血淋淋的长路，马恩的思想同样被视为洪水猛兽过。而与此同时，每一种好的理论在真的通行人间之后，不论是儒教还是基督教，到最后又无不演化成沉重的社会桎梏，中世纪的教会和儒家渗透到家庭内部后的实践，大都远离了圣贤的初衷。这就是人类这种奇怪生物群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我曾拿出很大的时间和精力阅读以塞亚.伯林，发现他对于人类思想理论的全部贡献在于，经过对起源自古希腊，至二十世纪已经繁杂到不可名状的各种思想哲学流派进行梳理辨析之后，得出了“所有的真问题都能得到解答，如果一个问题无法解答，它必定不是一个问题”是一种无效设定的结论。他认为这种无效设定延续自轴心时代的那种冷静、理性、一切都可以条分缕析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而世界的繁杂总会超出所有抽象的主义和定义。这种“超出”有时候体现为人类社会的自我纠偏纠错功能，也有时体现为彻底的失控。而以赛亚伯林反反复复讲述的就是，先贤们对于世界的固定答案的设定是机械、局限和公式化的。他说按照那一套理论，所有的问题都会有答案，更关键的“所有的答案都是兼容的”“正确的答案之间是不会互相矛盾的”这种理论结构上的闭环根本无法囊括纷纭繁杂的世界现实。他从《俄罗斯思想家》到《反潮流》到《自由以及背叛》到《浪漫主义的根源》到《马克思传》等等，谈文学和历史，谈欧洲的geming和自由主义，梳理各种思想源流和社会潮流，最终都是导向同一个结论：世界的丰富性超越于每一个具体的理论，即使那个理论体系无比的自洽和完备。这是他谈论任何思想，人物和事件最后都要回到的根基，即理性主义在启蒙运动那里金科玉律般的存在是经不起现实实践的反向推论的。理性主义认为“只要正确运用理性，就像数理科学那样演绎计算，像自然科学那样归纳，那么所有严肃的问题都会导向一个正确的答案”是不成立的。沿着以塞亚.伯林的思路必然导向的是这样一个真实：世界是无解的，无论政治，战争，哲学……尽管如此，伯林仍旧是用理性主义去否定理性主义，他作为一个二十世纪的思想家，自身所依存的所有科学观和文艺观无不奠基于所在时代的知识背景，也即自然科学成果主导下唯物主义为尚的思想主流，所以他必然采用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的思想工具，来论述理性主义的局限和障碍，指出世界其实有着更不可归纳以及更繁杂之处。以赛亚.伯林对于理论的全部贡献就在于此，他指出“所有的真问题都能得到解答，如果一个问题无法解答，它必定不是一个问题”只是一种前置的虚假设定，因为两个对的事物之间也完全可能互相矛盾和的对立冲突。
每一种试图对世界进行总体规划的思想蓝图最后都无法完美抵达初衷，每一种理论在乍一出现之际又经常被保守派及其所裹挟的庸众视为异端邪说，这是人类这种奇特生物群的本质注定的，就像大自然，它每天的演变和兴衰可以用科学知识来解释，但能够解释的永远只是局限的和局部的，大自然符合天道而非人道，不可能放进一个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可套用的公式。宗教同样无法自圆其说。宗教的基础是承认先验性，告诉你在理性世界之外还有更广大和超能力的天道，承认有一个更广大空漠的神存在着。如果说轴心时代的哲学家使用理想主义来探讨一个宏观的理想邦国模式，那么宗教则是在探讨一个“我”“神”“世界”之间关系的微观问题。但宗教的作用在于，它衔接着古老的原始人对于天地自然的神秘认知，然后对人的精神发生一种神秘性的开悟。轴心时代的思想英雄们着眼于宏观建构的邦国理想之下，是宗教发现了单个的人的微观里的宏观性，比如我们的身躯随时可以死亡，一旦死亡就一切都会消亡，但是死亡来临之前，肉身作为一个庞大的化学工厂，无比精密的各种运转下会产生外因的和内在的各种恐惧、疼痛、痛苦，所有这些都是宗教所要面对和试图解决的问题，也是文学所试图关注和呈现的领域。在这么大的题目下，我谈自己的小说写作实在可笑，完全是蟪蛄不知春秋，尤其作为一个疏懒得不可原谅的人偶尔为之的小说，但我的确拿出大部篇幅试图关注和探讨的，就是一个人的看不见的内心到底能发生什么？关注那些人间的个体心灵病变之根源和演变。好像是梁实秋说的，研究宗教和信仰宗教是完全的两回事，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前者只把宗教当做一个客体，进行冷静的学术梳理和诠释，而后者则是作为信徒全部的交付和膜拜，我一直间断地读一点经书，但不属于他说的任一情形，我不是做学术研究，也不会皈依于某一宗教，因为基本的理性认知在那里梗着。但今年春节，大年初四我一个人驾车去了趟青州古寺，想沉浸在一个千年古刹的氛围中沉淀和调适自己，但我不会真正的皈依，阅读经书于我如读心理学著作。我相信在宗教的宏伟的庙宇里，有跟心理学和心理医生殊途同归的目标。宗教讲的其实是超越性，超越于你的现有，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他并没有真正提出一个化解众生苦难的方案，他只告诉你一切都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你的肉身，你的立足之点，你的边界，你的周围和困扰，宇宙的宏茫，你把自己投身到那些宏茫中去，你芥子一样的痛苦就不足道了。以此将你度化。《金刚经》中说“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看上去是画了一个很大的圆，但所有的宗教主旨又都是老实的，既度化一切，而一切皆无所度化，在这个过程中超越出自身的局限和现有，病痛、惶惧、战乱、瘟疫，你通过自己的内心来度化你的劫难。耶稣也说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这是人类社会的现实，你不可超越于这个现实，那么你就在内心之中完成自渡和超越。基督给出的是系列简单明确的律令，你只要内外一致地奉行就得救，所谓得救不是真正化解外部问题，而是重新自处。宗教是让你不假外求，宗教最终的结果都是导向对于痛苦的自我解脱，对于自我局限的克服，这跟奠基于理性主义的心理学殊途同归，最终都是完成对于自我的救赎。在这个重重茧痂之下得到救赎的自我，可能会焕发新的力量，这是宗教、心灵鸡汤和心理学的共同旨归——但事情的悖论在于，一个人真的超越之后又会走向哪里？至少从艺术创作来说，“一千个快乐都比不上一个痛苦”（米开朗琪罗），是痛苦让人深刻，所以经常看到理论丰满的中产阶级停留在浮浅而不自知的骨感认知之中原地打转。痛苦更能激发诞生文艺的心理能量。而超越于所有的痛苦之后，圆融之后，人们还有一种可能是抵达麻木和平庸。
从宏观的形而上的哲学理论框架，到宗教，其实是从着眼于君王道德和邦国体制的轴心时代的宏观设计，向微观乃至微小个体的发现和尊重。宗教跟经典哲学的不同在于它不仅关注宏观框架，邦国，君主，它更是兼及个人的，而且是每一个人，那么具体到一个人，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或者再拉长一点，从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从理论上来说，思想家解决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芥子一样的每一个微小个体，跟庞大的群体之间，究竟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现代文明的关系。或者说，一个庞大的群体应该怎样对待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一个政府，一个国家，一个社团组织，在团结和独立之间，在集体主义的荣誉和自由之间，在长官意志和民众之间，在服从和不服从之间，在制度和生命的必要空间之间，在权力和正当操作之间，在主体和异己之间，在基本智性和随波逐流之间……前几天我从网上听了赵无锐的一个演讲，他同样遵循理性主义原则，循序渐进地阐述着一些社会学的基本认知，属于扫盲性质的，但有些盲却是永远无法扫去的，偏见，愚昧，盲从，邪恶，永远站在良知，正义，向真和向善的对立面。赵无锐的言说仍是理想主义的，是有光的，是那种能够拿出身家性命去博真理的，人可能现实中都未必完美，会有缺点，但也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缺点，是品性温良而目光坚定的。但同时放在这样一个价值和意义的口号满天飞而实则价值和意义本身已消解零散的时代，这种古典的英雄主义立场又是天真而无效的。人这种特殊的生物群，往往溢出于自己衍生的理论框架之外。人进入群体，智商和判断力就会下降，在智愚贤不肖共存的众生群体中，宗教的博爱往往显出过度的高标，佛教里有以身饲虎，耶稣讲唾面自干，那么如何处置和定义群体的盲目和集体无意识下的各种行为呢？要知道所有的善行都是人类创造的，所有的恶行也都是人群行出来的。更不是每个人都会反思，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反躬自问。更多的人不过顺从潮流的波涛群起而应，群起而响——这些群起是值得信任的吗？此刻太阳是亮的，群起而应；此刻太阳是绿的，也群体而应；这样的群体声音需不需要警惕？如果这些群起在做一件好的事，大众公益的事，哪怕是跳跳广场舞，也是有益的，如果这些群起而应针对了某个单独的人，在一个巴掌大的切近的现实之中，会发生可怕的后果。那种氛围是封闭而令人窒息的，比如小到学校里的一个霸凌事件，强者对于弱者，多数对于少数，精明的对于憨直的，都会形成一种碾压。那有多么煎熬，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更多情况下只是一种无奈选择的悲壮。人的心灵是向光同时也脆弱的，深陷四面楚歌的时候没有谁不会怀疑世界和人生。连耶稣在最后的一刻都要发出疑问，上帝是爱我的吗？如果爱我为什么把我交付刽子手和这无可理喻的人间？鲁迅在《野草》之《复仇》篇也讲到耶稣作为一个人之子而不是神之子的最后绝望，从理论上去想象这种境况跟真实进入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就是有时候文艺作品比哲学思想更具有直接感染力和警示性的原因。哲学是冷静的，超越的，宏观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原罪，金钱是无罪的，权力也是无罪的，关键用它去做什么。我们惊惧于小的权力所带来的风暴，但当大的权力试图对这种风暴进行干预和遏制，来行使一种正义，如果这个大的权力跟那个小的权力，使用的是同一种模式，同一种工具，会不会让人再次陷入一种警惕和困惑之中？
所以理想社会是可以建立的吗？在建立的过程中需要依靠或者说遵循什么？它是否具有时间上的永久性和延续性？如果不能，人类又将何以自处？那些恶行，那些猥琐，那些不假思索的群体无意识，能通过这种良好初衷下的干预而改善吗？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不仅仅是世袭的财产和天赋的差别。通往奴役之路，还是通往光明之路？是否有一个更宽泛的世界等在时间的尽头？尤其是，陷在绝境里的弱者，是先对抗侵害还是行使宽容展示道德？在侵害并未消除的前提下，要求弱者先去宽容是否道德？弱者在恐惧下的忍让是助纣对自己为虐的怯懦还是真的达到了慈悲？两者之间表面上差不多，其实有天渊之别，区别就在于看不见的人的内心。一个能够包容者必是内心安全而稳定的，一个无原则退让的懦夫内心会紧张收缩成一团。人的看不见的内心宇宙深奥之无限，此宇宙的奥秘深邃一点都不比看得见的那个世界更清晰易于理解。或许唯有宗教能拉近天渊之间的距离，使之有所平衡。而理性主义施之灵魂的规范对人类心理的健康有时适得其反。心理学上首先讲的是接纳和面对，接纳乃至悦纳自己，承认而不是逃避，面对而不是掩盖压抑，只有这样内部团揉的盘根错节才渐渐得到舒张。有时弱者须不惧付出最高的代价，包括生死，才能跟强者之间达成制衡，犹如法律上的正当防卫，在侵害消除之际，才可以在不同族群之间，派别之间，多数和少数之间，强弱之间，个人和集体之间达成制衡，然后有推进良性的有序循环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所谓的英雄往往来自弱势而不是另一方，要付出超常的代价，所以英雄大抵会成为悲剧，但悲剧也胜似闹剧。我理解英雄们的视死如归，虽千万人吾往矣，蹈刀尖如履平地，但这些是否都是必要的呢？显然并非如此。
上面说过了，为补贴家用，在双减政策出台以前我办过一个小培训班，给初中和小学阶段的孩子讲授读书写作，中国的诗词文章源远流长，但是就像中国的古文人们无非在儒道之间腾挪，所以在讲到这些源流于儒道的诗词文章之时，我都还讲一点墨子、法家之类作为一种对照和补充，让孩子们晓得世界有更宽泛的边界，诸子百家时代思想互相碰撞而焕发的生机是必要的和珍贵的，那种碰撞不像现在的网民没头脑乱喷，诸子百家都是讲自己的道理和逻辑，即便驳诘也言之有物发而中的，墨子的《非乐》《非攻》是对儒法的纠偏，韩非的《五蠹》是对各家的一种梳理和辩证，比如说到仁义，“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这是韩非对不同条件下需要做出不同选择的梳理和辨析，跟儒家形成了一个对照关系。只在诗词文韵中浸染的并不是真正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里还有碰撞，驳诘，否定，以此不断的将理论文明推向一个新的界面。 2022.11.14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