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的自序中，冯友兰老师简单明了的概括了这本书——“本书小史耳，研究中国哲学，以为引导可也。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欲知其详，尚有拙著大《中国哲学史》”。
什么是哲学，要我说就是提高人类精神境界的一门学科，给你做事的意义，甚至在社会里给出制度让人们有秩序的生活，在没有完善的法律之前，某些哲学就相当于法律制度。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在旧时，一个人只要受教育，就用哲学发蒙，孩子入学时，首先教他们读《四书五经》。但是与别的国家相比，中国人是最不关心宗教的，德克.布德教授在书中说道“中国人不以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中国文化的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其中的原因和中国的地理位置和生活方式有关，以农业为重，家族制，详细的原因在我以后的笔记中会提到。
有些人可能会问，若说中国文化的基础是伦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对于高于道德的价值毫无觉解（高于道德的价值旧是超道德的价值，比如爱上帝）？但在冯友兰看来，这种超道德价值并不限于宗教，对于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中国人并不例外，他们不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至于冯友兰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人生有系统反思的思想，每一个人，只要他没死，他都在人生中。但是对人生有反思思想的人并不多，其反思的思想有系统的人就更少。哲学家必须进行哲学化，这就是说他必须有对人生反思的思想，然后有系统地表达出来。冯老师认为哲学化是他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厚积薄发的工作，难度系数五颗星。
如果一个人放弃了宗教，并且除了宗教别无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冯老师认为应该惋惜他，因为他丧失了更高的价值，只好把自己限于尘世事务，而与精神绝缘。不过幸好还有哲学，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要纯粹的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随着未来科学的进步，冯老师相信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可是人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满足，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是哲学的。冯老师的话让我觉得他身上是有战争时期一个有血性男人的勇敢精神的，他的肯定句用的有气势。
中国的哲学是和地理位置有关系的。内陆国家，重视农业，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所以贯穿在中国的历史中，社会、经济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总是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士农工商”是中国社会的四个传统阶级，在中国“士（地主）农”士两个光荣的职业，一个家庭若能耕读传家，那是值得骄傲的。重本（农业）轻末（商业）是旧社会的一个特点。《上农》对这种特点做出了解释，作者认为从事农业的人朴实，财富复杂，很难搬动，所以即使国家有难他们也不弃家而逃，“商”的心肠坏，诡计多，很自私，财产简单容易转运，一旦国家有难他们总是逃往国外。
当然，这种看法只适合当时的中国。对比海洋国家古希腊，就靠商业维持其繁荣，并没有中国的这种看法。海洋国家的商人要打交道的首先是抽象数字，由此发展了数学和数理推理，所以逻辑性比较好，以前的中国哲学和以前的西方哲学在以前的差异性就在这里——逻辑性，以前的中国，哲学家不是一种职业，哲学家的思想保存下来主要是靠语录和写给别人的信件，没有专业的个人思想著作，对比西方也就显得模糊不清晰了。
因为中国哲学不清晰富于暗示的特点，对中国的艺术影响特别大。
中国的“农”靠土地为生，世代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一家几代人生活在一起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君主在国家的权威和父亲在家中的权威非常大，儒家学说大部分是论证这种制度合理，或是这种制度的理论说明。而海洋商业国家和大陆农业国不同，他们围绕着城邦组织其社会，社会组织不独裁，在同一市民阶级，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理由认为某个人应当比别人重要。
回到中国哲学中来，按照中国哲学家说，一个人所能成为的最好成就就是圣人，而圣人的最好成就就是个人与宇宙的同一。中国的哲学既不是入世的也不是出世的。（入世是讲注重社会中的人伦和世务只讲道德价值。而出世是说想要得到最高成就，必须脱离沉罗世网，脱离社会甚至脱离生。），比如内圣外王的人格。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到家入世一些，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一些。在公元三四世纪有些道家的人试图使道家更加接近儒家，在十一二世纪也有些儒家的人试图使儒家更加接近道家。我们把这些道家的人称为新道家，把这些儒家称为新儒家，正事这些运动让中国的哲学既入世又出世。
明朝后期，许多中国学者已经对当时耶教传教士传入的数学、天文学深有印象。和佛教传入中国时一样，一开始人们接触到不同的文化，总是倾向于藐视它，拒绝它，并且认为自己是最有文化的。但是后来，特别是十九世纪，随着欧洲军事、工业、商业的崛起，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政治力量缺相应地衰落，中国这才感觉到基督教的动力作用了。随之康有为为了对抗西方的冲击，发起了孔教运动。单纯的从哲学的统治来看，康有为的这种做法实在不敢恭维，伪造历史事实，让人们崇拜一个因伪造历史而出来的神，真的挺让人反感的。戊戌变法后，康有为逃到了海外。
随着西方对中国的冲击（甲午中日战争后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以及教会的传入），人们开始想要了解西方文化知识。严复和王国维是把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重要学者。王国维这个人三十岁就放弃了哲学研究。说是“然为哲学家所不能，为哲学史家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这么看来，研究哲学确实辛苦，无知者苦，知“道”者也苦，圣人苦不苦没人知道。哎——都不容易啊！
这本书的结尾让我看了觉得心里忽然敞亮了一点，结尾就一句话，是这么写的“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沉默”。这句话让我对维特根斯坦的沉默哲学有了一些觉悟。但这觉悟是什么，我的思路还不明晰，说不出来，估摸着还是知道的少的缘故吧。
儒家和道家是中国思想的两个主流，但在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三世纪，它们还不过是“百家”中的两个。后来的历史学家对“百家”做了试行分类，其中有两种权威性比较大，一种是司马谈的六家之分——儒家、阴阳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另一种是刘歆的十家之分——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法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农家。在以后的笔记中我会分别记一下儒家，墨家，道家和中国的佛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