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侧面听说，在伐叛之初，议事的人大多认为易如反掌，都认为有征无战，时间不会超过一年，预计动员军队不需太多，预算军费也不太大，只是一件没有什么烦扰的小事，也不会让人太操心；没想到兵祸连接，变故难测，日引月长，离大家最初的预料，越来越远。之前认为是国家祸患，都说除掉他们就可以天下太平的，是李正己、李宝臣、梁崇义、田悦。之前认为是国家所信赖的，都说任用他们就可铲除祸乱的，是朱滔、李希烈。既而李正己死了，李纳继续；李宝臣死了，李惟岳继承；梁崇义死了，李希烈叛变；李惟岳被杀了，朱滔兵变。那么，之前的心腹大患，四个已经死了三个，而祸患竟不能消失；之前所信任的，如今却自己叛变了，而其他那些忠诚的将领，谁还能保证他们的忠诚？由此可知，国家的安危在于势，做事能否成功在于人。势如果安定，则异类同心；势如果危殆，那本来同舟共济的人，也会变成仇敌。陛下岂可不追鉴往事，改过惟新，厉行改革，收回权柄以安邦固国！但是，陛下却孜孜不倦，劳心劳神，去追求达不到的目的，冀望实现不了的功效！如今关辅之间，征发已经到了极限，而宫苑之内，武备禁卫十分单薄。万一将帅之中，再出一个朱滔、李希烈那样的人，或者在边疆割据，引诱邻国；或者在京畿发动兵变，惊犯宫阙，这是愚臣所私底下担忧的，不知道陛下到时候如何防备！陛下如果能听我的愚计，所派遣出去的神策六军李晟等及退休将领的子弟，可以全部追回。明令泾州、陇州、邠州，宁州，只下令他们严密守备疆界，并强调朝廷不再征发，让他们各自保境安民。又降下德音，撤销京城及畿县房产税等杂税，希望已经缴纳的怨气平息，因没有缴纳而被处罚的获得安宁，则人心不摇，邦本自固。”
皇上不能用。
华杉曰：
陆贽的上疏，深刻，精采，而且生动，把事情全都说透了，路也指明了，但是皇帝不能用，为什么呢？我们先看陆贽说了什么：
“立国之安危在于势，任事之济否在于人。势苟安，则异类同心；势苟危，则舟中敌国。”人都是跟着形势走，没有人一定要叛变，也未必有人一定会忠诚，作为君王，要掌握的是“势”，造成大家忠君爱国的形势。这就是孙子兵法说的“任势择人”，统帅的责任是造势，势造好了，再选择人；势第一，人第二。但是，德宗李适没有这个高度，他自己也是跟着形势走，“势苟安”，他就强硬；“势苟危”，他就妥协。那么大家都没个定准了。
看问题，要往前看几步；做事情，要往后退几步。
往前看几步，是能预测事态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不要让你解决问题的举措，制造出新的，更大的问题。往后退几步，是空间换时间，获得余地，巩固根本。
李适的问题，就是既不能往前看，也不能往后退。之前没能往前看的错误已经犯下了；现在应该往后退，不要急于平叛。军阀再强，此时还是皇帝最强，以重新夺天下的心态，先巩固自己根据地，凝聚自己的人心，再做远图。
但是，李适心态不行。什么心态呢？陆贽给他说得活灵活现：“孜孜汲汲，极思劳神，徇无已之求，望难必之效。”孜孜，是孜孜不倦；汲汲，是急促，心情急迫。极思劳神，他时时刻刻都在挖空心思想办法，对不可能办到的，没有办法的事情想办法；而他想出的办法，只会制造出更大的新问题，那他又需要想新办法了。
“徇无已之求，望难必之效”，这一个“必”字，是最大的毛病。儒家对“必”字解说很多。这种心态，叫“期必”，又叫“将迎意必”，期待结果必定会怎样，《论语》里叫“意必故我”，主观臆断，一厢情愿，将迎意必，固执己见，做不到“无我”。他每次想出一个办法，都认为这次肯定行！然后急不可耐马上就去做。结果嘛当然是一地鸡毛。但是这一点都不会影响他的雄心，“孜孜汲汲，极思劳神”，他继续想下一招。
陆贽划出的道，是正道。政治的正道是什么呢？孔子说，就是“近者悦，远者来”。近处的百姓喜悦了，远方的人心就归附了。李适做的是相反，把近处的人也伤害了。陆贽的路线完全正确，但是要求时间长，来得慢。所以李适不能用，他要的招，是马上解决！你要马上解决嘛，就一招接一招，愈演愈烈，永远解决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