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词，叫“轴心时代”。
这是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提出的概念，大概的意思是说：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段时间很神奇，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这四个人类古老文明，几乎同时出现了爆发性的精神创新。
中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以孔子和老子为典型代表。在印度，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以色列出现了一系列先知。希腊则产生了荷马、柏拉图和阿基米德等伟大人物。
“轴心时代”奠定了人类最重要的这四个古文明的基础，人类社会此后的发展，都是在这个时代开创的格局中继续进行，所以才叫“轴心”嘛。
雅思贝尔斯这个“轴心时代”的理论是在1949年提出来的，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引起世界学术界的重视。
1980年代初，这个理论传入中国。当时中国正在搞改革开放，特别想找到中国文明在世界中的位置，这个理论正好对胃口。
你想啊，怎么那么巧？中华文明的思想盛世居然和全球其他文明在时间上正好合拍，正好踏上一个同步的节奏。
至于为什么合拍？就没有人深究了。反正，“轴心时代”这个词在中国的名气就变得特别大。
这反过来又造成了两个后果。
第一，春秋战国时代在思想史上的位置被进一步抬高，被进一步认定为中国的思想盛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
第二，造成了一个认识，就是“乱世出思想”。
想想也有道理，政治大一统的时代必然禁锢思想，压制学术。所以，思想文化的大发展就要在政局动荡的时代里才会出现啊。这一点，那些喜欢“民国范儿”的人也特别认同。民国时期嘛，“政治动荡”，所以“思想辉煌”啊。
但是今天，我们来唱唱反调。这个结论，可能不太对。
首先，如果把“轴心时代”定义为一种文化的起源和基础，那么，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应该是啥时候？不是春秋战国，是更早的西周，甚至是更早的夏朝和商朝。也就是说至少要追溯到公元前1046年，就是西周创立的那一年。
超出雅思贝尔斯框定的轴心年代的范围至少200年。
比如，儒家认的六经，《诗经》《尚书》《礼经》《易经》《乐经》和《春秋》。大部分都产生在西周和更早的时代。
那你可能会说，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呢？什么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农家、杂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难道这不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代吗？
对，但是多不能代表重要。
就像乾隆皇帝做的诗最多，他也不是最好的诗人。实际上在中国，按照最权威的“经史子集”分类法，诸子百家的著作，只能归入第三等的“子”部，而《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是归在第一等的“经”部的。
你看，从来诸子百家就没有那么高的地位。
那你可能又会说，那怎么解释孔子？孔子作为儒家最崇敬的人物，不是生活在春秋时代吗？
对，但是大家可能忽略了一点，孔子对自己的定位是“述而不作”，这是他老人家自己说的，也就是只转述不创作。
孔子的历史地位，不是来自他自己的著作，而是来自于他对“六经”的整理和编订。也就是说，从内容的角度来说，孔子是“流”，他整理编订的《六经》才是“源”。
孔子的《论语》被列入儒家经典，那是汉代的事，非常迟了。本质上，《论语》只是孔子学生记下来的课堂笔记。这个地位，和作为教科书的《六经》怎么比？
当然说到这里，可能还是有点在抬杠的感觉。什么是文化源头？这就看怎么定义了。非说春秋战国就是轴心年代，有什么必然的错处吗？
这就牵涉到对中国文化的真正独特性的认知了。
当年，王国维先生有一个重要的判断。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就是说，中国这几千年的历史大变革，最剧烈的一次，就是从商朝过渡到周朝的那一次。
在这儿我要补充一点，就是一个文化的源头，关键要看，这个文化的范式，也就是框定它的发展模式的那些共同理念是什么时候创造的。
比如说，在中国文化中，历史学的地位非常独特。历史甚至不仅仅是一种学问，而是经，是信仰的建立和传承，是政治构建的过程，这就是六经框定的共同信仰。所以中国人才历史感强烈，宗教感淡漠，这和世界上任何文明都不一样。
理解了这一点，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在天安门广场西侧，是代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大会堂。在人民大会堂对面的广场东侧，不是科学博物馆，不是艺术博物馆，不是军事博物馆，而是历史博物馆，这种安排是意味深长的。这个历史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是在西周，甚至更早的时候定下来的。
怎么理解这种开创性？干脆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这个文化的那些“大词儿”是什么是时候创造出来的。
比如希腊文化的大词是：正义、公共领域、民主等等。围绕着这些大词，一代代西方思想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不管答案是什么，但是这些词都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底色。
那么，中国文化的大词是什么？又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
毫无疑问是“六经”，尤其是其中的《尚书》，它提出来的那些大词。包括：天下、德治、协和万邦、民心等等。
此后的中国历史和文化，都是围绕着这些大词及其代表的核心观念展开的。中国和希腊文化的不同，也正由于这些核心大词的完全不同。
那么，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地位是什么呢？
“六经”是源头，是无中生有，是在面对整个社会甚至整个宇宙提出了原初性的概念和主张，是在建立文化，是正题。
而到了春秋战国，就“礼崩乐坏”了，原有的社会秩序被彻底打乱。那诸子百家就出来了，本质上他们都在谈怎么办的问题。
是恢复旧秩序，还是开创新秩序；是积极的进取，还是消极的忍耐；是诉诸人情礼义，还是依靠法律制度。
诸子百家的论点不是原初性的，而是回应性的、论战性的，不是正题，而是反题。不是源头，而是延伸。
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不是搞什么学术争论，实际上是在思考一个对我们这代中国人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才是诞生真正思想的时代？我觉得，这根区分的金线在于，这一代思考者是跟什么在对话？
如果是跟这个时代的特有问题对话，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各种方案，那不管出多少想法，多少开山立派的大宗师，学术表面上有多繁荣，都是小格局里的思考，思考的成果也只能应用于一时。
相反，如果这代思考者是在跟一些大的对象在对话，比如，宇宙、自然、世界，试图找到人、民族在这个时代的边界和定位，这才是诞生原创思想的时代。
一句话，乱世出诗人，只有繁荣才能出思想。这个，跟过去我们乱世出思想的认知不一样，说白了，我们这代人是有机会的。
最后还是忍不住要推荐一下施展老师的《枢纽》这本书，和《中国史纲50讲》这门课。
施展老师反复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成果，而是一个学术共同体近十年来的思考结晶。我不敢替他说，这就是伟大的思想，但是你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全新的问题意识，全新的对话对象，和全新的思考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