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社会行为都应置于当时的情景下考虑，孤立来看就失去了意义。为了认清社会现实，没有什么错误比脱离当时的环境和作用来思考更为严重。

——所罗门·阿希

（Solomon Asch，美国社会心理学家，1907-1996 年）我们的行为受社会环境、情境的影响，同时也受到问题

和抉择本身或种类的影响。此外，我们的欲望、情绪和期待同样起作用。

我们过度关注别人的品质和动机对行为的影响，低估了环境因素，比如社会压力、社会角色或者人为不可控制因素等。举个例子，我们习惯责怪别人，而非谴责导致失败的不合理制度。别忘了，机遇也非常重要。有时，我们苛责那些机遇不佳的人，给予靠运气成功的人过多的掌声。

我们希望别人能够前后行为表现一致。但情景环境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表现。比如说，在家里、学校、工作岗位上，或和朋友在一起，我们会有不同的表现；处于群体中或独处时，在别人的目光下或者不为人所知时，同样有不同的表现。

“我不该这么仓促地认定他是坏人。如果我处于那样的情况下，没准也会做出跟他一样的举动。”

在极端的情况和局势下，可能会导致人们的行为出现180 度的大转弯。环境不好，好人也会变坏。在斯坦福大学 进行的齐默巴多（Zimbardo）监狱实验曾经研究监狱中的角色扮演问题。大学生被随意指派担任囚犯和警卫的角色，为时两个星期。之前的测试表明，这些大学生都是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正常人。实验中根据真实的生活进行监狱模拟，在学生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下几天后，扮演狱警的学生越来越残忍，而扮演囚犯的学生在此过程中显得越来越无助和温顺。警卫不久把囚犯当作非人来虐待。囚犯开始表现绝望，情绪高度紧张。而囚犯的表现越是懦弱和无助，警卫就更加放肆地虐待对方。实验6 天后就叫停了。

后来，该实验的发起者菲利普·齐默巴多在美国国会听证会就司法机构系统作证时说：“看到这些，我们感到很震惊。一些男孩把其他男孩当作低等动物对待，并以残忍为乐，而其他人低声下气、沦落为毫无人性的木偶，他们惟一的念头就是逃跑，或者能够苟且偷生，而对狱警的痛恨也日益增长。”

当置身于某个角色中，我们努力表现出观众对我们期待的形象。齐默巴多说：“虽然他们不必迎合别人的期待，但狱警这一角色决定了他们的所作所为。”

美国印第安人的一句谚语说：“除非你亲自穿下他的软皮鞋 ，否则就不要妄自评断别人。”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角色分别是陌生人、群众一员，或在筋疲力尽的情况下，行为表现会一样吗？而那些被我们贴上敌人、魔鬼或者废物标签的人，他们的表现又会如何？

“打高尔夫球时，其他人都在看约翰如何挥杆，他好像显得特别紧张。”

我们的行为是否受到关注？在许多双眼睛的监督下，我们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行为。

“没人能看到我。”

匿名或隐藏身份将导致破坏性行为。研究表明，在不公开自己身份的前提下，即使平时非常安静的学生也会变得好斗起来。

对某个领域越是不熟悉，则越容易受到事物外部结构的影响。

提出的问题不同，得到的答案也不一样。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说：“误用的词产生了多少误解。”不妨思考一下，平时的某个声明、问题、结果或者问题是如何陈述的？使用什么样的措辞？当时的背景是什么？我们是否重点关注到一些特征，而忽略了其他特征？激情洋溢的、精心推敲和夺人眼球的措辞常常会影响我们的思维。

人们在选择面前，不同的措辞将会影响我们的取舍。比方说，我们偏向于选择“95% 不含脂肪”的产品，而非“含5%脂肪”的产品。在损益方面，不同的说法也会导致我们的反应不同。一个具有40% 存活率的医疗手术，相对于失败几率为60% 的手术来说，更具有吸引力。

事物发生的频率能引起情感上的共鸣。精神病病人出院后6 个月内，发生暴力行为的几率有多高？研究表明，分别以“相对频率”（如100 个病人中，有20 个人具有爆发暴力行为的倾向）和“概率”（预期病人发生暴力行为的概率为20%）两个不同的方法来表达，即使有丰富经验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都倾向于认为，在第一种情况下，病人发生暴力行为风险要大于后者。根据另一项调查显示，感染某疾病的10,000 人中，死亡人数达到1,286（12.86%），而感染另外一种疾病的100 个人中，死亡人数达到24.14（24.14%），但前者被视为是更致命的疾病。

在事物出现时，我们常常受到事物出现顺序的影响。关键的变量包括：前后呈现的时间差、作出判断的时机、哪一个事物呈现方式让人记忆深刻等。

假设两个总统候选人就同一个问题轮流演讲。如果留有一些时间让我们作出判断，我们很容易受到第一个演讲人的影响。假设在第一个演讲和第二演讲之间留有时间空隙，而在第二个候选人演讲完毕后，我们必须立即作出判断，那第二个演讲更让我们印象深刻。

“我把工资以4% 的利率存入银行，以10% 的利率按揭贷款买汽车。”

人常常通过“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来创建心理框架。同样价值的资产，因为来源不同或者重要性不同，我们的态度也不同。拿1 美元来说，辛苦工作赚到的1 美元与赢得的1 美元意义并不一样，我们更愿意拿赢到的1 美元去冒险。通过轮盘赌① 赢得的1,000 美元价值似乎不及辛勤劳动赚取的1,000 美元。“我赌博的钱不是口袋里的1,000美元，而是在娱乐场赢得的1,000 美元。”尽管如此，它们的价值却是一样的。

心理学家通过一个实验发现，在去电影院的路上，不小心丢掉10 美元一张电影票的人不愿再重新买票。而在路上丢掉10 美元的人仍然愿意再去买票，因为他们认为丢掉的是钱，与电影票没有关系。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失去的价值却是一样的。

我们应当以实体价值来评价资产，1 美元的价值不会因为来源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重要的是我们口袋里装进的或掏出来的是什么。

这个心理原则同样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对熟人和陌生人态度不同、在实验室里和现实生活中表现不同的原因。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意思，我知道，你肯定能做到。”

“事情并非像表面上那样简单。”1 世纪罗马哲学家斐德罗（Phaedrus）如斯说。我们的行为常常为别人的期待所左右——比如说老师、教练、上司等。举个例子，为了迎合或者取悦研究人员，一些实验对象可能故意给出期待的答案。病人希望能够以他人期待的姿态面对治疗。我们总是努力地不辜负别人的期望。

研究表明，病人在由医生检查时比在由护士检查时心跳得更快、血压变得更高。

我们似乎总能看到自己所期待的东西。医生看到病人身上有了积极的治疗效果，因为这是他的期望。所以对于超越于期待之外的东西，我们常常捕捉不到。

我们是否按照自己的期望来对待他人？

假设玛丽将与某人首次会面。别人对他的评价，如热情或者冷血等，会对玛丽产生影响吗？当然。这些评价会造成玛丽的心理以及行为上的变化。玛丽对对方性格有所期待，如热情或者冷漠等。这种期待将在无形中影响她的行为。等真正见面后，对方的表现可能让玛丽更加坚定之前的预期。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对待他人。如果对某人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我们的行为就会带有这种偏见的影子，这样恰恰能促使对方以同样的敌对态度“回报”我们。

假设新来的老师被告知班里有一半人智商超群，而另一半人智商平平。教师分别拿到了所谓“智力超群”和“智力平庸”的儿童的名单。实际上，这两组儿童都是经过随机选择的。一年结束后，这个实验假设终将会成为成功的预言。老师心目中的高智商儿童的表现也将超过那些所谓智力平平的儿童。这种现象在小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已经得到了体现。如果老师对学生有较高的期待，将会促使他们更加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

在某个情况下非理性的行为在另外一种环境下可能带来好的结果。

我们并不傻——判断力常常是特定情境下的产物。其人的判断可能对我们具有启发性，对权威的服从是维持秩序

的重要因素，而在危险的情况下谨慎行动有可能保我们一命。

根据实验得来的证据，我们还受到什么启发？

实验室里面的实验并不能等同于现实。

实验室中受控制和人工模拟的场景毕竟与现实生活相差一段距离。在实验室中发生的事情不一定会在实际生活中重现。比如说，许多实验常常是在匿名情况下、一次性地完成的。问题的性质是什么？周围的环境如何？先前的假设是什么？有什么重要性？错误的代价有多大？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常常不止一个。实验任务之外的背景因素也很重要。在更为现实、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许多任务都能圆满解决。

如果研究结果显示一些人自信心爆棚，这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是过度自信吗？并非如此，这些研究仅仅能说明，在某些情况下，面对某项任务他们显得过分自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