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晓
读完苏东坡（1037年—1101年）能对北宋的历史背景（960年—1127年）有一个大概的印象。苏轼的个人IP比较鲜明。第一是才华横溢的大诗人，文学造诣可谓北宋第一人，放在现在就是顶流了。第二是勤政爱民的父母官，在凤翔，杭州等多地任职时能解决实际的问题，说明其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是很强的。第三有自己的为官之道，直言不悔，但是容易得罪最高权利阶级，导致其几次被流放。他的能力是令宋神宗赏识的，但是又不完全支持宋神宗改革，导致宋神宗对苏轼爱才又不能重用。苏轼的逆境适应能力强。都说人生处于逆境时多读读苏轼，是很有道理的。人生多次大起大落的境遇不是谁都能经历。令人敬佩的是他无论处于什么境遇，好像都有自己的活法。苏轼的开悟应该是在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不断反省：“他一遍遍问自己，当初意气风发的自己为何会落魄至此？因为神宗皇帝的不信任，因为小人的毁谤嫉恨，因为生不逢时……他可以找出许多个理由来，然最终却将矛头指向自身（心外无物）。我自小读书不过是为了应试中举，可进士及第后我仍不满足，继续参加制科考试。那一科的名称是“直言极谏”，自那以后我总是大谈古今、妄论是非，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制科”二字。然而，我那些言论不过是书生空论，就好像鸟儿虫儿自歌自唱罢了，对国家而言又如何谈得上损益？动辄将利害得失挂在口中，正是制科人的不良习气。贬谪黄州后，我经常默默反省，这才意识到自己这三十年来的所作所为都是因为太在意得失荣辱，太过书生意气。”
王安石得到宋神宗支持，一心变法，但是太过激进，很多方法理论上可能可以，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下面的人会不会利用政策谋私利等等。这表明了顶层设计到最后的落地执行之间都会存在鸿沟，顶层设计者不要盲目自信，不要被蒙蔽，要去了解实际情况，实践和理论相统一，不断修正。最著名的就是青苗法（青苗法允许百姓在青黄不接时向政府借粮借款，待秋收后附加一定利息还给政府。官府的利息远低于民间富户的利息，若逢灾年还可免息。如此一来，既可缓贫民之急，又可给国家增加财政收入，可谓两全其美。-青苗法的本意虽好，但执行起来要经过层层官员，必然有不少官员从中谋利，而这一点很难去避免。此外，定会有百姓银子到手后肆意挥霍，若要百姓及时还钱，就需要官吏们监督催促，如此一来，官员们的负担就太重了，长此以往必然要生出别的问题来）。苏轼也不是不愿意变法，只是王安石变法太过激进，苏轼成为保守派，与王安石政见不一致。后面王安石退下来，和苏轼遇见聊天感觉挺好，说明两位其实都有治国救国之心，只是在朝时的立场不一样，本质上都还是好的，能成为朋友。
有一些有意思的知识点：苏洵27岁开始读书，依然能文采斐然；欧阳修和苏洵比苏轼和苏辙大一个辈分，欧阳修是俩苏的老师，仕途的引路人；王安石比欧阳修和苏洵小一些，但是比苏轼要大几岁；苏轼和苏辙名字的由来为：“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辙就是战车的压痕，轼则指战车上的车把手；司马光也不支持王安石新法，辞官归隐十五六年间写出《资治通鉴》；欧阳修属于保守派，不支持王安石新政，归隐田园，才有了《醉翁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