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们的房东江叔家大儿子的婚礼是我有生以来参加过的最盛大，最有气派，最体面的婚礼。
婚宴设在市区一家高档酒店，男女家双方的亲友欢聚一堂，四五百人参加。婚礼上有摄影师两名，有主持婚礼的司仪，伴郎伴娘五对。仲冬季节，伴娘们身着无袖的粉红纱裙，在开有空调的酒店大厅里身子瑟瑟发抖，牙齿格格打颤。
伴郎一律黑色西服，洁白的衬衫上神气十足地打着领结，黑色的皮鞋擦得油光发亮。伴郎伴娘的脸上一路展现出微笑，眼睛里满含着祝福和快乐的光芒。
新郎身着崭新的宝蓝色西装，白色衬衣上别一个深红色领结，胸前别一朵大红花，脸上全程都挂满了志得意满，美梦成真的笑意。眼睛里也是笑眯眯的，眉毛都笑弯了。
新娘身披着洁白的无袖婚纱，脚踩着一双十公分高的红皮鞋，板着一张扑了一层厚粉的白脸，没有一丝笑意，一个浅笑也没有。仿佛这个世界欠她一百万似的。
这几天我们的房东江叔和他老婆黄姨，忙里忙外，不亦乐乎。他们忙着房屋大扫除，在房间墙中央贴喜字，在大门两旁贴对联，选购彩礼，打扮新房，添置新家具，买这买那，好不辛苦，脸上却是乐呵乐呵的，淌着笑意。
婚礼上的房东江叔，做为男方的父亲，不仅没有刻意的打扮，连衣着整洁也算不上，与婚礼的豪华竟有些不搭调。他精瘦精瘦的身体，脸上神采奕奕。上身着一件黑色的不足半成新的夹克衫敞开着，里面是灰褐色的套头旧针线衣，最里面的T恤衫衣领一端露出来，一端埋在针织衫里。
黄姨为了儿子的婚礼倒是特意精心打扮了一番的，一头拉直染黑了的乌黑的头发，毛呢大衣和裙裤也都是暂新的，最配上心满意足的喜感，感觉她整个人都焕然一新了。
婚宴的酒席上也摆满了我见过的最为丰盛的饕餮大餐，这次的酒席上，我吃到了最正宗的粤式菜。在广西吃到的。
大瓷碟里满碟的白切鸭，淡黄的皮，肉质细腻，味道鲜美。脆皮烧鹅，色泽金红，皮脆香甜，桌上的小孩们专挑那一张张拇指大小的让人馋涎欲滴的鹅皮。广式春卷搭配一大碟炸得金黄酥脆的腰果，外表精致，味道棒极了。酸菜鱿鱼，鸽子炖排骨汤，清蒸鲈鱼，卤水猪手皇…都是粤菜里最经典的菜式。
让我这个嗜辣的天天吃湘菜的湖南人大开眼界。大家或咂巴着嘴巴，或鼓着腮帮，或边用手辅助手齿撕肉食，边满口称赞。一个个都吃得肚大腰圆，再也撑不下食物了。
2
我们的房东老江，按理说我应该叫他江叔。他比我爸小一岁，64年生人。他的老婆黄姨比我妈小三岁，68年生人。他们的大儿子比我小三岁。可黄姨经常让我的小孩管她叫阿姨，叫他老公叔叔。
广西人相互之间的称呼让我很是疑惑不解。所以我真不知道如何称呼他们，只能简单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叫他们“老板”，“老板娘”。而我的老公称呼他俩更是简单的“房东”。
我妈或是我婆婆每次从湖南来广西，怀抱我的儿子，指着房东教他叫“爷爷”“奶奶”，女房东听了总是一愣，脸色先是僵硬的，和缓后略有不悦，然后我不得不向我妈和我婆婆解释。
“该让孩子们叫男房东‘叔叔’，女房东‘阿姨’。为什么这么称呼，我也不懂。广西人的称呼和我们湖南不一样，他们把自己的孩子叫‘哥哥’，‘弟弟’，‘姐姐’，‘妹妹’，而不直呼其名。”入乡随俗吧。
我们租江叔（为了顺口，他又和我爸一样大的年纪，我还是这样称呼好）的一楼的房子，包括铺面已经整整九个年头了。
我们的租房是09年正月开租的，位于二级公路旁小镇上。当时房子是平房，江叔夫妇要外出广东打工，打算腾出房子租出去，能得几个钱算几个钱。
“我们的地面铺了地板，不知硫酸会不会腐蚀到，你们要小心爱护呀。”当江叔听我老公说铺面是用来做电瓶买卖的，提出了担忧，并叮嘱我们。
“不会的，不会的，我们有很多同行的铺面铺的是瓷砖！”老公心里发笑，江叔家的地面只是铺了一层薄薄的水泥而已。
“这也叫地板？”江叔走后，老公指着沆洼的水泥地面无不带有讪笑的意味对我说。
租房合同签成后的几个月我们才知道，隔壁有几家的地面是没铺水泥的，所以江叔说他们家铺了地板。
我们的租房这一条线上十几栋原来是镇上的一家钢材厂的厂房。墙面有很多的裂缝，坑坑洼洼的。墙顶的石灰坯有好几处掉下来脸盆大小，露出生锈的钢筋，墙面斑驳。
这几年，斑驳的墙面增添了新的污迹，墙更是被油烟熏得乌七八黑，一层厚厚的烟炱。犹如一个本来就不漂亮的姑娘，在她脸上化了个不得体的妆，姑娘变得更丑了。老板娘黄姨不允许装抽油烟机，没办法，我每天都在油烟里穿梭，徜徉。
我从来不在我们的租房里照相，照出来的照片会让人生出怀疑，是邀宠？撒娇？还是谎话连篇？
“这才是生活的真正面目。”老公在房间里连续拍了好几张灰暗的照片得意地说。
我一把夺过老公手上的手机，照片里的女人一副现代人的装扮站在三四十年代的钉满了报纸的弄堂改做成的厨房里挥动着锅铲傻笑。
“删掉，删掉！发到朋友圈里人家会以为我们过的日子苦不堪言，沦落成乞丐了。”我手指在手机相册里刷刷刷一通猛删。
3
平房是我们租房的第二年底加砌的，房东当时说退房租给我们，我们说砌房对生意不会有大影响，石子、水泥、沙子、砖等从可从屋后上楼，铺面照旧天天开门做生意。第三年交房租时，老公怂恿江叔盖房子就要多盖一层，正好房东两个儿子一个儿子一层房。
江叔苦笑着:“没钱啊！”
第三年，二楼盖好后又加砌了一层，低矮瘦小的平房终于变成高大巍峨的楼房了。楼上没有厕所，第四年，又加砌一间盥洗室。江叔砌房子就像是衣服上打补丁，情非无奈，万不得已时才会补上一块碎布。
江叔的两个儿子在我们租房的头几年，整日溜达，呼朋唤友，是没有赚到什么钱的。江叔和黄姨从广东回来后干过不少的营生。江叔在医院做过保安，在工地干过泥水匠，黄姨在江叔工作的同一家医院当过清洁工，去餐厅做过洗碗工，做过家庭保姆。江叔的儿子在网吧上班，大儿子与朋友合伙开过家私城，他们从事这些行业的时间都未超过一年，嫌辛苦，又不得钱。
研磨豆腐是江叔夫妇经营的最久的一门生意，至今仍从事这行。每天深夜两三点钟，公鸡还未打鸣，唁唁犬吠也消失了，大地一片岑寂时，我们的楼上就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这是起床，磨制豆腐的前奏曲，继而是“哐哐”的声响，那是江叔和黄姨在摆弄并操作制豆腐的机器了。
一开始，我们不习惯这巨大的声响，渐渐的机器磨制豆腐的高歌也就伴随我们流连在甜美的梦乡里。
清晨六点一到，一桌桌水豆腐，一篮篮油豆腐就制成成品装车出门了，方的，圆的，扁的，长方形的，薄的，厚的，应有尽有。
晚上，万家灯火，各家人围坐饭桌前，饭菜清香四溢，热气袅袅，氤氲在全家的欢声笑语中时，江叔端着簸箕回家了，簸箕里有几张盖水豆腐的染成淡黄色的布。
黄姨左手攥着篮子的边缘，右手提着大号红色塑料袋子，袋子里有五分之一袋尚未卖完的油豆腐。她跟在江叔背后，他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了家。
江叔这两年衰老得极快，身形越来越瘦，脸上的褶皱也越发多了起来，薄嘴唇也成了酱紫色。黄姨爱打扮，白了的头发染成殷红色，白头发覆盖了头顶又染得乌黑，打扮归打扮，满脸的憔悴是掩饰不住的。
我们租房后屋做杂屋的门一直都未装。厕所的门自江叔砌第二层楼拆下来后，也没安装门。江叔找来了一大块彩条篷布，用几条长木条钉成了一扇简易遮羞门。几个用大水泥砖垒上去的墙水泥不相连，摇摇晃晃，轻轻用手一推就会掉落，最怕打到人身上。这简易的厕所直到我们租房的第五年，江叔加砌了一间房做卫生间，才停止我们和房东两家共用。
“有空就把厕所的门装好。”每年初，我们交房租的时候，房东江叔总是扬起瘦脸这样承诺。
可到下一年的房租又要交了，江叔也还是没有装厕所门的意思，江叔做事俨如打补巴，我们习惯了，也懒得催 。虽然洗澡时，经常会春光外泄，幸好，这家里没有一个无聊的人。除了我的儿子乐乐，调皮捣蛋时，嘿嘿傻笑，跑到楼梯间偷看我或者他爸洗澡或上厕所，小屁孩，觉得很有趣。
江叔的儿子结婚的前三天，江叔叫来一个安装铝合金门窗的，安装了一扇用角铁和深蓝色铁皮，铝合金管焊接的简易门，水泥砖也盖到楼梯顶了。这回，沾江叔儿子结婚的光，我们的厕所终于有了一扇真正意义上的门。楼梯间也用白石灰粉刷了，我们的店铺墙上的蜘蛛网，三两只飞蛾的尸体，黄姨一并用鸡毛掸子拭去了。
江叔的大儿子结婚的这天，络绎不绝来了许多亲友，两位摄影师全程摄影。厕所换了新门，洁净如新，彩条布门不知被江叔弄到哪里去了，或许当柴一把火添到了煮豆浆的大火炉里了吧。
4
一位穿深黑色西装，戴黑框近视眼镜的中年男子总在我们店门的远处下车。他夹着一个纸质资料袋，开早几年款的银白色丰田卡罗拉，每次都是行色匆匆。
这中年男人是一位在镇农村信用社工作的职员，不错！江叔的房子，我们租用的这栋房子又抵押了，准确地说是一直都处于抵押的状态。江叔的这栋房子是只生金蛋的母鸡，不断地在银行抵押生蛋。我们作为房客，老公几次三番地在信用社职员拿来的那张纸的承租人那一项签上大名。
江叔向银行抵押房子借款是三次还是四次，我也弄不清楚了。犹记得,他们砌第三层楼，农村信用社的那位男职员来过两三次，过了两年，江叔的大儿子与人合伙开家私店，农村信用社那位男职员来过两次，又过了三年，也就是今年，前不久江叔的大儿子成婚，农村信用社的那位男职员又来找老公来签字。
偶然，老公外出修车去了，信用社的那位长年穿深黑西装的职员只得把丰田车掉头，车尾“哧哧”冒出一股烟，一溜儿就跑远了，也不留我们的电话。第二天来，老公去钦州办事，信用社职员又跑一回空。
“你下午四点来吧，那时他回来了。”
我望着这位来去来去匆匆的信用社职员，告诉他什么时候来这位承租人会在家里，不会逮空。
“好的，那我下午来。”信用社职员感激地望望我，说话干脆利落，马不停蹄地开车门起动引擎。
5
去年，江叔的大儿子谈这位与他成婚的女朋友时，已经是二十七岁的大龄男青年了。女孩子自己有一辆鲜红色的雪佛兰车，她每次来江叔家从未逗留一两个小时的，更别说留下过夜了。我每次见到她，她都是严肃的板着的脸，睥睨的目光，一副目空一切的形态。
有一次十岁的侄女怡怡来我们店里玩，刚巧江叔的大儿子带着女朋友一道回家串了一次门。怡怡跑到后屋拽住我的衣角悄悄地跟我说:“姑姑，那女的，跟我一样高。”怡怡边说边用手在头顶比划了一下。
“别乱说，胡乱评价人家是不礼貌的行为。”我轻声训斥着怡怡，心里咯噔了一下，怡怡说的也是实话。怡怡赶紧地用手捂着嘴巴，朝我扮了个鬼脸，走开了。
有一天中午，我闲来无事，黄姨端着空簸箕回家来吃饭。
“老板娘，什么时候喝你儿子的喜酒？”我和黄姨互称“老板娘”，她年龄与我妈差不多大，她让我两岁的儿子称她“阿姨”，弄得我对广西人的称呼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糊里糊涂的叫着，或者干脆没有称呼。有事说事，没事闭嘴。
“那女方说在钦州市里买房了才结婚。”黄姨的脸上掠过一抺苦涩，笑答。
半年后，也就是今年上半年传来江叔的大儿子即将成婚的消息。听黄姨面带欢喜地说，她和江叔的大儿子在钦州贷款买了房，小儿子也到了适婚年龄，小儿子也贷款买了房，她跟我们提出能不能提前交房租，比去年少交两千元。我和老公背地里一商量，没有过多的斟酌就同意了。
善良温厚，勤劳坚忍的房东江叔与他的妻子黄姨夫唱妇随或妇唱夫随相亲相爱，很少斗嘴皮子。黄姨性格急躁，经常在江叔面前指点江山，性格温和的江叔总是嬉笑着满是皱纹的瘦脸听之从之。
江叔的大儿子结婚的前几日，江叔黄姨喜上眉梢，心中畅意。每晚上，黄姨都要扭开音响开关，一首郑源与蒋珊倍合唱的深情悠扬、缠绵悱恻的歌曲《红尘情歌》从二楼飘入我的耳朵，循环往复。黄姨清脆的声音轻轻跟唱着:
“轰轰烈烈的真心相爱过，缠缠绵绵再唱这首歌，滚滚红尘中我为爱情执着，起起落落有你陪着我。”
第二天晚上，我正在弄堂里炒着菜，听见楼上吵闹的声音。一个什么东西被砸碎了，然后传来黄姨抽噎的声音，江叔歇斯底里的吼叫，都是白话，我竖起耳朵也听不明白，唇枪舌剑在半小时后安静下来了。
翌日，黄姨怒气冲冲的脸和缓了些，愠怒犹在，她絮絮叨叨地告诉我昨晚她和江叔吵架的原因。
“我儿子婚礼上的喜糖买少了，我叫他（江叔）姐帮忙再买一些，喜糖都是他姐帮忙用‘百年好合’红色纸袋包好的。他姐，家住在钦州市，家里很有钱的。婚宴也在钦州，很方便的，也就缺了两三百块钱的喜糖。却是一分钟也不能停留，急催着送钱去。两百多块钱，又不是大钱，亲姐姐，还生怕赖账，不给钱。”
难怪，明明上一秒黄姨还在心情舒畅哼唱着“爱情的秋天心碎了，分分合合都是我的错”，下一秒，就因为钱，与江叔大吵了一架。
江叔平时买菜啦，衣着啦都是很拮据的，三块钱一条的鲢鱼提上楼，灰褐色的短袖破了枣大的洞还穿在身上。他虽然没钱，但也不会赖账，他姐多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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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你儿子的婚礼酒席花了多少钱一桌？办得这么好。”有一次老公好奇地问江叔。
“一千二百元一桌，一共三十五桌。女方十五桌，我这边二十桌。”江叔喃喃说道，沉重地呼出一口气。
“很体面！花了不少钱喔！”
“谁说不是呢，有什么办法？”
江叔边说边端着盛油豆腐的簸箕匆忙上了二楼。赚钱，一刻也不能耽搁。
“蓼蓼者莪，非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我把这句刚从报纸上读到的先人的话沙沙沙地抄写在了硬壳笔记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