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离开纷纷扰扰尘世的前两个月，苏轼写下了能够概括自己完整一生的六言诗。也许是经历太多尘世的叨扰，也许是对红尘的一切已经看的很淡，在大限将至时回顾自己起起落落的一生，苏轼已经达到了置身红尘中，无关红尘事的境界。也正是有了这份坦然与从容，当把兴之所至付诸文字时，也就被烙上独特的苏子印记。
与近体诗的五言、七言不同，苏轼的这首诗虽然以四句的形式写就，但每一句只有六个字；从节奏上看，该诗也不同于近体诗二、二、三或二、二、一、二或二、二、二、一和二、二、一或二、一、二的节奏，而是以二、二、二的方式呈现。诗与歌同源，即诗歌多与音乐相搭配用以歌唱的。而为了收到抑扬顿挫的变换效果，一般都采取奇偶相谐的方式。很显然，苏轼的这首诗是不适合歌咏的，因为其平缓的节奏，很难收到一咏三叹的效果。但是，以传统的文学创作理论推定，形式服务于内容，内容决定形式。也就是说，苏轼以六言体的形式抒写是与抒情表意相暗合的。由之，要真正理解苏轼的这首诗只有走进诗歌的内部，与作者的人生际遇相勾连才能实现。从内容上看，苏轼创作此诗是概述平生，不是为了吟咏，而是用以回忆和叹息。正是这样，在声律上缺乏音乐性的六言诗体，恰恰十分合适。
从写作的背景看，该诗是苏轼临终前两个月，当时他游览金山寺，见到李龙眠为他作的画像，感慨万千而写下的：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就内容而言，诗歌前两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是作者对身心现状的描述。用语直白质朴，两个典型的意象——心、身用“木”与“舟”作喻，前面分别用“已灰”和“不系”修饰，生动地写出老之将至、大限即来时的淡定与清醒。作为士子，苏轼始终对生活和人生都怀着积极超脱之心，顺逆穷达的起起落落虽然暂时性地影响心绪，但对生活的艺术家来说，这些仅仅是轻如鸿毛的存在，轻轻抹去后，依然以一种乐观旷达举目远眺。智者多以清醒面对生活与人生，而且能够坦然地面对生死。经历过仕途与人生的起起伏伏的折腾之后，苏轼显然对生命本体及其以外的东西了然于胸，而且洞悉的深刻而通透。正是这样，当放缓急行的步履之后，他开始回望自己一路走来所经历的点点滴滴，开始重新审视自我生命风雨兼程后的真实存在状态：几经贬谪后的苏轼，早年的凌云之志、义愤填膺，都被消磨殆尽，心就像烧成灰的木头，寂静无欲，不为所动。到了晚年，他仍漂泊不定，处于贬谪之中。垂垂老矣之际，还被送到了荒凉之地海南儋州，因此感叹自己就像没有系住的舟，流落各地。结合苏轼的人生，这两句让人读来伤感悲惜。
后两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对自己的总结和评价，也是全诗的精妙之处。从遥远的眉山翻山越岭进入皇城，饱读诗书的年轻苏轼满怀激情地希望能够在那里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可是，怀揣的理想与现实碰撞时，并没有摩擦出绚丽的火花，反而冒出刺鼻的怪味。与王安石政见的相左注定他只能麻烦不断，郁闷频生。由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是生活的常态，而“乌台诗案”的劫难让死里逃生的苏轼更深切地意识到官场的诡谲和人生的不易。置身官场，要么默默无闻，直至终老，这显然不合苏轼的性格；在新旧派系林立的宦海中稍微显露锋芒，各种无形的利刃会从四面八方向你刺来，让人猝不及防。苏轼没有糊涂，也不会装糊涂，这样遭受排挤在所难免。不过，对乐天派的苏轼来说，仕途的顺逆似乎对他造成的伤害不是特别的致命。简单地梳理苏轼在仕途上的挣扎史和对生命参悟成长史可以看出，贬谪前，苏轼在阀州、徐州、密州做过知府。他担任知府时，官职虽大，所作功绩却远不如贬谪期间。苏轼每到贬谪之地，都为当地作了许多实事。他被贬颍州，自己出钱对颍州西湖也进行疏浚筑堤。他到儋州，办学堂，介学风，为海南培养出第一位进士，改变了原本的荒凉之地。平生功业黄、惠、儋三州，因为苏轼知道，为民做实事，才是真功业。所以他在诗中说，自己一生的功业是在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贬谪的地方。《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一直以来，文人对这三者十分重视，苏轼并不在乎了，他对功绩避而不谈，依旧用诙谐的语言调侃自己的遭际，折射出豁然旷达的精神。
林语堂先生认为：“苏东坡比中国其他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厚敦柔’。”在《苏东坡传》一书的序言中林先生是这样评价苏轼的：“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假道学的憎恨着，一个瑜伽术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心肠慈悲的法官，一个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一个月夜的漫步者，一个诗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用林语堂的评价语来观照这首诗，可能会有更多的体会。纵观全诗，苏轼只是豁达地调侃人生吗？显然不是。大智大慧之人，冥冥之中对生命的大限是有感知的。正是这样，写这首诗时，苏轼的心情是复杂的微妙的，他豁达接受了这个结局，失意也罢，坎坷也罢，也不得不罢，但并不意味他就全然放下了一切。心有所向，却不可达，所以心灰。若是完全不在乎，心情又何尝会如此。透过诗歌可以看出，苏轼的豁达，是对现实的妥协，以久惯世路的旷达来取代人生失意的哀愁，完成自我解脱。
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的苏轼走向道家的苏轼，再抵达佛家的苏轼，由凡俗的物质世界走向超拔的精神炼狱场，这种人生的修炼就是一种不断突破自我，走向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同的人跋涉的时间长短不同，其呈现在尘世的生命的姿态也不同。诚如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一文中所说：“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苏东坡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