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的性》这本书里，英国科学家罗宾·贝克对未来人类的性活动、产生后代的方式以及家居模式作了展望。在他的构想里，已经没有婚姻这东西了。因为性欲的解决可以用钱购买，生育的需求可以商品化，而情感需求，也终究会由这个经济社会搭建出一套生意模式来供给。罗宾·贝克绝望地宣称：人将从此进入富足阶段的情感贫困。
可以让众多城市单身病患者松口气的数字是，在这个13亿人口的国家里，中国当前拥有1.8亿的适婚单身人士。1.8亿人，足以建设18个千万级别的国际大都市，也可以独立为一个国家，名为单身合众国。
那个一身孑然的性研究专家波伏娃早有预言：现代生活的状况，比过去更不稳定，更加变化无常，单身男女们享受着经济社会的自由及心灵独立，也丧失了之前进入婚姻的一切社会基础和心理准备。
或许单身潮的本质，其实是两种危机相互共振后的结果：每个人因被迫过度关注自己的商业工具能力，而越发不懂得与自我爱欲如何相处;而外在的社会经济模式不断挤压人的情感发生、维持的可能。
总体来说这是个对情感来说极度不营养的时代。为此一向激进的波伏娃却预言：媒妁之言作为一种最古老的男女相识并进入婚姻的方式，再次被无奈地重新重用。
“相亲”，或许是这个社会，对情感、婚姻危机自我启动的最后的自救。一项调查数据显示，74.6%的人表示，身边有很多人在相亲。其中18.9%的人说，相亲的人“非常多”，55.6%的人觉得“比较多”;仅2.5%的人表示，身边几乎没有人相亲。参与调查的人中，“80后”占51.6%，“70后”占32%。
当男女主角坐到相亲桌上，彼此作为一面镜子，他们反而更加清晰地直面自身的问题，更加清晰地了解异性，了解现代婚姻和家庭的本质所在。对这些孤苦无依的现代男女来说，一方面，相亲是他们稀薄的希望所在，另一方面，相亲又是一场没有胜者的角力、一种社会资源的比拼和较量。而双方在情感、爱欲能力方面的缺失，也因此一展无遗。
在一次次悲喜交集的约会中，他们是浓缩着人生百态的“相亲症候群”。其中种种看上去古怪、尴尬、扭曲的计算和角力，我们是可以把它当做喜剧看，但或许，它更是悲剧。
2005年，薇薇安从东北只身南下深圳。她来深圳的原因只有一个：听说这个城市一年四季都可以穿裙子。而父母想尽法子劝阻她离开家乡的原因也只有一个：薇薇安那年25岁，离28岁，这个东北人潜意识中“老姑娘”的分水岭不到三年。
深圳处处24小时便利店、人人自食其力，如鱼得水，但这样的城市，会分泌出一种类似“单身瘾”的毒，让人无法铁了心安顿下来。相比于薇薇安的东北老家，这里缺乏盘根错节的家庭社交谱系，更让人无法轻易打开内心。在这样的环境中，由亲朋牵线的相亲，便显得稀罕而必要。
经理帮着张罗了薇薇安在深圳的第一次相亲。为了笼络得力下属，她把手上综合分高的人选贡献了出来——一个离异的35岁公务员。离过婚反而是亮点，会疼人、实在。刚刚从泰国自助游回来的薇薇安，还驻留在水清沙幼的异国梦幻中，坐在相亲的餐厅里，猛然间看到一个Polo衫勒出发福肚子的中年人从死水微澜的那头走过来，一时间像时空穿越。双方不欢而散，经理怒其不争：你还处在谈恋爱的阶段，还不知道什么叫婚姻——在她看来，在个人情感进化史上，薇薇安还没有学会直立行走。
巴尔扎克早就说过：“婚姻并不是通过爱情决定的。”甚至，法国人有句老话：正经女人不会去试着了解爱情。薇薇安的闺蜜，同样来自东北的陈凌，比薇薇安小两岁，却想得十分清楚，目标直指不谙世事的理工科技术男——这样的男人适合过日子。陈凌有那种“财务软件”式的精明眼光，男人打她眼前一过，就知道有多大的投资价值。她请朋友把自己的资料放在某通信集团的内部BBS上，以每周三人次以上的速度“面试”那些单身IT工程师。相亲时，她只有两个立竿见影的问题：工号多少?家中人口如何?第一问题是因为该公司工号二万以内的员工基本有原始股份，年度分红可达几十万。家里人口结构则事关将来小家庭的负担，陈凌不想将来有个拖泥带水的小家庭。
不过，最终陈凌并没有选择条件最好、得分最高的那一位。做决定的那个晚上，她把薇薇安叫来，帮着做了一个EXCEL表格，把几个候选人的情况一一列清，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然后根据相貌、家庭、收入等因素，最终给自己定了一位。
那天晚上，陈凌给薇薇安上了一课：如果婚姻是一种契约，那么相亲，就是双方在为这场契约准备文书，制订条款，约定责任和义务，交换备忘录，最终达成一致。所以，所谓相亲，并不是去花前月下，而应该抱着一种合同谈判的心态，既不要想着占别人太多便宜，也要给自己争取一个好价格。
在亚当·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来，“交换”是人类一切社会形态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人作为经济动物的“本能”。而美国社会学家则将这一“交换”概念引入社会学，“相亲不仅反映出人们对生理及婚姻的需求，而且不可避免的也是获取资源的一种手段。”在他看来，这是经济社会中理性化的进一步凸显——从人到整个社会组织。
类似的想法，陈凌像老妈子一样苦口婆心地灌输给薇薇安。薇薇安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开广告公司的东北男人，聊得还不错，陪同一起去的陈凌问起对方的经历，那男人很自豪地说：我离过一次婚，结束上一段婚姻时，我是净身出户，现在在深圳二次创业。陈凌听了冷笑一声：净身出户是一件很傻逼的事情吧?在经济上，你现在还有足够的能力对薇薇安、对你的父母负责吗?一句话就把对方问住了。那顿饭吃得十分尴尬，汤还没上，陈凌就拉着薇薇安头也不回地走了。
薇薇安也试图向陈凌学习，在有保障的技术男中挖掘。大学同学给她介绍了一个在外派非洲的工程师，3个月后见了第一次面，两人一起去逛超市，买了一只电饭锅，回去一起做饭。薇薇安操起闲置了两年多的手艺，做了一顿色香味俱全的晚餐。工程师几乎是感动到流泪告别的，但晚上却发来短信，说身在海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国，一年不过见几次面，怕耽误了薇薇安。薇薇安一晚上失眠，第二天叫来一个快递，把电饭锅寄还给了工程师。
深圳有两个令女人惊心动魄的数字：常住人口平均年龄27岁，男女比例1︰6。而在等待相亲对象的日子里，过了平均年龄的薇薇安深刻体会到这两个数字的杀伤力。各种男人，时间和机遇的手下败将，托性别的福，依然可以趾高气扬地挑三拣四。一次，薇薇安去参加一个女同事的婚礼，168cm身高的女孩，模特的身材天使的面孔，就因为快30岁了，被家里半是威逼半是利诱地嫁给了一个跨国集团的财务总监。新郎身高只到新娘的肩膀处，腆着啤酒肚四处敬酒。薇薇安突然悲从中起，跑到酒店门外大哭了一场。
然而，大部分人看好这场婚姻。结婚前，新郎就把岳父母接到深圳，买了套公寓赡养起来，每月一次安排家庭保健医生上门服务。领了结婚证后，又迅速把新娘调入一家事业单位。在婚礼中的大部分人看来，这是男才女貌的最佳典范，各自的优势都得以正常发挥。
陈凌结婚后，给薇薇安又友情安排了几次相亲会，不是话不投机聊不来，就是没有感觉，如同陌生人拼桌吃饭，大多无疾而终。薇薇安觉得自己就像《征婚启事》的现实版，看着各种各样的男人在眼前表演。唯一一个相处了将近半年的体育老师，虽然离过婚，腿部有当年运动时留下的伤，但他尽一切可能庇护薇薇安。那是薇薇安在深圳5年中最轻松、最有安全感的时光。半年后，因为孩子的原因，体育老师决定和前妻复婚。
那个晚上，薇薇安从市声沸地的华强北走回莲花北住宅小区，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决定回东北老家。进了小区，实在无力的她在小区的秋千架上坐了会儿，突然想起来五年前来深圳的火车上，下铺的一个老先生给她看过面相。老先生说：你面善，这辈子不通算计，所以不要经商，勿讨价还价，宜得过且过。
当时在火车上，意气风发的薇薇安还拿出了自己的CPA会计师资格证书，意图反驳。一直到离开深圳的那一天她才明白：所谓算计，不过是指感情和婚姻中的那些命中注定的得与失。
每次坐在相亲对象面前时，Delta总无法拿定主张。父母朋友同事那些熟悉的脸，会在瞬间涌入脑海，对眼前的这个人发表评论，众口纷纭。最终，相亲对象只得在她的迷茫眼神中怏怏离去。
从澳洲留学回来后，Delta在北京CBD一家外企任职。很早就出国的她，对这几年中国的变化十分不适应，相亲成为一个独特的途径，让她开始熟悉独自生活的这个城市。
她见的第一例相亲对象，是父母的一个十多年没见面的同学的邻居，在国家部委工作。远远见到那个长辈模样的机关干部走进餐厅，Delta就在心里开始埋怨介绍的阿姨。出于礼貌，在聊天熬过了前几道菜的时间，等素菜上来时，相亲对象觉得很满意，称赞她：“英国回来的留学女孩，我也见过几个，水水汤汤的，你不错，有干货!”Delta顿时哭笑不得，不知道是对这位相亲对象的无语，还是对过于生动的北京话。吃完饭，对方提议要么去不远的他家坐坐，要么去附近的上岛咖啡。见Delta有些愕然，他微笑着解释：因为在机关工作，所以饭后总要眯半个小时，上岛的沙发还不错。
还有一位神秘的相亲对象，经常是联系几天，突然就消失几天，音信全无，电话不通，短信不回，过几天又跳出来，跟没事人似的。几次反复，Delta把他归入国家安全局人员，决定远而避之。没想到几天后对方又是一个电话：“周末天气很好，要不要开车去郊区密云水库，爽一把?”Delta能想象电话那头的中年男人，正一边满足地剔牙，一边打这个电话。从此，“爽一把”成为Delta和闺蜜的开心词汇。
不过，在父母长辈那里，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细节，关键是，女孩子应该早点儿把自己嫁出去。在他们看来，那些30多岁的男性表现出的怪癖和缺陷，不过是人生几十年来积重难返的磕碰和污垢，无人能幸免。你指责，只不过因为你还年轻，等你结了婚，再面对饭局中的荤段子就会有免疫力，不应该再脸红。在昆德拉的《生活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特丽莎羞愧于母亲不拉窗帘光着身子在家里走来走去，而母亲却笑话她的无法面对。“人要撒尿、要放屁，这样的想法都不甘心承认吗?”特丽莎脸红了，可母亲还不罢休，“那有什么可怕的呢?”并以一个响屁回答了她自己提出的问题。所有人都笑起来。
特丽莎的母亲之前有9个追求者，而婚后她发现恰恰选中了最无趣、最庸众的那一个。于是，这种庸众就成为她对婚姻的理所当然的理解。对于Delta来说，相亲以及随之而来的婚姻，更像一群早已臣服于生活的人要绑架自己的生活，试图将自己拉入他们一伙。她不甘心，她觉得可怕。
26岁的Delta有理由这么理解，而年过30的Terris就会相对宽容一些。
之前，被称为“极品”的男人Terris也遇过不少。一次，她和一个据说常在家弹钢琴的男人相亲。当天临时加班，对方先绅士地打电话问了她的忌口，并和她在电话中商量着点好了菜，但等到了餐厅一看，那人却是一个矮胖子，一头油腻的头发。顿时就觉得心下凄凉。不过Terris是做记者出身，什么样的场面都能应付过去，就当认识一个朋友。其间对方一直在夸耀公司的待遇如何好，聊到最后，那位先生突然掏出张一百块的钞票，语气诚恳地说：真抱歉加班还让你跑这么远来吃饭，这钱你拿着打车回家，不过记得，一定要把发票给我，我们单位能报销的。
那天晚上回家，Terris向父母大发了一通脾气，觉得这样的相亲真是去自取其辱，但父母和媒人却一致认为没什么，对方说的都是事实啊，这样的女婿才带得出去，面对街坊邻居时也不会掉价。后来，Terris读到马歇尔·摩斯的“交换理论”：促使人们进行社会交换的力量不是来自个体，而是来自社会或群体，它体现了“群体的道德”。她立即想到了自己这几年来经历的相亲，那些令自己最难受的“合理”与“正义”点滴，全都通过长辈意志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明白了这一点，对相亲这样的事情，Terris反而不再像过去一样带着找碴儿的心情。她明白，在相亲这件事上，父母永远在用社会的标准、街坊邻居的标准，甚至是主流社会的成功学标准来评定一个相亲对象。而自己身处夹缝中，唯一可以做到皆大欢喜的方法，就是利用这一次次的相亲机会，见识各种人生是如何走到现在的，从中给自己找到警觉和值得欣赏之处。
现实会一次次挑战人的底限。一次远房的姨父给Terris介绍了一个当消防兵的富二代，刚刚20岁出头，看得出来他的单纯和良好的成长环境，当他听说为了一个医院的门诊号，很多人需要四五点出门排队还等不到时，他只能表示不可思议和同情，以前在家他有私家医生，到了消防队后有队医。为了一盒从老家带来的特产脐橙，他能打一百多块钱的出租车送到Terris楼下，聊两句话，再连夜打车赶回郊区驻地。不过，讲到部队里的升职、派系等内幕时，他又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练达和老到。后来，Terris和他交流过自己的看法，小男孩也反思了自己的生活，并和Terris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Terris发现，无论相亲对象表现得多么无趣、极品，多给别人一点儿表现的机会，也许就能发现对方身上的闪光点，其实是多交一个朋友，多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Terris特别羡慕那些从同学、友邻发展为爱人和伴侣的朋友，他们相互知根知底，而且有过长时间的共同生活经历。相比之下，相亲本来就是一条速成道，两个人错过了共同成长和磨合的年龄段，太容易Say Goodbye，反过来说，也正因为此，才更能锻炼一个人的心态。
一直到现在，Terris仍然在见各种各样的相亲人选。有时候，她也会问自己：工作无可挑剔，生活也算称心如意，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婚姻以及一次次悲喜交集的相亲?然而，在父母和亲朋的“群体的道德”那里，这些疑问都不成立，结婚生子是天经地义的模式，而相亲，也就具有了必然的正义性。
陈明相过一百多次亲。
相亲是一个神奇的化学过程，平时将将入眼的普通人，一旦进入相亲模式，身上的优点和缺点就会被呈倍数级地放大，所有人拿着放大镜和显微镜看来看去，将整个人看得变形，最终获得一个异于寻常的印象。正如社会学家雷蒙·威廉斯的研究结果：相亲的目标和内容体现着社会主流价值观，但相亲的手段往往带着小心翼翼的亚文化特质。
陈明父母住的小区有个女孩，长相和气质很入陈明的眼，几次在小区门口遇到，越看越往心里去。一次开车出去时，陈明就在小区门口指给老妈看，老妈看了惊诧道：她?她比你小10岁!
等中间人介绍陈明和女孩认识后，很多问题迅速曝光，而且被相亲的眼光放大。这其中有年龄的差距，也有生活理念的不同以及兴趣和品位的差距。比如出去逛街，女孩看着某件衣服说真喜欢，但她下车时钱包早扔在车里，陈明会觉得，买件衣服不值一提，特别是买给妻子或家人，但还刚处于相亲的约会阶段，他不喜欢女孩子这种有意或无意的暗示。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会和女孩交流，尽量取得共识——他有些可惜，这些共识不是两人间的默契。这种可惜有时会不自觉地放大，影响陈明对两人关系的判断。
之前陈明体会过这种默契的美妙之处。那个令他心动的女孩，并不是通过相亲而是自己主动争取来的。陈明是电视台的编导，某个下午他去台里借设备出差，突然看到一个女孩在窗口登记还设备，莫名其妙地，他一下就动了心。就像《西雅图不眠夜》中梅格·瑞恩所说的“Magic”，陈明把这叫做“合眼缘”。简单聊了几句后，发现两人都喜欢旅行，对做节目的想法也特别有共鸣，于是就留了电话，从工作自然而然过渡到甜蜜的约会。
这本与相亲无关，不过到了见家长环节时，却遇上了相亲中绝不会发生的事情——女孩父亲觉得陈明事业还不够成功，能给女孩提供的物质条件有限，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女孩和家里闹了几场，最终不得不屈从。那一次的经历，陈明难受了很久才缓过来，不过让他明白了两件事：一、婚姻绝对不只是两个人的事，眼缘固然重要，而双方背后的家庭、社会资源和人脉，都是婚姻的一部分。二、基于双方家庭先行认可的相亲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从那以后，只要是父母家人安排的相亲，他都百依百顺尽可能去参加。在北京的玉渊潭公园，有一个庞大的像陈明父母一样焦急的家长群体，一到周末人山人海，各家父母手中拿着孩子的照片和资料，聊天攀谈。据说还有带着孩子从小学到参加工作所有获奖证书的父母，像摆摊一样，将几十份资料证书一字排开，迎接其他家长的认证。陈明这一代人，家中基本都只有一个孩子，所以相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是两个家族的联姻，家长先熟悉了，就不会再有之前情投意合却卡在父母那里的悲剧。
每周末陈明的父母都会去那里转转，带回来至少两三个女孩的资料和电话，然后陈明就得从下周的出差、拍摄及后期加班的间隙中安排好相亲的时间，一一复命赴约。开始他也有些抗拒，但时间久了他发觉，如果不那么功利性地看重相亲的结果，其实相亲还能带来另外的一些乐趣。
一次约了个北京女孩，电话里一问，那女孩竟然喜欢听评书，这正好也是陈明从小到大的爱好。于是两人约了宣武区文化馆，去听连丽如的《大隋唐》。一见面，陈明心里一顿，觉得还是没眼缘。那女孩也感觉出来了，不过也没关系，那天的评书听得很过瘾，3个小时，一个不错的下午，两人有说有笑地散场出来，然后挥手再见。这样的相亲，平静快乐，倒也没什么尴尬和遗憾。
还有一次正好碰到一个电影爱好者，在电影院里，女孩教陈明如何欣赏电影：要买后三分之一排的票，和影院两边的音箱坐成一个等边三角形……编导出身的陈明乐了，和那女孩争起来：欣赏电影，得看你欣赏的是电影的什么——音响师会听声音，一耳朵就能听出来是八轨加7.1的音响系统，舞美会留意这场景的模型建得如何别具一格，摄像会看这长镜头怎么用的，轨道和长臂是怎么架，灯光又是如何配合的……一席话说得女孩心服口服，从此再有什么大片上线，那女孩会叫上陈明一起看，两人成了电影专属伴侣。
有朋友打趣陈明：别人都在享受家庭和婚姻的快乐，而你是在享受和不同人相亲的快乐。这话听着来者不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如马歇尔·摩斯的“交换理论”所言，相亲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换，那么，这种情感上的享受和丰富，也是交换的一个重要部分，至少是一种带有安慰的补偿。
在玉渊潭公园，陈明父母有时会碰到半年前已经相过亲的女孩父母，双方一聊，各自的孩子都还空着，而且两家都觉得两个孩子应该挺适合的，索性约了再见上一面，看半年后是否能重新碰出点火花。再次见面，基本上可能性不大，但心态会好很多，之前的那些缺点没那么突出了，平时的幽默轻松更容易表现出来，最终往往会成为好朋友。平时无聊时，约出来看场话剧，喝酒聊聊天，感觉挺好。有时在工作中，需要一些社会资源和相关行业的朋友时，这些相亲的朋友还能帮上些小忙，这也是另一重意想不到的收获。
这几年来，陈明花在相亲上的费用不下三五万，虽然屡次不成，身边的发小儿大部分都成了家，有些孩子都能叫叔叔了。在终身大事上，他心里也急，但在相亲这事上，他越来越多尝试以多角度和非功利的态度来对待，交朋友，丰富生活，打发时间，积累社会资源……相亲已经成为陈明生活中重要的内容，这是他之前从未想过的。
有一则笑话：相亲时，正拿不定主意，突然发现对方没看上自己，立即就看上了对方。Akime听说笑得差点儿掉眼泪，她觉得，相亲就是这样的一场角力，你退我进，互不相让，带着人性中隐约的一点儿贱。
Akime是个潮汕女孩，在老家的小镇上，男人基本在外面做着很大的生意，妻子据守着大后方。潮汕人的离婚率很低，但在外面有女人的比例却十分之高。因了这种环境的耳濡目染，Akime很小就认识到自己是个矛盾体——潮汕女孩的保守贤惠和她受的现代教育，一直让她过着近乎于分裂的生活。不过，在Akime看来，这是中国都市里大部分女孩的内心状态。
Akime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相亲经历，不过，第一次的相亲，就让她认清了相亲的“游戏本质”。当时，她正从深圳近乎崩溃的工作压力中渐渐复苏，换个城市来到北京，家里人不放心，父亲就说要给她安排一场相亲。她本没心情，但父亲每天凌晨起来晨跑，回来7点钟就开始给她打电话，一天不间隔，最后她举手投降，答应去见。
男方是香港的潮汕二代，家里生意做得很大，而且和Akime家也有业务来往。男方要了Akime的照片，而且看了Akime的博客，那时她正好在博客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写小说，对方看了十分感兴趣，当即从香港飞过来，央求见Akime一面。
对方住在Westin酒店，两人约在二楼的行政酒廊见面。Akime现在还记得，对方远远从电梯走过来时，她看到第一眼就崩溃了。之前她并没有看过照片，只知道大8岁，而且从小就在英国念完博士才回香港，Akime喜欢这样的ABC，文化差异不大，但又不会有内地男人的小鸡肚肠。却没想到，眼前的这个ABC矮胖，秃顶，犯了Akime仅有的两大忌讳。
出于礼貌Akime还是和对方聊了会儿。很快她就发现，对方也是个矛盾体，一方面他很文艺，希望能带着女友闯世界，另一方面他又恪守潮汕的传统，继承家业，需要女人帮他生孩子料理家事。就在半年前，他和相处了7年的女友分手，因为那女孩一直做他背后的女人，用他的话说，“带不出手”。这男人对Akime十分满意，希望她能立即跟着回香港，而Akime一早就想得很清楚，如果移民香港，5年内必须在香港待满法定的时间，而且不能工作，待在家里，结婚生孩子，但那样，他前女友的悲剧必然会重演。
聊了半天，眼看脱不了身，Akime突然想起来有个远房表妹在广州，广告公司的文员，唯一的兴趣就是每周末搭大巴去香港买点儿小东西。Akime本能地觉得他俩会很合适，于是聊天时越来越频繁地提到这位表妹，等分开时，她成功地让男方开口索要了表妹的电话。
远房表妹并不知道Akime和这个男的相亲过，倒是那个男人中间还时不时打电话来讲两人的情况，觉得女孩很纯洁，要求也不多。半年不到时两个就在香港举办了隆重的婚礼。不过，婚后半年，那男人就去了杭州开设新工厂，而表妹一个人留在香港坐“移民监”。而据亲戚间的八卦，传说是两人性生活不合，所以男人跑了——对于潮汕女人来说，男人跑了就是死罪，作为女人她得不到一点儿同情。
现在回想起来，Akime说她经此一役，彻底看穿了所谓相亲。其中的动摇和流言、利益交换和心术进退，全都纠葛不清，像厨房抹布一样散发着馊味。感情及亲情的相处之道，反而退居最次。
而第二次相亲，则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Akime在北京的生活态度。那是工作中认识的一个事业小成的公司老板，每次约会都开着不同的车，奥迪A8、法拉利小跑、宝马X5……带Akime去试北京的各种风格餐厅和酒吧。Akime很想试着对他做出敬佩崇拜的表情，但她做不来。一次Akime在生理期，痛不欲生，那男人拎着一袋进口水果来看她，给她倒了杯热水，坐在沙发上看着她。Akime正慢慢平静下来，那男人突然问她：我可以抱抱你吗?Akime愣了一下，忍着肚子痛敷衍了一下。没想到那男人得寸进尺：我可以和你那个吗?Akime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过，那个男人竟然当着她的面，开始自慰。
自此，Akime对相亲已经死了心，甚至对男人都差点儿失去希望。后来，她在《第二性》中看到波伏瓦说：“婚姻对于男人和女人，从来都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女人从来不构成一个与男性在平等基础上进行交换和订立契约的等级。”在Akime看来，男女相亲、相恋，某种程度上就是当下这个速食社会的隐喻和象征。男人在工作中、在商场、在他挣扎打拼的社会中吸收了戾气、歧视和变态的信息和氛围后，他会把这一切发泄到女人身上，转嫁入两性关系中。而发生在两个萍水相逢的孤男寡女间的相亲，正是这种发泄和转嫁的最佳入口。
之后，Akime和一对GAY恋人一起合租过，见证过同性恋之间的分分合合及经济纠纷。再后来，她也尝试和一个女孩同居，发生了一段莫名其妙的同性感情，那个女孩最终找到个男朋友离开了她。也有一些男人走进她的生活，但大多无疾而终，没在她心里激起一点涟漪……有一段时间，Akime陷于迷乱和崩溃的边缘，每天早上醒来，她都要定一下神，空腹灌下一大杯咖啡，然后才能确定自己正在入戏的角色。
现在，Akime找到了一个想象中的ABC，内心很干净，很单纯，只是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固执和个性与现实格格不入，她断定他以后的事业不会成功，所以她享受跟他在一起恋爱，但绝不会考虑和他结婚。
Akime的心里很清楚，在这每天数百万人擦肩而过的都市，自己一个人在北京待得越久，越无法做回一个好的结婚对象、好的贤妻良母——除非自己伪装。就算侥幸迈入婚姻的门槛，她也没有把握和信心，这种伪装能坚持多久。从内心里来说，她从相亲、从爱的关系中收获了太多失望，就算相亲、网恋成功，那也很可能只是一次暂停，无法成为安放心灵的最后港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