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当铺村，钢结构的门式拱架顶上镶“当铺窑子”几个红字。同村的宏伟带我去的，他刚大学毕业不久，我们偶然联系上了，两人格外亲切。
“走，去我家转转！”宏伟热情的邀我一起，便欣然前往。我的想象里以为:当铺窑子，应该是从前遍地的当铺，而且是窑洞经营，或者我的匪夷所思的想，那里下面还有不少地窖，说不定还藏有宝藏，因为最初我分不清“窑”和“窖”。
从市里坐公交车，倒车，似乎走了好久。过了门架，下了车，步行穿过小巷，左转、右转走一段路。
宏伟说，这房子是租的，院里住着好几户人家，宏伟家住的比别家多了一个堂屋。宏伟边走边说:“就这么一小间，一个月要多花八十块钱！”宏伟的父亲在家，还猜得出我是谁家的，唤出我的名字来。给我们切了西瓜招呼着吃，就出去了。我们两个漫不经心的聊着。
宏伟也是有段特别人生的，我在读大学那几年听说，他疯了，还去张家口的医院看医生。
“你去张家口医院，是真的吗？”
“别提了，那时候学习紧张，压力大，奔溃了！”“去过哇，……后来没办法上了个专科，还休学一年！”
其实，我是一直不相信村里人们说的关于他的那些故事。从他的嘴里得到求证也便放下了些什么，而那些事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宏伟比我小一岁，上学时候他一直在我的下一届。我是和他的姐姐一个班读过小学。他学习努力上进，我们在读中学同学时就有所耳闻，我不相信他会忧郁，还需要去那专门医院，我自认为也是一个爱学习的人，应该是心心相惜吧。我还记得，他的大名是自己改的，就像村里有名字叫“李明”，接下来的弟弟们就是李二，李三，李四，村里人直呼“二李明，三李明，四李明”——四李明上学后觉得名字太土，不妥，给自己改名:李德胜。
不知不觉，太阳西斜。宏伟送我到了公交站，还特别叮嘱，在哪里下车，倒车。那时候我对这座城市是陌生的，而且是有种敌对心态的——不，应该是我对每座“城市”都是敌对的。
刚去县城读书的时候，城里的孩子说我是农村人，有人还故意欺负你。上学除了学费还要花高价，因为我是农村户口。父亲还不止一次去央求三叔是不是可以把给三叔家妹妹上的城市户口让给我。点正的是，小学的校长是父亲当年的同学，减免了一些，我那时听父亲和母亲聊起来，给我省下来的一些高价费可以抵得上家里冬天卖一头猪的钱了——原来父亲是有学问的人，父亲虽生在农村，却是个伟岸的读书人。内心深处，要体面的做个城市人。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将来我会迷恋乡村，我会有乡愁。还不知道，我所理解的城市，不过人多楼高，却是个情感的瘸子。
公交车一直开，每到一个站广播提示响起，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我有点忧伤的看着窗外，有些怪异的复杂心情——我也会居住在城市，对于生我养我的那个村子割舍不掉，却还又想逃离，多少次一再似乎暗示，我不是农村人，但内心真实的自己却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农村人。就像有些故事你从来不愿意去翻开，却时不时在脑海里展现，提醒你一下。而我不由自主的记得你，经年岁月，留着你的样子。
我仿佛在二十多岁，大学毕业走入社会，就已经死了。所有的记忆和故事都停留在我的乡村，我的读书。城市的模样——让我没有感念，没有深刻，没有了驻足的风景。兴许因为，我从来不是那个体面的的城市人吧。但我分明记得，父亲在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去乡里开出迁移户口的证明，那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儿也是城市户口了！”
包头城郊有个村，宏伟带我去的地方，我像个城市的主人翁:这么远的地方，俨然是另一个世界的市井小镇。鄙夷还没有到站，这广播，这人流，瞬间却将我打回原形。心绪总在不经意流露，去时的路上，和回来的路上，眼前却是不一样的烟火人间。
不屑着自己，悲哀蔓延了整个世界。
当铺窑子还在，我常常路过那里。当年的宏伟不知去了哪里，再杳无音信。他曾是我们村子的骄傲，他好学，村里人定位的好娃娃。代表着那一代人的情怀。淳朴，能干——放下手里的笔，可以下地干活，拔草，放牛，喂马；干完活，拎起书包上学。
我这一个城市的农村人，一手放下一手与世界讲和，且把异乡作故乡。
杨绛先生曾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那我呢？
2018/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