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解释差序格局，那么就不得不牵扯到孔子的礼仁义中的“仁”。“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以“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并解释说“仁”就是“爱人”。求“仁”之本应从最亲近的血缘关系入手，然后由近及远、推而广之。这就是差序格局，从个人出发，如同水纹一样自内而外推出格局的圈子。那么费孝通先生认为，在这样的格局中，是以“己”作为中心的，这是一种自我主义，因为没有“团体”意识的存在，所以不能构成“个人主义”。

      那么，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思想里到底有没有“团体”的存在？

      其实这很难界定。

      儒学自汉代以来就逐渐成为了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那么从儒学的起源即孔子开创儒学的目的看来——春秋时期，社会处于变革转型的阶段，孔子针对社会动荡、礼崩乐坏的现状提出了一系列救国治世的主张。

      从这里可以看到，儒学起初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重建周礼来达到安定天下的目的。

      如果把整个社会看做整体，那么人人就是团体中的个体，所以无论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或是“本立而道生”，看似以“己”为中心，实则是要求世人做好“小我”来达成“大我”，也就是集体。正是因为个人的存在，故而形成团体的意义。而费孝通先生却因为没有所谓的“团体”而否认了“个体”的意义，将之贬为“自我”。而我却是承认“个体”，将更大的范围视为团体，个中理由，因为角度不同，实在难以界定对错。

       不过若是说到“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那么从某一个角度又可以推翻我的看法，这句话是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要学会发现危险及时离开。你可以说，这就是“自我主义”，发现了危险就知道自己躲开，不考虑别人，诸如此类，如此说来倒也不错，但这话原意并没涉及这么多，也就是说，假想不错，但却不符合实际。

    接下来再说说费孝通先生认为的“孔子不能像耶稣一样普爱天下，甚至爱他的仇敌，还要为杀死他的人求上帝的饶恕——这些不是从自我出发的。” 在这里我仅仅针对“普爱天下”和“自我”来进行阐述，因为对耶稣种种事迹的不了解，不敢无根据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而我的观点是“普爱天下”是不现实的、自我满足的空想，或者说，要求一个人做到“普爱天下”，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孔子不能像耶稣一样普爱天下，而这天下本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

       为什么？一定有人会奇怪。

       因为首先，作为一个人，那么就会因各种原因处于一个面与与之相对的对立面之间。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如果选择了一个，那么就无法在另一个中容身，如果要为一方付出爱，那么就必须给与相应的冷淡给另一方。最简单的例子，你会用同样的态度对待你的朋友和敌人吗？如果给他们相同的爱，且不论敌人是否接受，该置朋友于何处呢？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朋友与敌人这两词已经失去了意义，这两者在你心中只是没有定义的、毫无特殊的，人。因而，要做到普爱天下，就要把人当做人，要做到人人无异。这不是人可以做到的，而要做到则不能算是人了，所以我说，普爱天下，只是假象，确实不是以自我中心为出发的，然而也绝不是以团体为出发的。

    要做到普爱天下，我们会联想到“神爱世人”，试想一下，或许也只有神会将每一个个体视作并无不同的物种。无论善恶美丑，人之于神，都是一样。

        这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这样的神，真的爱着世人吗？只要信仰就可以获得救赎，这真的是神恩吗？救一个是救，救一双是救，正因为数量之于神没有意义，人的不同之于神也没有意义，那么所谓的爱又从何而来呢？这不是爱，我无法准确地形容，或许人将之定义为，众生之爱，但正是因为这只是人类希望的，由人的角度出发的，所以一切显得合理而又破绽百出。罪孽深重的人渴望救赎，神救赎了他，不是因为神普爱天下，而是人从自身出发，产生的美好空想。正因为过错不会随着时间消失，那么就要创造一种途径使得过错仿佛消失了，于是有了宗教，有了信仰。有了所谓的“神爱世人”。说白了不过是“世人爱自己”罢了。

         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我同时也不能否认信仰的需要性，信仰从某种程度上是能够约束人的行为的。但是，要约束自己，不一定就要拥有信仰。孔子希望以“礼”规范约束人们的一切言行，也就是懂礼而后自我约束。不需要所谓神的救赎，人亦可以自救。

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