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菲律宾人，为什么我要来台湾工作赚钱呢？”来台北安养院做帮佣的四个菲律宾女性，她们最小的才25岁，刚刚大学毕业的年纪，年长的也有四十多，而且都是大学生。为什么在接受大学教育她们后还需要去到异国他乡做帮佣以养家糊口，建设自己的家，而且所做的工作与她们所学的专业毫无关联，只要你有力气不怕脏不怕累任劳任怨就能胜任这份工作，可就连这样一份工作也需要在中介公司应征很久并交较高的中介费才可能获得。
来到台北，为了认真工作有人连一张家里人的照片都不敢带，只有在紧张的晚上休息时间里才能暂时抛开一天的工作，给远方思念的家人写信聊以慰藉，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有时间去想一想丈夫的模样、儿子女儿的模样。在台北，她们的时间除了工作就是睡觉，所处的空间除了给院里领免费面包的路上就是那五层楼的安养院，等工作契约到期才能满怀期待地打包行李回家，而她们的老板就算在最后一天也会牢牢抓住这些菲佣的时间。
整个契约时间里菲佣们几乎没有一天自己的时间，就像是一座钟，不停地转动。对外面繁华世界的向往和内心的孤寂，只能在半夜安养院门口拖地时看看来往的车子，在领免费面包时看看橙光和城市。即使是这样她们也安于自乐，相互分享家里人带来的思念与欢乐，吃到免费面包就开怀大笑，因为她们心里还有远在异国的家人等着去见去爱。
跟随她们一起回家，看到通过努力工作赚钱而盖起的小房子，一件件新家具搬进新家，好像离内心的梦想更近了一点。可是天花板不是自己喜欢的，女儿还在念书，过了间断期还是继续远赴异国工作。也是在这里，看到了闲赋家中的丈夫们，在妻子一次次契约离家后，有的开始心生猜疑有的开始拿钱去赌去找女人，孩子们也纷纷表示长大后也要出国工作，我不知道这样的外出是否值得成为孩子们的向往，也许他们这样的向往也无法实现。
时间三年三年地过去，有人出国了，有人回家了。看到她们的孩子也都大学毕业，也开始面临和她们的母亲相同的生活困境，像个死循环一样无法解开。有的待在家里母亲出国工作，有的换成了父亲出国工作，有的还在不断应征国外的工作。从玛琳的母亲口中发现，原来这个循环从她母亲那里就开始了，或者说远在母亲的母亲的母亲之前就已经形成。我不知道这样的家庭还有多少，这种局面何时才能解开，这些出国务工的人们何时才能在家工作也能有个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