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网友在看完《隐入尘烟》后，有很多的感叹。我可能在农村呆久了，看过了太多的生死悲凉，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只感觉到了拖沓和沉闷，没有太多的伤感。

但它还是让我想起了在农村生活的那些年，想起了老家荒芜的村落，想起了我那死在洪湖里的，死前还在渔船上剥菱角手指黑漆漆的奶奶。

农村人的生活不易，不管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还是在那个“三农”问题相当突出的年代里，他们无论如何努力，似乎都逃不开悲剧的宿命。

我今天特别想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胡大川。

大川和我都住在郭曹村。姓郭的住最南边，姓曹的住最北边，姓胡的住在中间。这个三姓村子，姓胡的人最多，却叫了郭曹村，这是我小时候最不能理解的事情。

从来农民就是社会的最底层。如果团结起来，还可以共御外敌，抱团取暖。可是，一个村子里有郭胡曹三个姓，如同东汉分了魏蜀吴，必然三国争雄，天然的四分五裂。不同姓，不齐心，郭曹村穷到了极点。

我们家又是村里最穷的，被开除了村籍，取消了吃集体食堂的资格，把我爷爷奶奶赶到了洪湖里面，以捡野鸭蛋，采莲藕野菜为生。

大川哥比我们家好不到哪儿去，因为他爹妈死的很早。他的父亲是个非常勤劳打渔人，长年在长江里下滚钩捕鱼。滚钩是相当残忍的捕鱼方式，一般是在江河的两岸各立一个结实的木桩，把成排的滚钩横拦江河，设于水底，把主纲线系在两岸的木桩上，用于拦截钩捕贴近河底的大鱼，因此，钩子必须贴着水底敷设，以钩体距离水底4-6厘米为好。大鱼沿水底游来，遇到像帘子似的成排粘钩的拦阻，当它掉头摆尾转变方向或企图穿越时，身体碰到了粘钩，锋利的粘钩钩进了鱼体，鱼儿疼痛挣扎，只会皮开肉绽，同时会有被更多的钩子钩住，在劫难逃，只能乖乖受死。

滚钩设下之后，渔人要在岸边看守，一旦有鱼上钩，要立即摘取。为了能及时侦知水底鱼儿是否上钩，要在拴主纲线的木桩附近，再插一根比较细而又有弹性的“消息棍”。“消息棍”"与主纲线相连，"消息棍"的上端拴上报警的响铃。这样，一旦水底有鱼上钩，上钩的鱼儿挣扎摆动，必然拉动主纲线，主纲线拉动"消息棍"，从而摇响警铃。

警铃一响，就得下江取鱼。为了养家糊口，不管风高浪急都要去。大川爹有一次去江里取鱼的时候，船翻了，尸体都没有找着。有人说是遭了报应，被江猪子给吃了。江猪子就是江豚，现在是国家保护动物。那时候的长江里还是有很多大型鱼类和生物的，有成群结队的江豚。科学不发达的年代里，在大自然的面前，人类还是弱势群体。

噩耗传来，大川娘的精神就失常了，疯疯癫癫的满村子跑。有一天，人们就发现她死在村子前面的水塘里。那一个水塘里的水很浅，半大的小孩子都可以站起来。但大川娘就是死了，死在一片淹不死人的水塘里。

不是那个年代才有真爱，是生存艰难，相依为命。

当时有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说什么水鬼子老公来勾魂了之类的，无据可考。总之，大川刚成年，父母就都不在了，三兄弟就这样成了孤儿。

好在那时候还有集体，村上能帮一些忙。因为老大要当家理事，所以村里人就商量着就把老二入赘了周河乡的一户人家，这样不仅解决了婚姻的问题，还可以得到一些物质上的帮助。

大川得以娶妻。媳妇叫腊梅，也是穷人家的孩子。为了活下来，两口子没日没夜的干活，拼了命的挣钱。改革开放后，大川先是帮人开小三轮跑运输，腊梅姐先是在家务农，后来就就去车上卖票。那时候，社会风气非常不好。除了怕交警吃拿卡要，还有城管、运管、稽查，一路上还有扒手和车匪路霸，处处都要陪小心，陪笑脸。老实巴交的两口子，被打磨得圆润而通达。好不容易攒够了钱，先是买了小三轮，然后是一加油就轰黑烟的大三轮，然后是二手小中巴，大中巴。先是跑黑车到镇里，也趁天黑偷偷往县里送人。后来找了些关系，有了固定的线路牌照，也渐渐的有了些钱。

他们是响应党的号召，真正通过勤劳致富的第一批人。两口子走南闯北，见过世面，把人生的第一桶金在小街上买了门面，修起了五层的大楼房。两个儿子也陆续上了大学，眼见日子一天天的好过起来！一场大灾难突然袭来。

大川被查出了癌症。

先是送到了协和医院，在这个被老百姓戏称为“喝血”的医院里，两口子很快就耗尽了一生的积累。腊梅姐悄悄托人卖掉了才建起不久的五层楼房，但卖房得来的30万很快也要用完。大川得知消息后，以死相逼才出了院。在自家的宅基地上弄了个铁皮屋安身。

拼搏了20年，两口子又回到了原点。一穷二白，还一身病痛。

不久，腊梅姐死了。可能是她一生好强，无法面对这个惨痛的结局。也可能是他们恩爱一生，生死相依，无法接受大川先走后的悲伤。总之她选择了先走一步，回村后不久，她就吊死在屋后的一棵树上。

病痛加上心伤，大川不久也走了。

听说癌症晚期是相当痛苦的，有人形容如同百万只蚂蚁钻在骨头里撕咬。我无法想象大川当时在没有医药的情况下，一个人是如何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

我所知道的是，他在死前，让人把剩下的五万元分别寄给了在城市里上大学的两个儿子。

我是在他们去世后的一个月回到村子里，才他们的事情。那时候，油菜花正开得旺盛，阳光下灿烂的黄花围裹着宅基地上的铁皮屋，却异常的阴冷，我不敢进去看。他们的坟地在离欠铁皮屋不远的一片菜花地里，墓碑上的两个人的照片如此的熟悉，却又如此的陌生。熟悉是的是，我无数次的坐过他们两口子的小三轮，大三轮，小中巴，大中巴，一次次的给我免票，一次次的把我送到越来越遥远的城市。陌生的是，他们只大我几岁，却已经深埋在地下，已然在另外一个陌生的世界了。

郭曹村曾经是个人声鼎沸的村子，我和小伙伴们在这儿掏过鸟，摸过鱼，有过很美好的童年。现在全都荒芜了，老人们，中年人和孩子都在慢慢的死去和离开。我几乎每回一次故乡，就能听到熟悉的人死去的消息。他们在土地里爬行，在土地上觅食，从孩童到少年，从中年到老年，象稻谷和野草，生于泥土，又归于泥土，悄无声息。

这些早已渐渐陌生的故人，带走了我很多的美好的回忆，关于童年，关于乡村，而且一去不返。这些活灵活现的人所演绎的一曲曲悲歌，似乎都在反复论证着，作为一个农民无论怎么努力，都逃不脱的，悲惨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