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女收藏家
民国时期的收藏界，有很多著名的收藏家，张伯驹、袁克文、王世襄…这些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她们大多出身名门，不仅身怀数艺，能文能画，受过良好的教育。还有过人的收藏眼光，是古玩收藏与鉴赏的大家。
| 张伯驹背后的女书画家 潘素 |
常有人说，为人不识张伯驹和潘素，跑遍故宫也枉然。
举眼民国，色艺双绝的名妓不少，亦只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唯有潘素一人，凭借才华逆转人生。
潘素原名白琴，出生苏州贵族，其母贤淑聪慧，为她聘请名师，促其工女红、习音律、学绘画。
十三岁时潘母病逝，继母王氏心胸狭隘，见她出落得如花似玉，将她卖到上海的妓院。在那里，她别号潘妃。因通晓音律、擅作画，她嫣然“活色生香”的代名词。
烟花柳巷里，潘妃初遇张伯驹，两人一见钟情，几经辗转终成眷侣。那一年，潘素20岁，张伯驹37岁。
婚后，张伯驹发现她的绘画天分，不仅大加赞赏，更是着力栽培。先后拜师朱德普、汪孟舒、夏仁虎，甚至将家中收藏的诸多名家真迹，拿出来供她学习揣摩。
而潘素则倾尽所有，支持丈夫收藏。有一次，张伯驹看上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两人商量许久未果，张伯驹索性躺倒在地，任她怎么拉、怎么哄，就是不起来。束手无策的潘素，只好变卖心爱的细软首饰，换了买画钱。
为了不使国宝流失海外，二人几乎倾家荡产。潘素卖掉了珠宝，买回西晋陆机《平复帖》。张伯驹卖掉了老宅，买回隋代展子虔《游春图》。甚至在自己被绑架时，也坚决不愿卖藏品保命。
后来，张伯驹被划为“右派”，家中藏物尽数被抄，两人挤在不足十平米的小屋，不得不为生计发愁。但潘素从未有过半句怨言，只要能和丈夫在一起，粗茶淡饭也知足。
这样的两个人，相互成全，彼此成就。张伯驹曾称人生有四大爱好：爱文物、爱女人、爱吃喝、爱读书。遇到潘素后，就只剩下爱文物了。
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将自己用毕生心血，珍藏的诸多稀世名迹，全部留给潘素。而潘素又将这些国之瑰宝，尽数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青花中淡去的民国女藏家 陈萍|
事实上，民国时代的上海，称得上古玩收藏家的女性屈指可数，陈萍当算一个。
在外人看来，任重而道远的收藏事业，到她这只是为了“好玩”。买一件瓷器，就像买一件衣服，一瓶香水那样寻常。“同一花色会买很多，都是一扎一扎的买，当时不当一回事的，现在都以为是名瓷，不得了！”
年轻时的陈萍光彩照人，她的人生里包含了门第、财富、美貌和罗曼史…见过她照片的人说，那种浓纤美貌、风情万种，怕只能留在昔日民国的上海滩了。
作为旧上海典型的“名媛”，除了爱玩牌、购物、旅游，她还热衷收藏古玩、瓷器、唐三彩、玉件、以及书画。对于值得收藏的美物，一掷千金她也从不在意。
到了1965年，陈萍要随丈夫去香港定居，而她的收藏像石头一样重，既搬不走又不敢放家里，经过深思熟虑后，她决定将百余件瓷器，都捐给上海博物馆。
这些捐赠的瓷器，有父亲和丈夫的收藏，也有不少是她自己买回来的。作为上博三位最大宗的瓷器捐赠者之一，她的藏品构成了上博建馆之初青花瓷器的基础。这百余件青花瓷从选料、制样、画器、题款，可谓无一不精，件件顶尖，各个珍贵。
通览陈萍收藏，均为明代早期青花御瓷之卓越代表，以明代宣德青花为主，也有永乐、成化等。其中一件宣德青花大盘，被认为是宣德时期御窑厂，工艺水平高绝的代表作品之一。
这类大盘由于尺寸过大，极难成型，故存世极少。在存世的同类器物中，能如此盘之大、之精、之妙者，当属凤毛菱角，由此可见陈萍之收藏眼光不俗。
捐赠后的几十年间，陈萍曾回到上海博物馆。由于很多展品没有注明来源或捐赠者，她只觉得好几件青花瓷都很眼熟，但不敢认。不过在她看来，想要收藏的东西一定要得到，再好的东西，一旦不是我的了，就不要再去想它了。
| 数次捐赠国藏的女收藏家 潘达于|
看过《国家宝藏》的朋友，一定对她的故事印象深刻，她一介女流凭一己之力，带着两尊“重型国器”躲过侵略、逃过战乱，最终为它们找了个好归宿。
潘达于原名丁达于，18岁嫁给潘承镜为妻，但过了3个月，她的丈夫就去世了。作为嗣祖父潘祖荫、祖父潘祖年的孙媳妇，继承了潘氏家族的收藏，主要来自潘祖荫、潘祖年兄弟。
潘氏家族是一个收藏世家，为苏州彭、宋、潘、韩四大望族之一。潘祖荫是我国著名的收藏家、刻书家、金石文字学家，收藏金石图书之富，甲于天下，许多重要的文物典籍都在他手中，成为潘氏的家藏之物。
潘氏家族的文物收藏，如果从乾隆时期的潘冕算起，到潘达于这一代，一共延续了近200年的收藏累积时间，经历了六七代人的努力，才形成了如此规模。到了潘达于这一代，继续处于收藏的高峰状态。
年仅20岁的潘达于，自担任保护文物的重任起，便延续了祖辈的做法，将收藏大鼎和其他贵重藏品，统统锁进屋子。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苏州危在旦夕，为了不使潘家几代人的心血，落入日军的魔爪之中。潘达于找来两个可靠的木匠，连夜把大盂鼎、大克鼎等重要物件埋藏在地下，亦将宋、元、明、清书画等装了30余箱藏进夹壁。这才躲过了战乱，得以保存。
到了1951年，潘达于认识到，单凭她一家人的力量，根本无力保护好这些文物。于是决定将大克鼎、大盂鼎捐赠国家。
之后又陆续捐出大量藏品，1956年捐赠99件字画，1957年捐赠150件字画等，南京、上海博物馆皆接受了，潘达于为数不菲的祖传文物藏品，仅1959年、1961年两次捐赠即达163件之多。
当人们在观赏一批批藏品的时，是否会想起这些藏品背后的守护者？他们曾为保护、收藏、研究这些藏品，而付出一切。
|奉文堂主人 陈淑贞|
朱淑真临终前对好友说：“此生无憾，我曾有辉煌财富，我的手摸过无数珍宝，我的眼鉴赏过艺术的极美。”
作为香港知名藏家，陈淑贞行事尤为低调。而说起她的收藏，可谓是极具特色。从近现代书画到青铜器，高古陶瓷、文房杂项，且品位不凡。其中广受关注的，还是中国瓷器的收藏。
与中国瓷器结缘，还得从小时候说起。那时每逢过年过节，她都会跟姐姐去探望外公外婆，而正堂上放的一只青色大圆盘，总是让她眼前一亮。
外公告诉她，这是明末龙泉清幽水仙盘，至今已400多年的历史。此后，她对中国陶瓷，有了一种特别的情愫。不仅如此，与童年有关的竹椅、竹雕，也在她的收藏之列。
出于古董生意需要，她收藏青铜器超过三十年，只要看到有价值的藏品就收入囊中，而从器物体型来看，多是以小型物件为主。
靠着风格不一的藏品，她一手创办了奉文堂。之后又加入东方陶瓷学会，以第一位女性收藏家的身份，成为第一届求知雅集的会员，连佳士得都为她办专场。
而她的收藏家丈夫何安达，则一手创办了思源堂。与陈淑贞喜欢收藏小型器物不同，何安达喜欢收藏稍大的铜器，二人收藏独立、各领风骚。
虽然在收藏上偏爱不同，但在生活中他们相爱相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陈淑贞心里最珍贵的，不是奉文堂的藏品，而是她拥有的爱。
这些民国女收藏家，曾经历时代的变革，于乱世中守住本心，用一腔深情拥抱艺术，将历史留存的器物，保存至今，永久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