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常常意味着精神上的自由，而肉体依然摆脱不了解放前的被奴役状态。至少，要先为物质独立而付出行动。在真正的自由来临之前，永远有很长的路要走。

迫于生计的日子太难受了，周末的时候总忍不住和损友去三里屯的酒吧点杯加冰的白开水商业互吹，美其名曰这叫做养生。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南部黑人的养生方法是唱歌和跳舞。就这样，他们发扬了他们先前的部落民歌，形成了布鲁斯这一新的音乐形式。只消一个晚上，来自克利夫兰的DJAlan Freed便通过广播将这种音乐传进了每个美国青少年的耳朵里。

二战期间，美国凭借向其它参战国倒卖武器和物资，迅速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在美国老一辈人看来，这一繁荣景象简直为美国梦铺平了道路。只需要你足够努力——奋斗来一辆象征工业文明的汽车，通往美国梦的路上驾照都可以省去。

这时美国的青少年按捺不住了，拒绝了父辈为他们安排的道路，甩门进屋听广播的同时还不忘嘲笑一下老人家的美国梦。他们一刻也不停地听着广播，以期找到一片能够摆脱现状的净土。所以在听到Alan Freed放的布鲁斯之后，他们迅速接纳了这种一听就让人想扭屁股的音乐。

什么飞车摇滚啊、冲浪摇滚啊，一时间全火了起来。年轻人们并没有为这种音乐赋予多少内涵，反而把这种音乐的路子越玩越窄。像达到沸点的白水，熄火之后总免不了变凉。也就是在60年代，布鲁斯在美国渐渐走向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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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漂洋过海来到英国后，英国年轻人进行了一种全新的操作，他们把布鲁斯玩成了一种节拍音乐。披头士乐队接过了这根接力棒，每场演唱会下面总有迷弟和迷妹们止不住的欢呼声。

于是，红得发紫的披头士乐队反过来带着他们的节拍音乐想撬开美国市场。

可这时的美国，早已不是那个一心想逃离安稳现实的野孩子。越战看似永无休止，激起了年轻人的反战情绪，自诩为“有良知的反对者”的嬉皮士散播着关于新文化的教义。马丁路德金高喊着“我有一个梦想”，年轻的群体受到了鼓舞：我有一个梦想，可到底是什么呢？约翰肯尼迪遇刺，人类登陆月球，赫鲁晓夫扬言要消灭美国……这光怪陆离的世界，人们打算以叛逆的精神、戏谑的态度与现实一杠到底。

此时美国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谣复兴运动。现代民谣在布鲁斯流亡海外的时间里悄悄占据了人心，多被年轻人当做反文化、反战、抗议运动的武器，其中又以鲍勃·迪伦为先锋。

这个时候，民谣被赋予的含义是高贵的、伟大的，而以披头士为代表的节拍音乐则是偶像的、低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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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我国台湾受到了美国民谣复兴运动的影响，这份批判的反抗精神一开始在台湾得到了很好的继承。而当90年代民谣跨过台湾海峡来到大陆的时候，民谣的反抗精神已很难再寻觅。

社会文化环境的巨大变迁决定了民谣在我国的发展，注定要抛弃西方以及台湾民谣的精神气质。剥离批判意识内核，仅借重其形式的民谣成为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文化选择和谋划对象，不免沦为流行歌曲商业化的早期尝试。

90年代的大陆，在困顿之后做了将近十年的准备，似乎在面对任何问题时都能上演一出空城计。往后的日子里也是同样的情况，大老师宣布放弃摇滚的时候说的很明白——摇滚乐最重要的是要表现三个事情，即怀疑、批判和姑娘；而现在的情况很难在流行文化中表现愤怒，但摇滚乐最重要的就是愤怒，然后现在做不了。

民谣又何尝不是呢？

历史交接的时候谁都没有错，我们永远也不能不分情况地去指责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六十年代初生于美国的现代民谣，人们以一种娱乐的精神来怀疑，手段强硬、毫不顾忌；九十年代舶来我国并繁衍至今的民谣，人们以一种怀疑的精神来娱乐，只是手段温柔了一些，以便迎合装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