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
倪宽，千乘人也。治《尚书》，事欧阳生。---《汉书倪宽传》
倪宽是西汉时的千乘郡(即今天的广饶)人，做过汉武帝时期的御史大夫，三公之一。他比较有名的事情，一是传承《尚书》，二是主持修订农历的最初版本《太初历》。
我们就先从《尚书》开始讲起。史籍记载：孔子删上古史书为百篇，曰《尚书》，秦朝焚书坑儒时焚毁。西汉初年秦朝时的博士伏生（西汉济南人，今邹平一带）献《尚书》二十八篇，据说他是凭记忆用西汉时通行的隶书记下来的，故称为《今文尚书》，这个版本仅为孔子所传版本的四分之一；汉武帝时，孔子的十一世孙孔安国献孔府藏壁《尚书》四十四篇，这个版本是用古文写的，故称《古文尚书》。《汉书》里记载：这个版本的发现，源于西汉的宗亲鲁共王要扩建宅院，嫌宅基地不够大，就把隔壁孔子的故宅给强拆了，从拆坏的墙壁中发现了《尚书》。一个干坏事的人无意中干了一件好事！
到西晋永嘉之乱时，《今古文尚书》皆失。东晋初梅赜献《孔传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冒称是孔安国的本子，但经过后世考证，里面多有伪作。清代的孔星衍重新厘定为二十九篇，去伪存真，基本恢复汉《尚书》之面貌。
2008年，清华大学得战国竹简2388枚，内有《尚书》。《古文尚书》之部分真正面貌得以逐步重现。
以上是《尚书》的前尘往事。
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今文尚书》取得了正统地位。当时传《今文尚书》的有三家，一是欧阳家，伏生传给张生和欧阳生（名和伯）。欧阳生是倪宽的老乡，也是广饶人。再传倪宽，倪宽又传给欧阳生的儿子欧阳世，一直传到欧阳家的第八世、东汉初年的欧阳歙。欧阳歙因传《尚书》显名，官至大司徒、三公之首。其他的两家分别是大夏侯家和小夏侯家，我们就不再赘述了。西汉时官方认定的正统学派，就是欧阳家。欧阳家一共八代传承《尚书》，世代博士，史称“欧阳八博士”。今广饶县城西南有欧阳八博士墓。
带经而锄
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时行赁作，带经而锄，休息辄读诵，其精如此。---《汉书倪宽传》
倪宽在史籍上的记载很少，关于他幼年的事情已不可考，民间有一些传说，但多带些神幻色彩，我们本着可以不说、但不能乱说的原则，就不说了。
根据史料的记载：倪宽年少时勤奋好学，得到了西汉著名学者、《今文尚书》“欧阳学”的开创者欧阳生的身传亲授，被当时的郡国选诣为博士。
关于西汉的博士，我们简单说一说。西汉初年的时候，延续秦朝的制度，以吏为师。政府官员的来源，一是宗亲功臣、一是郎官与吏，没有多少学者。汉武帝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后来又设博士弟子员，一开始额定五十人，由各个郡国选送。之后汉朝官员的来源逐渐转移到了学习儒家经典的学者群体。按照当时倪宽的年纪，他最初应该是博士弟子员，而不是博士。当然后来学问大了，也成了博士了。
倪宽进入太学后，因家中贫穷，他就在学校伙房帮助做饭，还时常被人家雇用做短工。每当下地干活的时候，他总是把经书挂在锄把上，休息时就认真诵读，细心研究。这就是至今为人们传颂的“带经而锄”的故事。后来倪宽又受业于孔子后裔、西汉经学博士孔安国。倪宽在经学、特别是《尚书》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经历了秦朝的焚书坑儒，文化断层，在汉武帝时迎来了文化的复兴。倪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奏疏以闻
上宽所作奏，即时得可...汤由是乡学，以宽为奏谳掾，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及汤为御史大夫，以宽为掾，举侍御史。见上，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擢为中大夫，迁左内史。---《汉书倪宽传》
汉武帝时擢用官员，一般从博士及博士弟子员中选拔，因为汉武帝力图改革用人制度，从原来用武人、墨吏转向为用学者。这些被从全国范围内选上来的学者自然已经进了候选人行列。但是真正要委派官职的时候，还是要经过射策，即答辩考试，出一个关于治国理政策略的题目，看看候选人有什么好思路。
后来，倪宽通过射策，做了掌握礼乐制度的“掌故”，大概相当于教育部的科长。不久后，又调到了廷尉府，做了“廷尉文学卒史”，就是廷尉的文字秘书。廷尉是九卿之一，掌管刑法，类似于今天的公检法，是正部级。
这时，张汤为廷尉，主管刑狱。张汤刑法残酷，是个历史上有名的酷吏。汉武帝重用张汤这样的酷吏，要从当时的社会环境谈起。西汉初年，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好处是随便干，只要能对发展经济有好处就行；坏处是没有了道德的底线，只要能挣到钱，哪怕坑蒙拐骗、敲诈勒索都行。百姓的价值观也出了很大的问题：有钱便是能人，不管咋弄来的，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两股大势力：一是巨贾，就是非法的商人；一是任侠，就是黑社会。这两股势力相当强大，已经能够左右地方和中央的政治了，所以汉武帝下决心铲除这两股势力。对付他们，不用酷吏是不行的。
张汤是个大老粗，他所用的人，都是些善于施用严法酷刑的人，拿刀行，拿笔不行。倪宽为人温良清廉，擅长文学，不善于动武，所以，在廷尉府以不熟悉刑律为名，不被重用，被派到北地管理畜牧数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但是他在北地郡搞畜牧搞得很好。汉武帝时，要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匈奴是骑兵，对付匈奴，西汉也得有骑兵，所以马匹就成为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类似于今天的坦克。当时的北地郡在长安北边，处于黄河几字形大拐弯的河南，是块水草丰茂之地。原来这块河南之地被匈奴占着，元朔二年，大将卫青打下了河南之地，筑建城池，立朔方郡，修缮蒙恬时候建的边塞，因河为固。从内地迁徙十万余百姓于朔方郡。从此以后，长安北边安定了下来，没有了烽火之警。倪宽在北地郡发挥了他的才能，奖惩结合，发动群众，牛马大为蕃息。
倪宽在回廷尉府送汇报材料（畜薄）时，正好廷尉府有疑案未决，几次奏报，都被汉武帝驳回。主办奏报的人很是恐慌，不知如何是好。倪宽知道了，便为他重新写了奏章。写完后，读给大家听，都很佩服。有人将这件事告诉了张汤，张汤大为惊疑，便亲自召见倪宽谈话，非常惊奇他的才能。
倪宽写的奏章送上去后，立刻得到汉武帝的批复。第二天，张汤见到汉武帝，汉武帝问：“这次的奏章不是一般俗吏所能写出来的，是谁的手笔？”张汤说：“是倪宽所写。”汉武帝说：“我早就听说过这个人。”于是张汤提拔倪宽为奏谳掾（专门起草奏章的秘书官），相当于办公厅主任。倪宽在廷尉府，说服张汤和廷尉府官吏，学习经学，按照《尚书》中《尧典》、《舜典》的教义来治理狱讼，成绩卓著，非常被张汤重用。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张汤做了御史大夫，推荐倪宽为侍御史，掌握纠察举荐官吏之权。汉武帝召见倪宽，让他讲论“经学”。倪宽引经据典，把《尚书》中的《尧典》《舜典》讲得非常精辟、透彻。汉武帝大悦，提升他为中大夫，专管朝廷议论之事。
理政治民
宽既治民，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人心；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宽表奏开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收租税，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以故租多不入。后有军发，左内史以负租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繦属不绝，课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宽。 ---《汉书倪宽传》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倪宽迁升为“左内史”之职。当时京城有两个行政长官：左右内史，左内史是半个京城的行政长官，相当于副市长，负责治理京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民政。倪宽在任期间，以儒家道德教化民众，采取措施奖励农业、缓刑罚，重新清理狱讼，选用仁厚之士，体察民情，做事讲究事实求是，不务虚名。因此，深得关中地区民众拥戴。关中地区，秦时修建了郑国渠，两岸农民深得灌溉之利，土地肥沃，田赋是第一等的，是汉朝赋税的重要来源之一。倪宽了解到，郑国渠上游南岸之田仍然十年九旱。汉朝初年，这里“百亩之收，不过百石”，仍有一部分人民衣食不足。倪宽首倡开凿六辅渠。得到汉武帝的同意后，倪宽征发民工，在郑国渠上修筑了六条渠道，史称“六辅渠”，使两岸高卯之地得到灌溉，原来的郑国渠发挥了更大的效益。
为了做到避免纠纷、合理用水、上下游兼顾，又制定和颁布了《水令》，使人民按令用水，上下相安。很快使关中地区出现农业丰收，经济繁荣的局面。倪宽关心民间疾苦，收租税时，对一些丰歉不同的地区和农户进行适当调整，对一些贫弱户和因故不能及时缴纳的可以延缓和减免，因而赋税征收速度较慢。后来，因军务用粮紧急，朝廷令左内史征收赋税。于是，大家户赶牛套车，小户担挑背负，交粮路上人车连绵不绝。结果，赋税任务不但没有落后，反而成为完成最快最好的。汉武帝愈加惊奇倪宽的才能。
主司封禅
及议欲放古巡狩封禅之事，诸儒对者五十余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马相如病死，有遗书，颂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书，以问宽...既成，将用事，拜宽为御史大夫，从东封泰山，还登明堂。---《汉书倪宽传》
汉武大帝要封禅，召集国家社科院的专家们开会讨论封禅大典的仪式，专家们开了好几年的会，除了申请科研经费和评定职称级别时比较积极，啥玩意也没搞出来，理由是没有经验和文献可参考。大帝不开心，找来副部级干部、长安副市长广饶人倪宽。倪宽说：皇帝要封禅，自己说了算！大帝很开心，自己制定了大典礼仪，高高兴兴封禅去了。封禅回来，立马提拔倪宽做了正国级常委、三公之一御史大夫。
所以说：专家不一定可靠，开会不一定奏效；干部要破老俗套，领导才能决策妙；关键事务看时效，破旧立新很重要！
修《太初历》
后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汉兴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诏宽与迁等共定汉《太初历》。---《汉书倪宽传》
汉朝初年，方纲大纪都是初创。历法还是沿用秦朝颁定的《颛顼历》，其朔晦月建、弦望满亏多有差错。
《颛顼历》是我国古六历之一，是一种古四分历。“颛顼历”在周末已经制定， 秦统一后颁行全国，以十月为岁首。自秦始皇二十六年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共行117年。
汉初使用从十月朔日开始的历日制度，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显然渐觉这种政治年度和人们习惯通用的春夏秋冬不合。同时汉初以后，人们对于天象观测和天文知识，确有些进步，这为修改历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元封六年，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建议汉武帝修改历法，“宜改正朔”。汉武帝接受建议，诏令倪宽主持修改历法事宜。倪宽召集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二十余人，又加上方士邓平、落下闳等人共同推算制定出了新的历法，即汉朝的《太初历》。
汉武帝元封七年五月，改年号为太初（即为太初元年），并颁布实施这套《汉历》，后人以此颁布年号称呼此历为《太初历》。西汉末，刘歆把《太初历》改称《三统历》，后人也常用《三统历》这个名称；实际《太初历》以改元而得名，而《三统历》是以法数而得名。
《太初历》相比《颛顼历》之进步，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太初历》经过精密测定的历元为太初元年冬至朔旦甲子日夜半，它纠正了《颛顼历》的累积误差。
其二，《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更加科学地反映农业季节，因此后世改历，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太初历》十九年置七闰，第一次把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并以没有中气之月为闰月，使历书与农时季节更为适应。
其四，《太初历》推出了一百三十五个月有二十二次交食周期的规律。
二十四节气，是古人依据黄道面划分制定，反映了太阳对地球产生的影响，属太阳历范畴。二十四节气表达了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独特的时间观念。二十四节气既是历代官府颁布的时间准绳，也是指导农业生产的指南针，日常生活中人们预知冷暖雪雨的指南针。
二十四节气是指干支历法中表示季节变迁的24个特定节令，最初是以北斗七星斗柄顶端的指向确定。它表示了地球在轨道上运行的二十四个不同的位置，刻划出一年中气候变化的规律。地球绕太阳旋转视运动一周为360度，分成24等份（最开始的时候是分成12等份），每份15度(大约半月时间)就有一个节气。
2016年11月30日，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太初历》是我国第一部具有较完整文献资料纪载的古代历法。它同时考虑到太阳视运动和月亮圆缺变化规律，采用回归年和朔望月平均值为基本周期，属阴阳合历，继承了中国古代阴阳合历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并且采用夏正--以寅月为岁首，与春种、夏忙、秋收、冬闲的农耕节奏合拍，对指导农业及畜牧业生产生活带来极大方便。太初历还以无中气(二十四节气中位于偶数者，即冬至、大寒、惊蛰、春分、清明、小满、夏至、大署、处署、秋分、霜降和小雪)之月为闰月，比此前的年终置闰法更为合理。
《太初历》正式启用于公元前104年，比古罗马《儒略历》早了58年。元初实施的《授时历》也比《格里高利历》（1582年）早了300多年。无论是天文精度，还是辅助农业生产的二十四节气，都领先于西方。《太初历》共使用了188年。
归葬千乘
宽为御史大夫，以称意任职，故久无有所匡谏于上，官属易之。居位九岁，以官卒。---《汉书倪宽传》
倪宽做御史大夫在位九年，于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病逝，归葬原籍千乘（今山东广饶县）。他的著作有《倪宽》九篇，《倪宽赋》二篇，《封禅颂》等，均已遗失。
倪宽墓位于广饶县乐安街道田王村南约500米，南与“冢头欧阳墓群”相望。该墓为砖石结构，现有封土高约3米，直径约40米，占地面积1200多平方米。过去墓地古木参天、景色幽静，旧志列为广饶八大景之一，有“倪冢秋烟”之喻。倪宽墓葬于1976年10月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